青岛这些富豪发家史揭秘
10月10日，2019胡润百富榜发布，青岛共有14人上榜，在整个山东仅位于烟台之后，排名第2。青岛的首富是来自中融新大的王清涛，他的财富达到了300亿元。
14人中，共有5人来自中融新大，中融新大也借此蝉联了青岛上榜人数最多的企业。 这五人分别是王清涛（300亿）、张亿贵（39亿）、孙杨（21亿）、郭岩（20亿）以及张令玉（20亿）。较去年的6人，减少1人。其中，孙杨和张令玉均是首次入围榜单。
中融新大是国内规模较大的焦化类企业，其独立焦化产能目前全国排名第二，山东省内排名第一，是山东省政府确立的焦化行业产业整合的主体。近年来，公司致力于转型发展金融业。
除来自中融新大的其他上榜人，分别来自于德翔（特锐德电器，43亿）、韩汇如（东方铁塔，37亿）、王爱国、徐波夫妇（国恩股份，34亿）、葛尧伦家族（海利尔，26亿）、梁福东（华仁药业、24亿）、黄炳亮家族（新希望，22亿）、孙刚家族（海联金汇，21亿）、曾繁忆（鼎信通讯，21亿）以及张效成、曲善珊夫妇（新希望，21亿）。
其中，来自新希望的黄炳亮家族以及张效成、曲善珊夫妇均是首次入围榜单。而来自鼎信通讯的王建华此次则离开了百富榜。
青岛这14人上榜
青岛首富：中融新大王清涛
王清涛1962年于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在1980年入伍。在退伍后开始从事煤炭经营业务，成立了中兴物资经销处，很快就掘到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桶金。积累资金后成立了邹平铁雄焦化有限公司，经过不断的发展2004年4月就成功投产，一直成功发展至今。
主要成就
200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4年8月，王清涛荣获“2014年中国能源物流十大影响力人物”称号。
2015年，入选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
2017年4月，当选青岛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从退伍军人到青岛首富
王清涛，中融新大集团董事长。出生于山东邹平的他曾经当过兵，下海之后，在煤炭、焦化行业摸爬滚打，崛起为焦化大王。这几年来，王清涛又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如今已是青岛首富。
做煤炭赚到第一桶金
王清涛是山东邹平人，1962年生。跟山东很多家庭一样，王清涛也生于一个大家族，“以前当村长，我兄弟姐妹五个，同辈兄弟二十多个，谁犯事收拾他。”如今头发已略显斑白的王清涛，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故事语速极快。除了手下的上万名员工和数百亿元财富，一口地道山东话的王清涛看起来和其他山东大汉并没有什么区别。
身高一米九的王清涛个性直爽，对来客以兄弟相称，喝酒干脆利落。高中毕业后，王清涛进入济南军区当了三年步兵，然后去了邹平县物资局工作。之后，他成立中兴物资经销处从事煤炭经销，掘到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桶金。
魏桥集团的老板张士平，凭借数百亿元财富常年位居山东首富。王清涛最初的煤炭生意就得到了魏桥的帮助。
2003年6月，王清涛成立邹平齐明铁雄焦化有限公司，公司新上的焦炭项目，成为滨州市计委批复的邹平县工业企业重点立项工程。以此为基础，王清涛建起了后来成为山东乃至全国最大的焦化企业。
改名中融新大，确立金融板块
2007年8月，王清涛联合江苏沙钢集团、山东新汶矿业集团一起组建了铁雄新沙，这一王清涛口中的“超级大厂”投资额30亿元，产能达到400万吨，号称山东全省的第一煤化工园区，王清涛也跃居全国焦化行业的最大投资商之一。
跟王清涛合作的沈文荣，号称“钢铁沙皇”，作为中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的沙钢，曾一度位居中国首富。
在获得沈文荣的帮助几年后，因沙钢战略调整，将手中的股权转让给王清涛，王清涛实现了对铁雄新沙的绝对控股。
随着近年来部分山东经济转型加快，中融新大也曾受到其他大型民企资金风波的牵连。
2016年3月，山东焦化正式改名为中融新大。在此之前的2015年8月，中融金控集团成立，中融新大金融板块正式确立，投资方中也有永泰集团身影。王清涛动作凌厉，在短短一年多展开了五笔重大收购。
2019年蝉联青岛首富
《2018胡润全球富豪榜》上，王清涛以31亿美元财富，位居榜单第642位，被称为青岛首富。
2019胡润百富榜发布，再次蝉联青岛首富。
特锐德董事长于德翔：立愿改善国人生存环境
如果将第一次创业，比喻为一条船，原点启航，乘风破浪。那么第二次创业，就是一架飞机，飞机的本体和母体仍然是制造业，要为制造业装上两个翅膀、两个引擎，一个是汽车充电生态网，另外一个是新能源微网。
“不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研发什么；而是我们创新什么，市场就需要什么”。——于德翔
在山东的上市公司掌舵人中，特锐德董事长于德翔较为特别，充满激情、善于表达、乐于和媒体打交道。每次谈及自己的“二次创业”时，言语中必是洋溢着激情与希望。从2014年开始，公司5年投入50多亿元，主营从单一箱变产品拓展为以智能制造业务为创新根基、实现充电生态网和新能源微网“双翼齐飞”。
5年打造创业板第一股
1965年出生的于德翔是典型的技术派领导，本科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技术，拥有多个硕士博士学位，还是教授级高工，毕业后在电力系统工作十几年，现在在技术上投入的时间不低于30%。
在2004年创办了特锐德，5年之后的2009年，特锐德上市，成为创业板第一家上市公司。
特锐德厂区位于青岛市崂山脚下，现代化的厂房上印着“300001”的股市代码，青岛地铁11号线恰好经过厂区。上市后企业快速发展，并渐渐触及到了行业的天花板，在高端箱式电力设备上，公司产品占领高铁和中国电网约60%的市场。
进军汽车充电行业
2014年，于德翔离开了箱变的温水舒适区，毅然进入并不被世人看好的汽车充电行业。这一走，就是5年，投入超过58亿元，仅在研发上就投入了10个亿。在全国投建了23万个充电桩，市场占有率达到41%，APP注册用户达到180万，又做成了全国第一。
对于二次创业存在的风险，于德翔并不否认。2018年，公司的充电网板块营收超过14亿元，占到了企业总营收的约40%，更重要的是，迈过了盈亏平衡线，首次实现盈利。
华仁世纪集团董事长梁福东：胡同里的“百万富翁”
梁福东先生，1959年11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78年到1985年在沈阳军区某部服役，现任华仁药业董事、华仁世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主要成就
1、1996年被推选为青岛市南区第九届党代会代表、第九届人大代表,
2、2002年获“青岛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3、2006年获“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荣誉称号。
胡同里跑出百万富翁
1986年，在青岛“闯荡”一年有余的梁福东结束了摸索过程，开始正式创业。在青岛市四方区台柳路143号，一块东北金城公司青岛经营部的牌子悄悄挂了起来。
由于市场信息不透明，梁福东开始在大江南北奔波，一家一家地找客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市场。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干劲，到1987年底，公司已从一年前起家时的10万元发展到创利润166万元，并以每年2倍～3倍的速度滚动发展，梁福东捞得了创业后的第一桶金。
“商厦大亨”转地产
经过几年的积累，梁福东根据青岛市民消费需求现状与商业现状不配套的状况，大胆决策，投资560万元在中山路路口建成山东省第一家精品商城——金城商场。上世纪90年代初，金城商场的横空出世极大地冲击了青岛的市场，“买精品到金城”成为当时青岛最流行的广告语。在1990～1992年三年时间内，金城商场让梁福东狂赚700多万元。
1992年，他以当时青岛市东部地区的最高价格买下浮山湾畔的一块地皮，兴建高级公寓式写字楼“金都花园”。1994年底，金都花园正式交付使用，创造了“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封顶、第一个交付使用”3个第一，被称为“东部第一楼”。
再度转身“健康”产业
1995年，梁福东启动了金城实业的体制改革，同时盘下了原属于国有性质的海燕制药厂，成立了青岛华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并与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研究所合作，研制出了新一代保健品——海福康之侣口服液。
1998年，梁福东又迈出了他创业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毅然进军非PVC软袋大输液生产。成立了青岛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吸纳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国内一流院校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加盟的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非PVC复合共挤膜软包装大输液产品。
精益求精换来“逆袭”
梁福东将他的精品意识，从商场和房地产领域一直延续到了华仁制药的具体业务上。他力排众议，砸下2个亿，引进了德国的生产线，开创了国内业界的先河。
随后，华仁健康产业、华仁塑胶先后成立，实现了产品多样化，形成了医药研发、生产、销售和原料配套健全的健康产业链。
次年，华仁药业成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由一个草根出身的民营企业，正式蜕变为全国知名的上市公司。
时至今日，华仁投资管理公司已经涉足市值管理、项目并购以及风险投资等诸多资本领域，使得华仁集团完成了横跨地产、医药、矿业和投资四大领域的产业布局，形成了实业与投资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类似于企业教父柳传志的联想控股。
青岛海利尔药业集团总裁葛尧伦:做精做强做品牌
葛尧伦 1961年生，山东莱西市人，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为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青岛海利尔药业集团总裁，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农药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和青岛市慈善总会莱西市分会副会长。
走到田间地头方知需求所在
上世纪80年代初,刚从学校毕业的葛尧伦被分配到了莱西市唐家庄供销合作社,从事果品技术员的工作。这一干就是8年,这期间葛尧伦为供销社创造了非常可观的利润财富,并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运营模式,更重要的是,他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经验资历,已然是果蔬从生产到销售供应链的专家。
初创公司立即进入发展快轨
1993年6月底,葛尧伦从供销社辞职,成立了花生集团果品食杂公司,专门从事农药经营和果品经营的项目。公司在1993年7月份成立,刚开始不久,公司就已经迅速盈利。葛尧伦对坐门等客的习惯大胆改革,每天有两三辆车专门送货到门的胶东各乡镇零售店,一辆车一天就能拿回几十万元的现金,葛尧伦公司几乎是一举成名,在整个胶东半岛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北有海利尔，南有瑞德丰 1997年，正式从事农药生产，是年年底，投资408万元收购了负债近1000万元的原平度市耀华化工厂，创立了青岛东生药业有限公司，出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于次年实现降低生产成本24%的重大突破，实现利税近千万元；自行研制开发的新配方农药40多个，其中两项新产品为国家专利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1999年9月，他报考了清华大学MBA工商管理专业，并于2001年7月份毕业。
在农药行业，葛尧伦运筹帷幄、大胆开拓，继创办了青岛东生药业有限公司之后，又继续创办了青岛奥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岛闲农除草有限公司及青岛海阔利斯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企业，使青岛海利尔药业集团得到了跳跃式发展。目前，其旗下的青岛海利尔药业集团也成为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山东省农药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葛尧伦体会到，“一个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从海利尔公司投资生产的那天起，葛尧伦就率海利尔人确定了“做精做强做品牌”的企业经营思路。目前在农药界已经有了“北有海利尔，南有瑞德丰”的口号。
国恩控股王爱国：善谋事者有格局
1969年生人的王爱国，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公务员队伍，捧到了令很多人艳羡的“铁饭碗”，成为政府机关里一名文字秘书。但他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了结了这个外人眼中的“大有前途”。
1992年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公务员“辞职下海”潮，约有12万人辞掉公职，1000多万人停薪留职。这股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让本就有意改变的王爱国再也难以抑制激荡的心，他办了停薪留职，奔向大上海。
1998年的上海经济深深吸引了王爱国，他花了一段时间去细细品味经济腾飞的大上海，王爱国选择了中科院在上海的一家单位，一干就是三年。
2000年秋天，王爱国却是回到原单位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亲手彻底地打碎了“铁饭碗”。
2000年正式创立了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改性塑料，即便当时公司体量尚小，一年的利润也足足有六七百万元。
到2004年，公司年产值做到一个亿的规模，2008年做到了两个亿。王爱国从未考虑过到资本市场上融资，甚至连一分银行贷款都没有，企业发展一直保持着“不急不躁、不紧不慢”的节奏。
国恩2008年开始与银行打交道，当年从银行贷款2000万元，开始了上体量上规模的发展之路，并迅速跻身改性塑料行业的成规模企业之列。
2010年起，王爱国开始谋划国恩股份的上市进程。
公司上市，对王爱国来说，只是第一步，是更大事业的起始，他也正处在谋事做事的最好年龄。如今的国恩股份，已成长为改性塑料行业的一支劲旅。而王爱国业已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站在全球的高度上进行战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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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智慧青岛
马金生︱民国时期中医的开业与行医
《名老中医之路》，张凤梧等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1229页，65.00元
随着《老中医》在央视一套的热播，人们对民国时期中医的执业等话题产生了不小的兴趣。近来笔者翻阅《名老中医之路》一书，发现电视剧中的不少经典桥段都能在书中找到踪影。同时，该书所载诸位老中医在民国时期的行医经历，也可为《老中医》提供更为广泛的背景性知识，可谓相得益彰。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选取一些典型的名老中医的行医“片段”，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出民国时期中医的开业和行医的实态。
开业
《名老中医之路》一书是《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名老中医之路”专栏的合集，收录了近代以来近百位名老中医以及与其相关的回忆文章。编者整理、编辑该书的目的，本在集中展现名老中医当年艰难曲折的求医历程，总结其多年的治学经验，以启迪后学。该书自出版以来深受中医界学人的好评，但似较少受中医界之外的人们的关注。其实，该书不仅仅体现着老一辈中医的医学理念，同时也从不同侧面反映着民国时期中医执业的实态，是后人了解民国时期中医执业生活的一扇窗口。
古人有云，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工夫。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则很难。从诸位名老中医的习医经历来看，从开始学医到出师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此后，如何开业便成了每一位学医者都要面临的大事情。
相对而言，有着盛名的世医之家，当有新医开业时要顺风顺水许多。出身于世医之家的陈源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陈源生的叔祖父陈济普以内科、妇科和喉科见长，在四川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医名甚隆。1920年，学医期满的陈源生开始在铜梁、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一切可谓顺风顺水。在父辈声名的荫蔽下，陈源生很快便在铜梁一带站稳脚跟。不过，对多数没有长辈光环笼罩的学医者来说，要想站稳脚跟则并非易事。
从执医形式来看，独立开设诊所是民国时期多数开业医的梦想。但是，如若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梦想就难免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了。当然，也有个别医师在他人的资助下，在开业之初便实现了这一梦想。当陈苏生因家乡诊务萧条不得不从常熟到上海谋生后，很幸运地获得了沪上名医钟符卿老先生的青睐。钟符卿主动收陈为门生，并督促陈苏生向上海市卫生局考试开业。当陈苏生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后，钟符卿不仅斥资为陈开业行医，还请章太炎为其写招牌，并登报介绍。更将自己的病人、亲友介绍给陈治疗，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凭借钟符卿的鼎立支持和自身高超的医疗水平，三年后陈苏生终于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
陈苏生
若开不起诊所，在城镇中的药铺“坐堂”是中医最为普遍的开业形式。成长于民国时期的很多老中医，多数都有过在药房“坐堂”的经历。1930年，虚岁二十二的彭静山因乏资开办诊所，只能到有着金匾高楼的大药房挂牌行医。这边医师施诊开方，那边病人按方取药。坐堂医生和药房双方互相互作，双双受益。彭静山在沈阳的一家名为“积盛和”字号的大药房坐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到全国解放。在十里洋场、竞争激烈的大上海，多数中医开业，同样也要先从做善堂医生开始。鼎鼎大名的陆渊雷当初是上海十善堂的医生，闻名沪上的章次公起先则是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他们都是在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之后，才自立门户独立行医的。
在城市之中，要想开业顺利还可以借助一些“开业术”。在南京和武汉，一些开业医会想方设法多方结交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或者饭馆、澡堂中的伙计来为自己扬名。甚至还有新开业的医生乘坐车马忙忙碌碌，有意营造出一幅诊业繁忙的景象。对于种种“开业术”，许多品行端方的老中医颇为不齿。彭静山在准备开医之际，其恩师马英麟便曾郑重地告诫他，对待病人一定要心诚，绝对不要学那些花里胡哨的“开业术”。当然，中医要想开业顺利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场面功夫”。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的紧密联系，书法好的医师会大受病家青睐。比如，行医开业脉案便要写得漂亮，“字好文佳，才容易取得病家信仰”。姜春华在准备行医时，他的好友谢诵穆便对其言明写脉案对开业的重要性，并为姜春华推荐了四家医案。精心钻研之后，姜春华发现这些医案于行医果然大有益处。民国时期的中医师之间，也将能否写得一手好脉案视为评判水平高下的一项硬指标。这一评价医家水平的标准，对近代医患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民国时期很多西医涉讼，受到病家的怀疑，有西医师便认为与西医用英文书写诊断书，搞得病家一头雾水有关。
对初出茅庐的开业医师，一两次较为完美的治愈经历，便能使医师声名鹊起。1928年春，岳美中学东的一个亲戚患血崩，想请岳美中去诊视。起初，岳美中并不敢应许。后经不住学东再三恳求，遂答应前往。几剂药后，病人竟然康愈。当病人举家坐车前来答谢时，立即引起轰动。与此同时，岳美中还治好了邻村一位突然发疯、久治不愈的小木匠，更是被当地人传为神奇。自那以后，找岳美中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李聪甫在开业之初，也只能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治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尽管经验积累了不少，但是业务并不多。直到有一次，李聪甫的一位年满五旬的族房长辈患了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请了当地有名望的老中医诊疗后依然不效，一个月后病入膏肓。已为病人准备了衣棺的家属并不甘心，在“死马且当活马医”的心理驱使下，邀请刚刚开业的李聪甫前去诊治。李聪甫认为这是一个独临重症的好机会，便硬着头皮前往。在认真诊断之后，提出用“地黄饮子”加减施治。两个多月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如常。这件事一时轰动整个乡镇，原本并不被人们看好的小郎中“此后登门求治者，络绎不绝”。
岳美中
行医
民国时期中医的执业环境，是相当糟糕的。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背景下，国民政府对中医有意打压，直欲取缔而后快。比如，国民政府并不许中医自称“医师”，实际上就是根本不承认中医的职业地位。在国民政府的打压下，除了大城市的少数名医外，多数中医业务清淡，生活困顿。1932年，在重庆针灸讲习所学有所成的龚志贤，和同学唐世丞、曾义宇在重庆正阳街开设了一间针灸科学研究所。本想有一番大作为的三人，很快便发现现实非常骨感。由于业务惨淡，研究所很快便关张歇业。龚志贤后来又到了中医张乐天的国粹医馆行医。结果也因为“没有什么业务”，“干两年就离开了”。直到1935年，龚志贤才在重庆名医吴櫂仙开办的、荟萃诸多名医的国医药馆谋得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摩登的大上海，除了少数名医外，“大多数中医门庭冷落，时常要为柴米油盐操心”。沈仲圭的老友张汝信自设诊所，但并无病人上门，不得不依仗其子女资助过活。更有《神州国医学报》的编辑吴去疾因业务萧条，抑郁而终。老中医们每提及此事，都无限感伤。
在城市中行医不容易，在农村中行医更是艰难。尽管农村求医非常困难，但穷苦的农民病后时常请不起医生。陈苏生在上海学有所成，返回常州故里行医，发现求诊的人很少，且经常发生因贫无力买药而自动停诊停药的事。短暂的乡下行医生涯颇为惨淡，用陈苏生的话说，“疗效成绩，几等于零；医务收入，亦几等于零”。无奈之下，不得不背井离乡，再次跑到上海去谋生。可见，当时某一地村民的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起医师的基本生活的。于是，在乡村间“巡回施诊”，便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
龚志贤曾和老师李寿昌还有长兄三人组织了“三友医社”，在重庆所辖五布、姜家和二圣三个乡行医。每月的一、四、七日到二圣乡赶场应诊，二、五、八日到姜家乡，三、六、九日在东温泉社区。“三友医社”往返二圣、姜家乡步行有五十余里，往来奔波，颇为辛苦，但由于能治好一些病人，且有着一定的收入，医社成员也倍感欣慰。同样，1934年，贺本绪结束在山西乡下的教书生涯，专门从事医务。在晋中农村往来施诊，所经之地都留下姓名与行址。由于贺是本地人，诊病施药不说假话、不计报酬，和一般走方郎中大有不同，在山西农村颇有医名。
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断时间内，中医彼此之间也有着很强的敌对情绪，“为了争夺饭碗，打击他人、提高自己的现象屡见不鲜”。彭静山曾颇为感慨地回忆，即使在一条街执业，中医师们也彼此不相往来。即便是至亲好友同时行医，可以“杯酒畅叙、品茗谈天”，但就是“不讲医道，不交流经验”。在行医中遇见重症，本应互邀会诊，但实际上基本无此可能。原因便在于，“一者怕丢面子被人瞧不起，二者怕利润被别人分去了”。
同行之间互相设防，必然不利于医界的团结，同时也不利于同行间相互切磋。对于虚心的医家来说，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全的障碍。龚志贤在早年行医时，曾认识一位民间草医。该草医善于用外洗药治疗皮肤湿疹，百试百效。但草医非常保守，凡是来求治的病人，他只给药不给处方。并且，总是将药切成细末混杂在一起交与病家。龚志贤多次向草医虚心请教，均遭到拒绝。不过，龚志贤依然一如既往地尊重这名草医。在必要时，还会在经济上给草医一些帮助。草医终为龚志贤的真诚所感动，“公开了秘方”。
坐堂先生虽然开不起诊所，行医中却有着一些学习上的便利。由于病人需要到药房抓药，坐堂先生也就有了检阅其他医师所开药方的机会。金寿山做坐堂医生时，便是如此。他几乎每张药方都看，认真揣摩，“偷”学到许多本领。当时上海一位著名妇科名家的方子，更是金寿山认真研磨的重点。这位名家所开药方每张方子都会开列二十几种药味，“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看得多了，金寿山渐渐看出门道来，“对某一种病症，某几味药一定用；对另一种病症，某几味药又一定用”。原来这位妇科名家也生怕人家把他的看家药偷去，故意摆下一个“迷魂阵”。药物虽开列很多，但“主要药物，不过几味”。
民国时期中医治病用药，用贵药的并不少见。病人家属也很认可。据沈六吉回忆，当有脑脊髓膜炎流行时，医家动不动就用犀角、羚羊，一剂要数十元，并不为奇。尽管药资昂贵、疗效也并不好，却很受病家的欢迎。不过，一个中等之家，很可能便因此而败落。对于有着“医者仁心”的医师来说，能够坚持不随俗俯仰，则可能并没有市场。刘炳凡的恩师柳缙庭医术高超，“辨证论治相当准确，处方用药法度甚严”，但是他出门不讲排场（没有车马），看病也不需要招待，诊费便宜，药费也轻，结果“豪门大户都嫌他人穷药贱，不大请他”。师徒二人经常出入汨罗县的小吴门、流水沟、大西门墙弯子一带，为穷苦人家看病。二人虽然粗茶淡饭，但却怡然自得。
刘炳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医患纠纷频发的时期。为了不招惹麻烦，不少医师在行医过程中分外谨慎。丁甘仁以自身经验为例告诫陈耀堂，治病开药一定要“以稳为主”，切不可用“猛攻之剂”，“以免万一病人死亡，引起法律纠纷”。不仅有损声名，同时还会被人讹诈钱财。由于与病人发生过医疗纠纷，丁甘仁此后开方用药务求“四平八稳”，不再肯冒风险。三十年代刘炳凡在嘉定行医时，曾遇到一位患臀痈的苏北逃荒女孩前来求诊。病人病势很重，高热弯腰，只能在家人搀扶下蹒跚而行。刘炳凡问为什么不请老专家治疗？女孩的父亲嗫嚅良久，才道出原委。原来此前已曾请过几位有名气的老先生，但都“惧万一出事，便多麻烦”，不愿医治。刘炳凡看到病人再不救治，便有性命之忧。在向女孩的父亲说明情形后，便为病人开刀，才挽救了女孩一命。对于老专家们的明哲保身，刘炳凡表示理解，但并不予认可。
为病人医好了病，势必会受到病人家属爱戴。为了表达感谢，民国时期的病家往往会请医生吸烟（包括鸦片烟）、赌博以表敬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可能也与此相关，民国时期的中医，不少染有吸毒、赌博的恶习）。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馈赠尤其丰厚。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我的行医生涯》中便曾写到，名医薛文元曾长期为盛宣怀夫人庄氏治病，庄氏病逝后，遗嘱赠予薛文元位于今上海凤阳路洋房一栋；陆士谔为某颜料巨商夫人治病，遗嘱也赠送陆房子一处；陈存仁为罗友兰诊病，后者赠他位于今上海南京路、哈同路间的上好空地一处，用来开设诊所。当然，在上海有此好运的中医毕竟寥寥。
在回忆民国时期的执业生涯时，老中医们每每用“一言难尽”来概括个中的挫折与磨难。的确，在中医备受打压的近代中国，我们真的很少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老一辈中医是如何磕磕绊绊一路走来的？他们的人生际遇，我们究竟又了解多少？时至今日，这些老中医大多数已然作古，也带走了许多历史记忆。《名老中医之路》所揭示出的民国时期中医的开业和行医的诸多面相，也便成为了解他们在民国时期生存和执业生活的一笔财富，也是构建民国时期中医群体生命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相关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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