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家科技进步聚变与突围：解码央企科技创新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18日 00:04:01 54 0

聚变与突围：解码央企科技创新

小新说

近期，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强化央企科技创新使命担当，更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4年12月1日出版的《国资报告》推出综述文章《聚变与突围：解码央企科技创新》 ，从明确导向、强化攻关、优化布局、深化改革四个方面，解析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的成果、经验和方向。小新为您全文分享——

聚变与突围： 解码央企科技创新

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彼时，中国由于缺席前两次工业革命，在西方列强的降维打击下曾沉沦上百年。但一个有志于追赶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建设先进工业国的新政权，已经让世界感受到东方觉醒的澎湃动力。

“李约瑟之问”一经提出，便激起全球范围的热烈讨论，也鞭策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发图强。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得益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助推，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性技术领域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在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大国博弈，科技为先；强国之问，央企解答。

一方面，作为“共和国长子”，央企拥有较好的技术积累和人才梯队，具备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经长期探索已提炼出新型举国体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方法论，在能源、军工、航天、钢铁、通信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1999年以来200余家转制科研院所进入央企序列，进一步增强了央企的科技创新实力。

另一方面，近年来从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演变，使央企得以将触角伸向更加广阔的前沿科技领域。以资本为纽带，相关央企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创企业健康成长，更有条件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

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潮流中，央企责无旁贷。

习近平总书记对央企科技创新寄予厚望，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等。

11月8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四个面向”，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做表率。”他说。

明确导向

“四个面向”提升功能价值

2024年1月19日，来自中国中车集团的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手捧鲜红的“国家卓越工程师”证书，在人民大会堂门前留影。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从运营时速200公里到350公里各个速度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再到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这位中国高速列车整车研制、系统集成创新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带领团队不断刷新“中国速度”。

短短5个月后，梁建英的名字再次出现在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复兴号高速列车”的主要完成人名单中。中国中车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国中车，以及中车长客、中车四方、中车唐山、中车株洲所等子公司，成为该项目的研发主力。

中国中车参与完成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高铁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2017年6月，以“复兴号”命名的中国标准动车组亮相。复兴号采用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到84%。动车组整体设计以及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都是自主研发，软件全部自主开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截至2023年底，复兴号高速列车已累计安全运行23.4亿公里，累计运送旅客22亿人次。

“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量、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旅客的期盼，你不做到世界最好，对不起国家和时代。”梁建英说。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是央企上交的一份关于“四个面向”的最新答卷。所谓“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5大类别。经统计，央企共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08项，在同类奖项中占比超过半数，获奖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共有58家央企获奖，获奖企业数量也超过历届。在可公布的通用项目（专用项目通常不予公布）中，央企主导或参与了“复兴号高速列车”1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共1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开发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等10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共13项），“陆上宽频宽方位高密度地震勘探关键技术与装备”等3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共5项）。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是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战略主动的关键所在。

通信央企是央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展科技创新的代表。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13个通用项目，通信央企参与了其中5个。

中国移动作为第一完成单位，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信科等央企共同参与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此前，由中国移动牵头完成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还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

进入5G时代后，4G时代的射频芯片已不能满足需求。中国电科参与的“高能效超宽带氮化镓功率放大器关键技术及在5G通信产业化应用”项目，实现了我国氮化镓射频芯片技术的国际引领，支撑了我国在5G移动通信领域的国际领先。而中国电科参与的另一个项目“射频系统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与应用”，也是瞄准芯片这个备受瞩目的前沿科技领域做文章。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移动参与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显著提升了语音识别准确率，对提升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中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电信参与的“下一代互联网源地址验证体系结构SAVA关键技术与规模化应用”项目，则针对当前互联网体系结构源地址缺乏可信保障的全球重大技术难题，支持互联网真实源地址的精确定位和地址溯源，有力保障网络空间安全。

“面向经济主战场”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央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骨干和中坚力量，这意味着央企进行的科技创新，几乎都可以纳入“面向经济主战场”的范畴。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央企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

能源央企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成为央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过去10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全部9个通用项目，有4个由能源央企主导完成。

2024年是“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10周年。“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导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多年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页岩气革命已完成从油气净进口国向净出口国的转变，这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保障能源安全，油气领域是重中之重。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4个能源类项目中，有3个与油气勘探开发相关。国家技术发明奖方面，由中国石油主导的“陆上宽频宽方位高密度地震勘探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实现了万米深地目标“测得全、采得快、探得准”，有力支撑了10亿吨级大油田的发现和我国首口万米科探井的部署实施；中国煤炭科工参与的“深部能源开发岩体应力场透明解析技术及应用”项目，其相关成果走出煤炭领域，应用于胜利油田等油气项目之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方面，由中国海油主导的“‘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开发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见证了我国海洋油气自主开发能力从300米深水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海油主导的“‘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开发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近10年来，为保障能源安全，中国海油还牵头完成了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发与应用”；中国石化则从下游石油化工环节发力，主导了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开发及应用”。

“双碳”目标提出后，能源低碳转型与保障能源安全形成共振。

中国三峡集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中国华电、东方电气、中交集团等央企共同参与的“海上风电安全高效开发成套技术和装备及产业化”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此前，中国三峡集团还牵头完成了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长江三峡枢纽工程”。

为解决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在地域上优化配置的问题，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电力央企提出特高压输电的解决方案。“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共建成39项特高压输电工程，跨省区输电能力超3亿千瓦，累计送电超3万亿千瓦时，累计减排二氧化碳31.8亿吨。

不只是能源央企。“交通强国”战略下，中国建筑参与的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永磁电涡流阻尼减振缓冲耗能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与上述“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遥相呼应。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下，中交集团、中国中铁、保利集团、中国船舶等央企参与的“港珠澳大桥跨海集群工程”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此外，神舟系列飞船、“嫦娥六号”接力探索太空，“奋斗者”号、“深地塔科1井”挺进地球深处，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陆续下水等，都体现出央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使命担当。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科技领域的具体体现。

这方面2023年度央企也取得突破。新兴际华集团参与的“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项目和中国中化参与的“新型膜法水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均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但由于我国医学科技整体能力还有待提升，加之有限的科研资源也大多集中于医院和科研院校，央企在医学领域的科技创新实力相对薄弱。过去10年，央企唯一没有参与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通用项目就来自医学领域。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通用项目中，央企未参与的3个项目有2个也与医学相关。

不过，央企在医学领域并非毫无建树。华润集团参与的“中药材生态种植理论和技术体系的构建及示范应用”项目和国药集团参与的“全球首创手足口病EV71疫苗研制及产业化”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正加大医学科技领域的布局力度。招商局集团投资的讯飞医疗也参与了上述“多语种智能语音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中国国新旗下国风投基金投资的联影医疗，则是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高场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自主研制与产业化”的第一完成单位。

强化攻关

聚力争先突破原始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原始创新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央企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我们将坚决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在原始创新上力争取得更大突破。”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表示，下一步，国有企业将强化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建设高能级的研发平台、推进高效率的产业融合、持续营造优质的创新生态。

当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解决问题需要对症下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与科技基础、文化传统、工业及经济水平等基本因素密不可分；但从现实的角度看，主要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科研领域的原始创新除了需要国家政策指导，还需要宽泛的环境和充足的经费，以及对原始创新成果加大保护力度。此外，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使科研机构与企业合理分工、通力合作，实现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加大研发投入成为当务之急。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3万亿元，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但从投入强度看，202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为2.65%，仅处在全球第12位；从投入结构来看，基础研究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比重仅6.77%，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从投入主体来看，高等学校和政府属研究机构2023年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60.2%和31.6%，企业力量相对薄弱。

在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下，央企根据不同行业情况，从国家、企业、社会等多方着眼，完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航天科技除国家专项投入外，通过年度自主研发专项投入、引导所属院所自主投入等方式，实现多元化投入。此外，该公司还借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高校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与其建立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航天科技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等，推动我国在航天领域的基础研究。

中国船舶旗下“科改企业”凌久微瞄准芯片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成为唯一实现国产通用GPU（图形处理器）芯片量产的央企子公司。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凌久微引入了中信建投、国投创合等战略投资者，首轮获得融资金额1.7亿元，有效保障了公司GPU核心产品的研发需要。

南方电网旗下南网科技实行“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机制，鼓励加大研发投入。该公司采用基于利润贡献的绩效考核方式，对公司各产品（项目）实施全收入和全成本独立核算，计算虚拟利润；把各事业部、经营型项目团队的研发成本全部纳入公司的公共成本进行公摊，使得研发投入越多的事业部或团队相当于增加了利润，以此激励各事业部和团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自主创新热情。

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基础上，不同央企从自身条件出发，探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有效路径。

从历年国家科学技术奖情况来看，少数央企基本具备了独立完成一项特等奖或一等奖项目的能力。其中，中核集团是在原核工业部基础上组建，“三桶油”则是按照国际通用的一体化原则重组而成，公司内部就已拥有从研发到生产的完备体系且各板块均拥有良好基础。

这些央企有责任在原始创新方面做出表率。近年来，中核集团成立原创技术策源地领导小组，并印发先进核能原创技术策源地工作方案、核工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等纲领性文件。该公司旗下核动力院建院于1965年，凭借雄厚的技术积累，曾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座核电站等多项“新中国第一”及近年的“华龙一号”“玲龙一号”等科技成果立下汗马功劳。为全面加强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核动力院于近期组建基础研究部，承接核反应堆技术、先进核能技术两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实体化运行要求，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中国海油也坚持长期主义，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该公司明确将旗下研究总院定位为预算单位。“研究总院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油气增储上产的基础研究上。我们只要把集团勘探开发和技术服务板块兄弟单位提供的科研经费用好，而不是只考虑挣钱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安下心来埋头搞科研。”中海油研究总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米立军说。

然而，大多数央企在原始创新方面面临着一道中国式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仿效苏联建立起条块分割、生产与研发分离的工业管理体制。这一历史因素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科技创新。例如，钢铁行业的中国钢研、有色金属行业的中国有研均为科研院所转制的独立央企，也是各自领域唯一入选2023年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榜单的企业，但它们并不直接从事大规模钢铁、冶金生产。更多领域的科研资源则富集于央企序列之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因此，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造创新联合体升级版，不失为推进原始创新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全球首座投入商业运行的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提供了一个以创新联合体推动原始创新的成功案例。200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和时任清华大学核研院院长吴宗鑫带领团队建成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高温气冷堆是一种被业界看好的第四代反应堆堆型。有志于入局核电领域的中国华能积极寻求与清华大学的合作。2006年，“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由中国华能牵头，联合清华大学、中核集团共同建设。

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延旭介绍，中国华能联合设备制造企业，成功研制出2200多套世界首台套设备，其中创新型设备660余台套，设备国产化率达93.4%。同时，中国华能联合上下游企业首创陶瓷堆内构件榫卯结构精确安装技术等5大特有建安关键技术，携手清华大学研发了大体积双模块反应堆回路强度密封及升温技术等6大关键核心技术，同步开发了高温气冷堆运行可靠性关键设备保障技术等保障性技术。

2023年12月6日，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完成168小时连续运行考验，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中国在第四代核电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国务院国资委重视中央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2019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分3批组建了24个由央企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涉及工业软件、工业母机、算力网络、新能源、先进材料、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等领域。第一、二批组建的7个联合体中，60余家中央企业带动了近300家高校院所、地方国企、民企参与，7000余名科研人员投身攻关，共同推进700多个合作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宋保维认为，与过去量大面广、自发的高校科技人员与企业合作相比，有组织的校企合作可以组建跨学科跨领域攻坚团队，针对行业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和“卡脖子”问题，解决行业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升企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高校要以企业为主导，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与企业的协作机制，鼓励建立多形式合作关系，联合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不过，并非所有行业都适合或需要以新型举国体制的形式来驱动科技创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将国内产业分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新兴型和战略型5类。他认为，其中战略型产业往往研发周期特别长、资金投入特别大，但因为关系国家安全，不具有比较优势也要迎难而上。对这类型的产业可以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由领军企业做龙头，组合国内的科研力量以及相关产业的企业配套力量，在国家支持之下取得突破。

在强调原始创新的同时，追赶型创新也值得关注。

“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是原始创新型突破性创新和重在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追赶型突破性创新并举，同时重要原始创新型突破性创新会越来越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小洪说。

中国移动重视将原始创新与追赶型创新同步推进。一方面，该公司牵头完成了“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主导形成了全球统一的5G国际标准，促进我国力推的中频段成为全球5G系统的主流，中国移动成为少数向海外收取专利费的央企之一。另一方面，该公司强化“卡脖子”领域集中攻坚，研发我国首款商用可重构射频收发芯片“破风8676”，推出自主可控的物联网操作系统OneOS,有力提升了我国在“操”“芯”领域的产业韧性和话语权。

优化布局

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科技成果只有经过转化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不同产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央企纷纷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适宜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国家能源集团作为能源产业链下游企业，坚持“你攻我用、为我所用”的原则，向上游制造企业主动开放应用场景，依托重大项目拓宽成果应用通道，积极应用国家部委推荐目录技术产品，发挥科技创新出题人、科技成果应用者作用。

在千万吨级绿色智能矿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和新一代低碳煤制油气战略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安排专项资金近80亿元，布局重大成果应用专项，推广应用400多项国产化技术装备，带动2000余家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该公司联合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煤炭科工等开展超大采高综采、薄煤层无人化智能开采、电动重卡、无人驾驶重卡等首台套应用，实现常态化运行；鄂尔多斯煤炭直接液化、宁夏煤业煤炭间接液化、包头煤制烯烃等重大工程承接了多项技术和设备的国产化研制及首台套示范应用，带动中国煤制油煤化工技术整体跃居国际前沿；推广使用风电、光伏等先进新能源装备，实现新能源装机1.25亿千瓦……国家能源集团在带动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同时，其全球最大煤炭生产公司、全球最大火力发电公司、全球最大风力发电公司、全球最大煤制油煤化工公司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中国信科作为通信产业链中的上游供应商，将市场需求摆在科技成果转化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创新方向确定上，该公司要求科研团队必须深入市场调研，了解各行业对信息科技的需求和痛点，以此为基础确定研发方向和产品开发策略；在项目立项上，将客户需求作为项目立项和产品规划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项目评价上，侧重市场牵引及产业能力，“基于市场驱动的产品开发”理念成为广大研发人员的行为准则。

通信行业是一个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业。中国信科重视国际标准制定和知识产权运营，缩短成果转化路径。中国信科通过开展系统性国际标准布局，提高标准影响力和产业控制力，如该公司首创的蜂窝车联网（C-V2X）技术路线在与美国主导的专用短程通信技术（DSRC）竞争中胜出，成为全球车联网和智联网联唯一的国际标准。同时，中国信科探索出专利运营这条实现创新成果转化的捷径，如该公司与全球头部国际手机厂商和一家美国互联网厂商达成多项许可协议，累计实现专利许可运营收益超10亿元。

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除了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还要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

央企70%的资产集中在传统产业，以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为央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钢铁央企近年的变化折射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向。中国宝武宝钢股份宝山基地的车间里一片黑暗。在这里，24小时在岗的机器人“宝罗”们把工人从3D岗位（脏Dirty、累Difficult、险Dangerous）解放出来：无人行车可穿越黑暗，通过自动抓卷、放卷、码卷、倒卷等，将每个钢卷精准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打磨机器人智能识别、自动翻面，让打磨作业快、准、稳；具备4合1功能的巡检机器人每天巡检2次，每次3—4小时，可完成700多个检测项目……2020年，宝山基地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全球“灯塔工厂”，在国内钢铁行业拔得头筹。

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中国宝武以“三重智慧”打造未来钢铁。除智慧制造外，该公司还布局智慧服务，打造钢铁交易、物流、工业品采购、金融、设备远程运维等一批产业生态数字化平台；发力智慧治理，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重塑管控体系，如宝钢股份营销中心实现对4000万吨级制造基地的一体化智能排产，年效益超亿元。

2023年全球首条纯氢冶金示范线

中国钢研则将目光投向钢铁行业的绿色化转型。在我国，钢铁行业是仅次于能源行业的碳排放第二大行业，用“氢冶金”取代传统的“碳冶金”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8月14日，中国钢研“万吨级纯氢冶金技术开发与示范应用”项目通过科技成果评价会。该公司自主研发和建设的全球首条5万吨级纯氢竖炉，首次开发纯氢还原系统工艺技术，实现氢直接还原铁常态金属化率96%－99%，经一次熔分可以实现3N级高纯铁。纯氢冶金技术的成功开发，打通了绿氢在氢冶金领域的应用通道，补齐了“绿电→绿色冶金→高端制造”全流程最重要一环。

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时，国务院国资委和央企也加快培育壮大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023年，国务院国资委先后启动产业焕新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当年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2024年前三季度，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累计完成投资1.4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总投资规模的近40%。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大力发展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梯次培育量子科技、核聚变、生物制造、6G等未来产业，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领军企业。”

从近年来央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情况来看，央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与产业链上各类所有制企业形成合力。

以新能源行业为例，央企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环节为重点进行布局，与地方国企、民企等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中国引领全球发展。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央企凭借较强的综合实力，成为下游开发端的主力军。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的新能源装机量先后突破1亿千瓦，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中国华电、中国三峡集团、中广核等央企也在大举建设之中。

目前，新能源主要指风电和光伏发电。风电产业链中游的整机制造端，东方电气、中国中车集团、中国船舶所属中船海装、国家能源集团所属联合动力等央企进入2023年中国前十大风机制造商名单，虽未能入围前三甲，但在大兆瓦风机等高技术领域领跑全球。风电产业链上游的关键零部件环节，中国建材旗下中材叶片凭借新材料方面的技术实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风电叶片企业，东方电气、哈电集团、中国中车集团等央企在发电机领域基础雄厚。

光伏上游制造企业虽以民企为主，但电力央企作为下游开发商提供广大的国内市场，为其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国际贸易壁垒，拓展了战略纵深。此外，中国化学工程布局光伏产业链最前端、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纯晶硅生产技术研发，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幅降低了光伏制造成本，如今该公司已成长为此领域的国际领军者。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坐全球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第一大国之位。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底，中国新能源的装机规模达到12.5亿千瓦，提前6年完成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承诺的“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

央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既注意从主业出发孵化相关产业，也重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的作用。

以生物制造为例，近年来不同央企以不同形式涌入这一新领域。

一些央企从主业出发布局生物制造，如中粮集团、保利集团旗下中国食品院等立足食品工业，希望通过生物制造技术，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及实现“人造肉”替代，助力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石化、通用技术集团等立足材料行业，希望通过生物制造技术，以低碳环保的生物基材料替代传统的石油基材料，助力保障能源安全；华润集团、国药集团等立足医药行业，希望通过生物制造技术，壮大我国生物医药产业。

一些央企则以生物制造为重点寻求投资机会，如招商局集团投资凯赛生物，后者从事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全球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的主导供应商；国投集团投资慕恩生物，后者主攻生物医药和生物农业领域。

央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重视利用央企全国布局的优势，发挥各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华润集团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该公司通过成立联合研究院、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与香港多所大学合作，落地多个联合研发项目；牵头组建“支持香港建设创科中心协同平台”，发起深港知识产权运营联盟，打造在港科创孵化平台“润维创坊”；在河套深圳园区挂牌成立华润生命健康研究院，与南方科技大学共建华润—南科大生命健康研究院，与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建聚焦前沿生物技术的联合研究平台。

中粮集团通过“全国一盘棋”来推动科技创新。位于北京的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集聚了该公司最重要的研发力量；“科改企业”中粮崇左糖业位于甘蔗资源丰富的“中国糖都”广西崇左，其自身在传统制糖工业领域具有较好的技术和设备基础。2021年起，双方合作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广西食品药品检验所等单位，开展注射级药用蔗糖的研发，向生物医药领域跨界。2023年，中粮崇左糖业获得中国第一个注射级蔗糖发明专利，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其研发的注射级药用蔗糖还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备案登记。目前，该公司国内首条注射级蔗糖生产示范线正在建设中。

深化改革

以人为本激活创新动力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军和苏军都攻入了德国本土，开始对德国资源进行争夺。其中美国抢先把大批德国科学家运送到美国，如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等。正是这批被抢运到美国的德裔科学家，为战后美国科技领先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广大央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深刻领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以人为本激活创新动力。

央企研发人员占全国1/5、两院院士占1/7，但也面临战略性顶尖人才偏少等问题。央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将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医药行业是一个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的领域。国药集团旗下国药医工总院加大关键技术人才引进力度。该公司制定关键人才引进管理办法，按照“突出重点、按需引进、重在使用、特事特办”的原则，合理确定关键人才薪酬水平，建立以知识价值、重大成果产出、业绩贡献为导向的关键人才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同时，该公司围绕关键人才学术特长，配套组建系统合成生物学平台和生物大分子平台，提供先进的实验室硬件条件，赋予其科研安排、人才引进、团队管理、经费使用、技术路线决策等高度自主权。

量子科技是一个全球各国都在加快布局的未来产业。作为量子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中国电信旗下中电信量子集团建立“首席科学家+领军人才+骨干工程师”高水平人才梯队，通过“双跨双聘”引进中国科学院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相关负责人担任首席科学家、技术总师；聘请领军人才担任战略执行高级顾问。中国电信还设立专门的人才发展处，统筹专业人才管理和服务的顶层制度设计，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服务等职能。

在人才引进的同时，央企还以人才激励为重点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激励主要体现在经济激励、荣誉激励、成长激励、环境激励4个方面。

一些央企重视强化经济激励，提升“获得感”。

“科改示范行动”实施以来，相关企业将强化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作为改革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

国家电网在工资总额分配上向科研单位倾斜，单列科技创新专项工资。该公司旗下国网智研院完善宽带岗级工资体系，实现员工收入与考核评价强关联，2023年科研人员人均薪酬增幅达10%以上，同级收入差距最高达4.1倍，200余人因科研贡献获得直接经济激励，激励比例达35%。

中国电子旗下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成都华微逐步探索更多路径的中长期激励措施。该公司采取类似中长期激励管理机制中的“创新项目跟投”管理模式及与员工“风险共担、利益有限共享”的原则，试行以员工绩效计提方式作为员工跟投的虚拟出资方式。该公司通过全面加强立项成本的精准核算，保障各方投入与分配的公平性与准确性，以期实现规范长效的利益共享机制。

一些央企重视强化荣誉激励，提升“幸福感”。

荣誉激励是一个上自国家、下至企业的综合性体系。国家层面，近年来，在央企科技人员中，孙家栋、黄旭华等获得“共和国勋章”，陆元九等获得“七一勋章”，叶培建、王小谟等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王启民等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历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闵恩泽、孙家栋、王小谟、于敏、黄旭华、顾诵芬等央企科技人员先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工程师奖”表彰，来自央企的29人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20个团队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中国电科新能源汽车用碳化硅MOSFET元器件出货量突破2000万只

中国电科将国家荣誉激励与公司荣誉激励紧密结合。“中国预警机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和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张修社、蔡树军2人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化合物芯片技术团队、海康威视创新团队2个团队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中国电科从企业层面为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发科学技术功勋奖。同时，该公司大力表彰优秀科技成果和人才，编印《征途漫漫奋斗者》系列丛书，讲好“电科人”科技报国的感人故事，勉励全系统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

一些央企重视强化成长激励，提升“成就感”。

兵器工业集团建立“5+N”职业发展体系，即“两院院士—中国兵器战略科学家—中国兵器首席科学家—中国兵器科技带头人—中国兵器青年科技带头人”+子集团和直管单位级科技带头人的岗位序列，深化实施“长师分设”，畅通人才发展职业通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该公司一方面重视与高校合作，如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兵器定向生连续招生20届，在联合培养中将企业培养环节前移；另一方面，坚持“人才+工程”“人才+项目”，为青年人才选配优秀导师，在项目策划论证阶段同步部署人才培养，实现项目攻关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

中国有研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摆在突出位置。该公司基于集团技术领域分支图分析梳理青年科技人才地图，构建“青年职业发展规划、青科班培养和青年基金课题支持”的联动机制。通过青年职业发展规划，中国有研掌握了一批有创新能力、发展潜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并结合人才地图匹配资源，推动其从高潜质人才向高绩效人才的成长；“青年科技人才培训班”瞄准集团重点领域，突出优中选优，每年选拔40名左右的优秀青年进行重点培养；“青年基金”已有37年历史，面向入职5年内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已累计资助600余人开展青年创新创效，基金获得者的职称和岗级晋升周期平均缩短20%。

一些央企重视强化环境激励，提升“归属感”。

中国石化石科院建立“为科研人员减负”的长效机制。该公司将“为科研人员减负”纳入日常监督、党委巡察及年度支部考核。具体措施上，首先，为科研骨干配置专业助手，如选拔表现突出的劳务外包人员担任科研助理，全面承担繁琐的事务性工作；组建专利代理师队伍，为每个研究室均配置1名归口负责的专利代理师。其次，优化流程管理，如将193个制度、流程、应急预案精简至112个；建立科研管理数据集成平台，实现“信息只填一次”；推动16项非标科研装备改造业务一体化服务，全面推行物资供应过程文件信息化。再次，多措并举实现精文减会，如出台每周“无会日”管理办法、科研人员不列席接待性会议等。在减负的同时，该公司还探索提高设备维修审批权限，给予研究室更大的资源调动权；为科研人员提供免费加班餐、临时员工宿舍等服务，优化科研环境。

在夯实人才基石之上，央企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中国电气装备以战略性重组为契机，重塑科技创新体系。重组前，相关主体大多参与了“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和“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2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重组后，中国电气装备强化顶层设计，规划构建“科学技术研究院为引领、产业研发中心为主体、基层技术部门为支撑”的三级研发体系。同时，该公司完善跨单位集成研发模式，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积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通用技术集团加大专业化整合力度，统筹推进工业母机产业发展。该公司重组并购了大连机床、沈阳机床、昆明机床等企业，这些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位列机床行业“十八罗汉”。通过改革，这批企业走出了长期严重亏损的困境。通用技术集团进而整合研发资源，构建了强化专业分工的研发体系，其中机床工程研究院总院负责基础共性技术、总体设计及战略产品研发，8家地方研究分院负责专业化产品开发，8家企业技术中心负责制造工艺研究。

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辅相成。

“客观地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所有的科学难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掌握所有的前沿技术。所以，开放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变量。要培养创新能力，必须深刻认识到继续保持开放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说。

大型邮轮是一种汇聚全球造船业技术力量的高端装备。2024年1月1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启商业首航。中国船舶实施国产大型邮轮工程，加强与国外邮轮设计建造巨头合作，历经8年科研攻关、5年设计建造，攻克了重量控制、振动噪声和安全返港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这艘零部件超过2000万个的大型邮轮，背后有数十家参研单位、国内外数百家一级供应商和上千家二级供应商。中国船舶牵头，初步构建了研发设计、总装建造、核心配套、自主运营产业链。中国船舶也于近年全面攻克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大型LNG运输船“三大明珠”。

可控核聚变则是一种凝聚了全人类梦想的未来能源。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被认为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中核集团代表中国积极参与其中，在高质量完成我国承接的涉核部件研制的同时，通过国际竞标成为当前ITER项目主机安装的唯一承包商。2023年12月14日，中核集团旗下西物院与ITER总部签署协议，宣布中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邀请全世界科学家来中国集智攻关。2024年首轮国际联合实验，就吸引了包括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日本京都大学等全球17家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

以聚变为引擎，央企科技创新加速驶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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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郭大鹏刘青山原诗萌

执行记者｜粟灵

责任编辑 | 苑洪涛

执行主编 | 刘海草张灏然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群英谱

小新说

煌煌七十余载，央企科技创新魂脉不断。央企的科学家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树立一座新时代央企科技创新的丰碑，将跨越与守望的故事镌满。

近期，《国资报告》杂志第5期刊发报道《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群英谱》 ，聚焦多位央企科技领军人物，展示科技成就背后的拼搏故事。小新为您全文分享——

煌煌七十余载，央企科技创新魂脉不断。

不必说“两弹一星”、核潜艇、大庆油田，老一辈央企科学家以算盘敲数据的倔强，把《东方红》不屈的音符传向宇宙；也不必说量子科技、核聚变、生物制造，央企青年科技人才以科幻照进现实的不羁，把《少年强》自信的诗篇写给未来。单是当前以60后、70后为主力的央企科技领军人物群体，就有满箱的故事。

中国移动合纵连横，击退美国围堵，将TD-LTE推举成全球两大主流4G标准之一；中国有研破釜沉舟，突破专利障碍，拿下我国航空铝材首个大范围国际专利授权；“华龙一号”创新团队卧薪尝胆，在福岛核事故影响和美欧三代核电技术的双重压力下，为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杀出一条血路”；复兴号高速列车研发创新团队乘胜追击，在永磁牵引技术的脱胎换骨中不断刷新“中国速度”……

如今，4G迭代，高铁远去，成就渐淡成背景，一个个虽不年轻但仍朝气的面容在岁月洗礼后却愈发鲜活。或是爽利，或是豪迈，或是儒雅，或是质朴，不一样的笑声中，流露出一样身经百战的从容与宝刀未老的坚毅。这代央企科学家是幸运的。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意味着他们所经历的从跟跑追赶到并跑领跑的历史片段再难复制。

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树立一座新时代央企科技创新的丰碑，将跨越与守望的故事镌满。

“我们追赶了那么多年，能不能开展原始创新” 一步入报告厅便听见王晓云爽利的笑声，家长里短的攀谈很快温热周遭的空气。王晓云留着一头棕色短发，干练中不失时尚。长期练习瑜伽带来的松弛感和活力由内而发。当话题转向移动通信技术，一个热情可爱的大姐瞬间切换成了精明强干的女科学家。王晓云是中国移动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也是1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和2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过去40余年，中国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5G引领”的跨越式发展，王晓云用半生履历为其作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移动通信产业一穷二白，网络受制于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标准，研究哪个技术更适合中国。”王晓云介绍，移动通信领域有FDD（频分双工）和TDD（时分双工）两类关键技术。FDD类似于用两条轨道，一个负责接收，一个负责发送；TDD则只需一条“轨道”，一段时间负责接收，一段时间负责发送，有利于最大化资源效率。1G和2G时代应用的是欧美主导的FDD。3G时代来临时，中国提出TDD战略主攻方向，并预判其为“换道超车”的难得机遇。但机遇与挑战相伴：TDD技术难度大，全球尚无TDD移动通信成功组网先例；我国需独立探索，而产业基础本就薄弱；此外移动通信产业是全球竞争性产业，TDD面对的是FDD的强势竞争。在一片质疑声中，王晓云和她的同事们踏上了未知的征途。但开局并不顺利。“TDD首次规模试验，同频组网后基站间干扰大，造成大量用户连不通。第一批试验终端性能也较差，使用不到一天手机就烫得不能用了。”王晓云说。痛定思痛、化危为机。标准上，中国移动与原大唐移动、中国信通院等合作，对首个TDD的标准进行补齐和完善；产业上，中国移动带头初步构建起我国移动通信技术的端到端产业链；运营上，通过一系列创新推动我国技术第一次实现了全球商用部署。最终，“TD-SCDMA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得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但3G国内“三分天下有其一”只是一个开始。如何改变“立而不强”的局面，中国通信产业在4G时代的故事更加跌宕起伏、惊心动魄。4G时代伊始，我国主推的TD-LTE标准在各演进路线中处于最弱地位。一方面，美欧主导的FDD霸主地位难以撼动；另一方面，美国在TDD领域部署一支奇军WiMax，与TD-LTE展开TDD标准的强势争夺。“全球有100多张试验网都用了WiMax。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王晓云回忆。置之死地而后生，破局之道从技术创新和战略制胜两方面推开。王晓云和同事们砥砺攻坚，以组网架构创新突破干扰控制等世界难题，夯实技术内力。而在战略层面，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领导下，中国移动大力推动与欧洲联手的FDD/TDD融合发展战略，双方实现“技术、产业、网络”的多维度融合。“WiMax最终走向消亡，TD-LTE统一了全球TDD演进路径，成为全球两大主流4G标准之一。这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技术博弈案例。”王晓云难掩自豪。“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不负众望，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险滩罅壑之后气象豁然开朗。TDD逆袭赶超，成为5G全球主导标准，改变了全球移动通信发展格局。中国一骑绝尘，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5G商用网络。5G赋能千行百业，智慧工厂、智慧矿山、智慧校园、智慧城市层出不穷。华为、中兴等一路携手中国移动披荆斩棘的产业链企业，如今也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王晓云作为核心贡献者参与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再接再厉，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移动建成覆盖全国、技术先进、品质优良的全球最大5G精品网络邢继与王晓云走过相似的职业路径。20世纪90年代初，当王晓云埋头翻译欧美技术标准的时候，邢继在大亚湾核电站与法国专家们共事了1000多个日夜。邢继从小擅长画画，高考报志愿时，老师极力劝说其报考艺术院校，但痴迷军工的他选择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1990年，初出茅庐的邢继被派往大亚湾核电站做核电设计。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首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建设的大型商用核电站。从援建的法国专家那里，他虚心请教当时国际上先进的核电站工程设计知识，边学习边思考，密密麻麻的手写资料积攒了一整柜。在这个中国刚刚起步的新领域，他很快从“门外汉”变成了团队主心骨。但邢继拥有着超乎年龄的清醒。他认识到，合作中，对方可能会告诉你怎么去做，但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无论你花多少金钱，都不可能买来真正的核心技术。引进技术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凭借这份清醒，不论核电技术路线如何调整，邢继都一直坚定地走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2009年，邢继成为中核集团CP1000（华龙一号前身）的总设计师，此时的中国核电行业正站在十字路口。2006年，中国通过招标确定引进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作为中国第三代核电站建设的主流技术路线。次年，西屋公司被日本东芝收购，中国又向法国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EPR。此时，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仍然缺位，国家只能在多国技术之间寻求平衡。在被各种设计图纸堆满的办公室里，邢继和团队成员创造性地提出了“177堆芯”“双层安全壳”“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等技术方案，一点点搭出了后来华龙一号的“骨架”。然而，正当CP1000研制完成、准备开工建设时，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爆发。国际上对核电站运营普遍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CP1000也被紧急按下“暂停键”。短暂的沮丧过后，邢继意识到：“带领团队走出阴霾的唯一办法，就是朝着更高的目标去奋斗。”全面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的“华龙一号”被提上日程，邢继继续担任新项目的总设计师。但方案调整不是简单的纸上推演。这位儒雅外表之下冰封着谨慎内核的技术专家开展多方调研，进行系统了解，收集翔实数据，一遍遍地推算试验，一次次地改动布局图，终于拿出了一份扎实严谨的新方案。 2021年1月30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后真正掌握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也意味着我国核电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

2021年1月30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华龙一号的成功，让中国核电发展路线的天平彻底倾向自主创新。如今，华龙一号已成为中国核电发展的主力堆型，也是全球在运在建机组总数最多的三代核电技术，被称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冯江华与邢继虽研究领域不同，但对自主创新持同样的坚定态度。坚持不懈地自主创新，令中国高铁产业得以避开依赖引进技术的陷阱，擦亮了另一张“国家名片”。1989年，冯江华从浙江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放弃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湖南，一头扎进“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株洲，在中车株洲所陈酿了36年时光。“当时我们国家没有一列高速列车，甚至高速列车所需的很多核心技术，比如牵引动力技术等，对我们来说还是空白。”冯江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回忆。他入行不久，便受命主持原铁道部相关课题，牵头组织大功率异步牵引控制技术的研究。牵引与控制系统是实现轨道交通车辆能量转换的关键，它决定了车辆的速度和性能，被形容为电力机车的“心脏”和“大脑”，也由此成为国外技术封锁的重点。当时，研发团队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资料，很多原理性试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试验结果的准确性都无法判断，只能靠查询国外文献来佐证。为激励团队士气，冯江华在办公室里挂上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从较小功率的系统研究起步，他们夜以继日地技术攻关，其间经历不计其数的失败，终于确立了自主异步牵引控制技术模式，实现了我国大功率交流传动控制技术的从无到有，使我国成为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之一。2001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列高速动车中华之星正式立项，冯江华等人的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中华之星的研制为中国高铁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技术和人才，为此后进入“引进消化吸收”时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04年，中国引进加拿大、日本、法国和德国的高速动车组技术，希望走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要跳出‘引进再引进’的怪圈，就要坚持一边引进一边自主研发，而关键一步是‘再创新’，也就是自主创新。”冯江华解释，外方并不会把核心的产品设计技术和控制技术传授给中方，中车株洲所没有满足于合作引进带来的丰厚利润，而是清醒地选择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积极引导自主研发。在和谐号的控制系统方面，研发团队不断改进和优化控制策略，提高了列车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同时，他们还通过优化算法解决了电机超温问题，实现了在部分技术上对国外的超越。博采众长的和谐号实现了中国高铁的加速发展。然而，由于使用国外的技术平台、采用国外标准，我国高铁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复兴号高速列车应运而生。冯江华受命主持研发复兴号牵引与控制系统。他和团队奔赴全国十余个路局、动车段调研，跟车添乘、测量，采集列车复杂、多变的运行工况数据，分析、解决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最终打造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牵引系统产品平台，使复兴号的速度、加速度、牵引动力等关键指标领先国际同行。创新无止境。冯江华判断，永磁牵引具有能耗低、噪声低、功率密度大等优势，是更高速列车的必然选择，主流的异步牵引技术未来终将被永磁牵引技术替代。早在2003年，冯江华就曾牵头组建国内第一支永磁牵引系统研发团队。仅仅3年后，该团队就设计出中国首台电动汽车用永磁电机，之后实现永磁牵引系统在地铁上的首次应用。2015年6月，永磁高铁在北京环铁试验基地通过首次考核鉴定，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掌握高铁永磁牵引技术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2018年，永磁高铁完成了30万千米运营考核，各项技术指标完全满足需求。当年，冯江华在德国行业展览会上看到国际同行也展示了一款首次使用永磁牵引技术的新型高速列车。“那时我国的永磁牵引技术高铁列车已投入商业运行，但他们还只是一台样车，确实是有点儿小自豪的。” 2024年12月，采用永磁牵引技术的时速400千米CR450动车组样车在北京发布，标志着中国高铁科技实现了又一次里程碑式的跨越。冯江华带领团队，实现了大功率永磁牵引等技术的创新应用，引领我国步入这一关键技术世界研究前沿，成为中国高铁制胜市场的一大战略利器。回首数十年间从受制于人到引领超越的沧桑巨变，他百感交集。

CR450动车组样车冯江华的悲喜，熊柏青或许能感同身受。作为中国有研科技委副主任、共性技术领域总师，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柏青在高强铝合金材料研发领域亲历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换道赶超的跨越。熊柏青喜爱阅读中外历史、特别是战争史书籍，年轻时酷爱足球、桥牌等体育运动，对上至国与国之间竞争、下至常规体育竞技的残酷性形成了深刻的认识。这些知识无疑也给他的创新研发带来了深刻影响。“在大国博弈中，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是锻长板。当别人卡你脖子的时候，你在谈判桌上能不能拿出‘非用不可、唯我独有’的东西来交换。你手里有牌没有？”熊柏青比画着一个出牌的动作，洪亮的嗓音仿佛在指挥千军万马。他回忆，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轰炸，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进入高速发展期，高强铝合金行业随之迎来重大考验。彼时，中国的高强铝合金技术还停留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只能制造第一代和第二代高强铝合金材料。尽快研发出第三代高强铝合金材料成为当务之急。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第三代高强铝合金材料的研发，此时其专利早已过期，成分完全公开，只是工艺尚不知悉。研发人员如盲人摸象般一点点拼凑着第三代铝合金材料的脉络图，有时候一个技术门槛花了一两年也跨不过去。“看到大家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经常说一句话，国外这帮人也是两个肩膀顶个脑袋，凭什么他们能整明白我们不能？要有永不服输、勇攀高峰的精神。”经过10年自主攻关，熊柏青领导研发团队全面掌握了第三代高强铝合金工业化成套制造技术。然而，就在中国奋力追赶的时候，全球铝合金产业已全面升级。如果把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前三代铝合金材料研发称为“可靠性提升阶段”，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该产业便进入了“竞争力提升阶段”，减重成为新的时代主题。21世纪初，美国、德国、法国相继研发出第四代铝合金材料。与追赶第三代不同，第四代的知识产权仍处在保护期，中国必须同时打破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双重垄断。“美国第四代铝合金国际专利主张的权利要求把成分和工艺范围都盖得死死的，从科学上几乎找不到突破口。从2008年到2011年，我整个人都想魔怔了。吃饭、走路，甚至睡觉都在思考如何突围。突然有天清晨一睁眼，我脑袋里有了一个灵感，从合金成分元素配比上想到了一个突破点。我当天就把知识产权律师都请过来一起讨论可行性。”循着新思路，研发团队研制出在成分和工艺上具有差异、综合性能更加优异的国产第四代铝合金材料。经过8年旷日持久的拉锯，这款新材料成为我国首个成功申请12个航空铝材主要生产国授权的高强铝合金国际专利。但跨越的脚步并未停止。熊柏青开始思考：“我们追赶了那么多年，能不能开展原始创新？能不能跳出现有体系，率先研发出更轻、更强、综合性能优异、低成本的新一代铝合金材料？”他把目光锁定在镁元素，这是铝合金的主要合金元素之一。镁具有密度低的优点，同时还是中国的优势资源。但既有体系中镁的添加量存在上限，如何突破上限成为重点课题。在此前20余年深厚积累的基础上，熊柏青带领团队用2年多时间，于2023年6月工业化试制出了第一批高镁轻强铝（新型低密度-高强高韧-高镁含量铝合金材料）产品。高镁轻强铝可支撑航空航天飞行器、高铁列车中大量使用的铝合金结构件在当前水平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设计减重8%—10%以上，对我国高端装备轻量化和低成本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有研在大型企业现场工业化试制出的高镁轻强铝大规格铸锭目前，高镁轻强铝的中国发明专利已获授权，国际PCT发明专利已获公告，成为我国首个拥有“知识产权壁垒”的铝合金新材料。“国之大者”的主旋律之下，跨越者舞动更快、更高、更强的节拍，守望者则在对大地和蓝天的凝视中蓄力突破。“我的信念就是做昆仑山上的一棵草” 这是一个生命里镌满风霜的硬角色，黝黑的面孔皱纹深刻，矫健的步伐像士兵一样。中交集团技术总监、首席专家汪双杰至今依然记得22岁那年第一次与高原冻土结缘的情景。1984年3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汪双杰被安排去喀喇昆仑山参与多年冻土区边防公路勘察设计工作。“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修的那条路170多千米，原来送物资到哨所全靠牦牛，顶多一个月送一次，要是大雪封山可就没准了。”边防战士用青春和生命捍卫祖国领土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也点染出他与老一辈央企科学家更加接近的生命底色。恶劣的环境中，身边好几位同事倒下了。可汪双杰依然坚持白天边勘察边施工，晚上画图纸搞设计，与施工部队一道战斗在喀喇昆仑无人区。等到6月底的暖风吹化高原冰雪，牦牛送来新的物资，他却收到一封迟来的家书——母亲在清明节前已去世。可是施工最吃劲的时候不能下山，他只能把心事深埋在千年冻土里，擦干眼泪继续修路。“等把路修好了，再到母亲的坟前磕头吧……”40年弹指一挥间，汪双杰已经从毛头小伙成长为冻土工程界的知名专家。其间，曾有人给出120万元年薪聘请他到南方工作，但当时年薪不足2万元的他还是选择留守高原。2001年，汪双杰担任“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成套技术研究”项目负责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带领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攻克冻土难题的科研工作中。他建立的公路冻土尺度效应理论，被国际冻土协会评价为“是国际冻土工程界影响深远的重大创新”。“多年冻土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获得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汪双杰在冻土领域的研究成果直接支撑了一批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与改造。例如，突破了国际工程界多年冻土地区不能修筑沥青路面公路的禁区，成功建设了世界第一条跨越550千米多年冻土地区的全天候通车二级公路——青藏公路，持续支撑维养进藏物资主通道，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支撑玉树震后生命线工程，保障恢复重建，成功建设了世界上首条多年冻土区高速公路——共玉高速，有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服务新藏公路、600多千米中印边界道路等多条国防“生命线”的升级改造与军事投送保障，提高边疆通道应急应战能力，有力保障了国防及社会安全。

世界上首条多年冻土区高速公路——共玉高速40年来，汪双杰跑遍进出藏区的条条国道，参与青藏高原上几乎所有公路勘察设计。“回过头来数数，上高原至少上百次，每年都要去几次。现在随着年龄增长，高原反应越来越大，但只要还能上就上。我的信念就是做昆仑山上的一棵草，为国家进出藏战略通道的灾害防治和升级改造贡献力量！”张少华与汪双杰一样关注着地下的世界。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多年维持在70%以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达到40%以上，能源安全形势严峻。资料显示，我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达671亿吨油当量，占全国油气资源总量的34%。然而，找到这些更深处的油气资源却是一个世界难题。硬仗需要强军。张少华所在的中国石油东方物探从大庆石油会战一路走来，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石油会战，勘探足迹遍及国内各大含油气盆地，被国家授予“地质勘查功勋单位”，在业内有“找油先锋”之称。张少华也一直坚守在为国找油找气的最前线。个子不高的张少华习惯于把自己隐藏在人群中，采访时他总是谦逊地将公司各个条线、各个层级、各年龄段的同事们都推向前台，并反复强调着集体的力量。“每个人的成长，自身努力非常重要，但企业的平台作用更不可忽视。没有好的平台，个人价值很难实现。”

东方物探人在“黄羊和雄鹰都无法到达的地方”——秋里塔格刀片山上作业，一举攻克世界级勘探难题地震勘探是解决油气勘探难题最重要、最有效的技术方法之一，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对于张少华而言，保障国家安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推动我国油气物探领域技术、软件和装备全面自主化和国产化，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二是以先进的物探技术，助力中国石油国内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为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物探软件是油气勘探的核心技术，被喻为“地质家的眼睛”。2003年1月，中国石油从集团层面正式启动GeoEast软件研发。一支由300多名科研骨干组成的研发团队经过600多个日夜的辛勤奋斗，成功研发GeoEastV1.0版本，打造出国内第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最好的压制不是封锁而是倾销。回过神来的竞争对手很快调整策略，纷纷表示愿意向东方物探出售软件并给予优惠。但东方物探没有“上当”。历经20多年迭代升级，GeoEast已具备从陆地到海洋、从地面到井中、从纵波到多波的全场景应用功能，已经成为全球三大主流物探软件之一。目前，GeoEast已经发展到V4.0版本，形成了新一代多学科开放式软件平台iEco，攻克了可控震源高效混叠处理等关键技术，提升了我国油气勘探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研发GeoEast是东方物探强化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核心软件方面，该公司先后自主研发了以KLSeis、GeoEast为代表的12大物探软件系列；核心装备方面，该公司打造了以EV56宽频大吨位高精度可控震源、eSeis节点仪为代表的12大自主创新装备产品；核心技术方面，该公司形成以陆上“两宽一高”、海洋OBN为代表的地震勘探技术。其中，“两宽一高”（即陆上宽频宽方位高密度地震勘探关键技术与装备）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张少华是项目第一完成人。“两宽一高”技术原理通俗来讲，就好比用高清相机给地球拍照片，“宽频”相当于彩色照片，看到的地下信息更丰富；“宽方位”相当于从不同角度拍照片，可以看清地下全貌；“高密度”相当于数码相机的高像素，画质变得更加清晰，整体推动地震勘探进入“高清时代”。历时15年科技攻关，东方物探从理念方法、高端装备、工业软件等方面开展原始创新，全球首创了全新一代陆上地震勘探技术体系，攻克了深层油气勘探的世界级难题，探测能力实现了从5000米到万米油气目标的突破。与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能源替代方案不同，“两宽一高”从正面回应着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需求。在国内，“两宽一高”技术支撑中国石油取得鄂尔多斯庆城等3个十亿吨级大油田、塔里木博孜大北等4个万亿方大气区等一批重大勘探发现；在海外，东方物探积极配合做好战略选区和潜力资源评价，为中国石油海外油气权益产量当量保持1亿吨稳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为国找油找气是我们最大的价值追求。我们将持续推进物探技术进步，为国家能源事业贡献物探领域的专业力量。”张少华说。“一直从事喜欢的工作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为国诚可贵，而这代央企科学家身上另一难能可贵之处，则是由兴趣和理想点燃的自我意识觉醒，闪耀出人性的光芒。中国海油研究总院总工程师李中熟练地穿行在立体迷宫般的海上钻井平台，头顶烈日如焰，脚底海水湛蓝，汗水很快沁满脸庞。听闻记者此前没坐过直升机，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诧异，过去数十年间，这曾是他最主要的通勤工具。李中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村庄，小时候村里最高端的机械设备，就是一辆东方红拖拉机和一台用于抽水、磨面的柴油机。1972年，南阳石油勘探指挥部成立，河南油田正式诞生。矿区里错综复杂的管道和鳞次栉比的生产装置，给李中的幼小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放学后，他总是跟小伙伴们一起往矿上跑，起初是好奇地摆弄些库房里的零部件，熟络后便帮着实验室里的大姐姐们做一些简单的实验。高考填报志愿时，李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钻井工程专业。大三那年暑期实习，他从一名转业的水兵那里得知，在广东湛江有家中国海油公司，专门负责海洋石油勘探开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海洋石油，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1994年春节过后，这家公司恰好去学校招人，李中思虑再三，迈出了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步。李中怀着忐忑的心情初次出海。从湛江乘飞机到三亚，再转乘直升机赴海上钻井平台。相比陆上石油，海洋石油从通勤工具到生产设备再到作业方式所带来的系列震撼，让他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职业选择。此后在海上一线工作的25年里，李中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碧海蓝天之间，1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2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他已修的学分。李中的主攻方向是钻完井。海洋石油勘探开采需要在地下油气藏和海面的钻采平台之间建立起一条供油气通行的稳固隧道，这项工作就是钻完井。钻完井作业集中体现了海洋石油工业高风险、高科技、高投入的“三高”特性。好莱坞大片《深海浩劫》就再现了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井喷事件的灾难现场。我国南部海域地处三大板块交汇区，是全球唯一同时聚集高温高压、深水、复杂断块三大世界级钻完井技术难题的海域，近年又迈入了海洋深层新领域。该区域的高温高压曾让国际巨头望而却步。早年雪佛龙等6家国际石油公司在该区域钻探15口井，由于钻井事故频发先后退出。李中带领团队深入分析前期钻井失利原因，并很快抓住主要矛盾——既然钻完井的工作对象是地层，那就不能只想着怎么加固井筒，还要深入进行地质研究，对不同的地层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他带领团队集中精力钻研各层段优快钻进技术，并与中海油服等单位密切合作，研发适合高温高压探井作业的配套产品。2010年前后，团队逐渐摸清了高温高压的“暴脾气”，形成了四大创新成果。这四大创新成果互相支撑，形成完整的海上高温高压钻完井关键技术体系。得益于这套技术，2010年后公司累计发现了7个高温高压气田，天然气地质储量达4126亿方。更直观的成绩来自一场无意中的同台竞技。2015年前后，李中率领团队在南部海域的某区块开展作业，几乎同时某国际巨头也在同一区块20千米远处对同一目的层进行了勘探。出于对中国技术水平的不信任，这家公司事先在新加坡举行了国际招标。但最终结果是李中团队仅用该公司1/5的费用、1/3的时间即顺利完钻。“那年的工作总结特别好写。”李中笑说，团队一战成名，如今这套技术体系已走出国门，在国外高温高压区块48口井中成功应用。“海上高温高压钻完井关键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李中是项目的第一完成人。海上高温高压钻完井技术体系还有力促进了深水油气勘探的突破。李中先后参与了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项目“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发与应用”、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项目“‘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开发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前者在我国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具有“破天荒”的里程碑意义，后者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将最大作业水深拓展到1500米以上、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

“深海一号”气田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开发建设的作业水深最深、地层温压最高、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深水气田。图为“深海一号”能源站但李中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2020年从海上一线调入中国海油研究总院后，他与时俱进地瞄准了“信息化、智能化钻完井”的新方向。“科研无尽头，永远不要想着大功告成。我们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才能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同样受到儿时梦想激励的还有窦强。飞腾系列CPU总设计师窦强出身科研世家。小时候每逢寒暑假，他总会跟着参与高性能计算机研发的父亲去办公室加班。在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耳濡目染下，他小小的心里就坚定了接下信息安全接力棒的信念。怀揣这一梦想，高中时他便考入湖南四大名校之一师大附中的首届理科实验班，这是一个选拔全省尖子生集中冲刺国内外各大竞赛的“卷王”班级。学霸的人生在高考后找到归宿。当时适逢我国大规模集成电路初露锋芒，窦强报考国防科技大学，成为最早一批从事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研究的成员之一。求学岁月里，窦强把实验室当成了第二个家。当同龄人还沉浸在校园生活的缤纷多彩中时，他总在实验台前与示波器的荧光为伴，在成摞的技术文献中探寻芯片世界的奥秘。这份专注与执着，让他在高性能计算系统结构与芯片设计领域逐渐崭露头角。CPU是信息系统中最核心的集成电路芯片，长期依赖进口，属于“卡脖子”关键技术。20世纪末，西方各国签署《瓦森纳协定》，对我国CPU芯片开始封锁与禁运。窦强带领团队攻克了多项“卡脖子”关键技术堡垒，创新性地提出了多项总体技术思路，并负责全芯片逻辑设计、功能模拟与验证、流片与测试等芯片设计各个主要阶段的组织协调工作。2014年，飞腾团队迎来历史性转折。当年，在中国电子、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和天津先进技术研究院的联合支持下，飞腾公司正式成立，窦强目前还担任着中国电子首席科学家、科技委副主任。同年年底，飞腾公司第一颗高性能通用CPU芯片研发成功。窦强回忆起这颗芯片的点亮场景：当“Hello World”字符出现在屏幕时，40余名研发人员相拥庆祝，“那一刻印证了中国芯片设计能力的突破”。那天半夜，团队成员找到一家尚未打烊的米粉店，喝光了店里所有的酒。 4年后，一款名为 FT-2000/4 的桌面CPU芯片被紧急立项。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国外技术资料可作参考的空白领域，项目要求技术指标在国际同类产品中居于前列，同时要兼顾自主性与安全性。400多个奋斗的日夜里，团队如同接力赛道上的选手，通过精准高效的工作衔接，提前实现了产品的快速定型与批量供货。这款产品进一步缩小了中国芯与国际主流桌面CPU芯片之间的性能差距，成为了首款销量突破百万片的国产桌面CPU芯片。窦强带领团队再接再厉，不断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CPU研发最难的内核研发设计方面，窦强带领团队不断深耕，迭代推出了FTC8、6、3三大系列处理器内核，在高性能、高效能、低功耗方面满足不同产品系列的需求。飞腾团队先后研制、量产了十余款高性能飞腾微处理器产品，使飞腾系列CPU在高端服务器、桌面办公信息系统、嵌入式工控等领域实现对国外同类芯片的国产化替代。其CPU产品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高端芯片领域的首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飞腾系列国产CPU产品谱系图不久前，飞腾系列CPU销量突破1000万片。“从行业角度看，高性能CPU获得百万片的应用，就意味着突破了‘可用’这一关；而CPU芯片到了千万级的应用规模，才可以说从‘可用’向‘好用’迈进，在千行百业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中发挥了‘能担大任’的作用。”窦强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三峡梦”成为“60后”一代水电科技工作者青春的主旋律。1987年，一位几乎没见过下雪的广西壮族青年来到了哈尔滨。这里有中国水力机械专业最前沿的“阵地”——哈尔滨电机厂大电机研究所。“如果能参与到三峡工程，就是豁出一辈子也值了。”覃大清心想。覃大清是一个念旧的人，就连身后的背包也是多年未换，一如他年少时的梦想。从小浸润于广西柳州浓厚的工业氛围里，他对工业可谓情有独钟。18岁那年，他考入华中工学院。在大学期间，覃大清对水力机械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葛洲坝电站陆续投运，三峡工程呼之欲出，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水电设备制造业雏形。一个坚定的信念深植在他心里：“要去探索专业技术的源头，去专业最前沿的地方，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哈尔滨迥异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并没有难倒他，这些在先进实验仪器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覃大清兴奋地每日沉浸在实验台前。在他看来，哈电有大厂房、有研究所、有实验室、有计算机，能够实现他的“三峡梦”，而实现“三峡梦”，需要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和技术准备。为此，凡是他认为能够对干好三峡工程有用的知识，他都去学，就连走路吃饭也在想着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十年磨剑，终于迎来了三峡工程主机招标。1997年，覃大清带领团队承担了三峡右岸机组的水轮机水力开发工作。横亘在研发团队面前的，是三峡左岸进口机组也未能解决的“癌症”级世界难题——水轮机高部分负荷压力脉动。水轮机在负荷范围内运行，压力脉动的数值非常大。压力脉动一大，机组运行就不稳定，很容易发生危险。为了完全攻克这一难题，覃大清带领团队5年攻关，先后通过20多个方案的优化设计和上百次的试验，成功研制出混流式水轮机L型叶片转轮，使中国水电技术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外30年的跨越。在与发达国家同台对比中，该转轮综合性能最优、稳定性最好，最终取代三峡左岸国外技术，成功应用在三峡右岸机组中。圆梦三峡后，2003年到2007年，覃大清又带领团队自主研制了溪洛渡、向家坝水轮发电机组，将世界水轮发电机组的最大容量从70万千瓦提升到80万千瓦。百万千瓦“无人区”近在咫尺。从2007年开始，覃大清带领团队不懈攻关，研发出了11台模型转轮。近一年的时间里，该团队完成了50余遍不同设计方案详细的模型试验。最终，该团队开发出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100万千瓦混流式水电机组长短叶片转轮，使我国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21年6月28日8时8分，哈电集团研制的白鹤滩水电站右岸14号机组带负荷100万千瓦成功。这是全球首台实现100万千瓦满负荷发电的机组。

哈电集团自主设计制造的白鹤滩首台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我们登上了水电领域的珠穆朗玛峰。”如今已是哈电集团首席科学家的覃大清回忆起来，仍然难掩激动之情。中国机械总院首席科学家、高端装备铸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娄延春也曾有个“三峡梦”。娄延春与铸造专业结缘始于偶然。报考大学时他对专业的认知还比较模糊，由于高考成绩优异，被直接分到了沈阳工业大学的王牌专业——铸造。在陈士梁、程宽中等老一辈铸造专家的培养下，娄延春被金属凝固、液态成形、铸造工艺等知识的奥妙深深吸引，由懵懂而逐渐熟悉并热爱上这个专业。毕业后，娄延春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铸造技术专业研究所——沈阳铸造研究所（现属中国机械总院）。当时正是我国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大型铸件的关键时期。在一个又一个项目的研发中，他逐渐成长为沈铸所的业务尖兵，开始在国家重大工程、重点装备用高品质铸件研发中挑起大梁。1992年，《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获得通过，几乎所有相关企业都想参与其中一展身手。彼时，大型铸锻件的质量难题迟迟未得到解决，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沈阳铸造研究所主动请缨。没有项目经费支持，他们就自己出资先研制出一个等比例重达10多吨的不锈钢试验件，然后拿给国外第三方中介机构检测。经过多轮实验、检测后，其产品完全符合外方订货合同要求，并且比进口铸件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2003年，三峡水电站正式将左岸机组用大型水轮机导叶铸件国产化任务委托给沈阳铸造研究所，使其成为三峡左岸水轮机部件中唯一的国内供应商。作为所长兼项目总负责人，娄延春不敢怠慢。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取消了所有休息日，24小时待命：万家团圆的节日，他们在实验室进行性能测试；夜深人静的午夜时分，他们坚守在设备旁开展产品试制研究。从新型特种设备研制、材料优化、工艺理论模型搭建到铸造成形技术方案实现，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仅用一年时间，圆满完成了合同规定产品的全部制造，顺利通过外方设计单位的审核，一次性通过验收。“电渣熔铸水轮机导叶双精炼铸造”成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铸件制造新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圆梦三峡后，娄延春与覃大清一样开启了白鹤滩的“珠峰之旅”。白鹤滩机组的关键构件制造技术没有国际先例可以参考。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大型水轮机叶片疲劳裂纹和空蚀破坏也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在经过前期多轮研讨、试验后，娄延春率队另辟蹊径，发明了一种新技术，最终成功研制出世界首个百万千瓦级水轮机电渣熔铸模压叶片，较传统工艺金属利用率提高40%以上，制造周期缩短65%，目前产品已批量应用于白鹤滩水电站。

白鹤滩电站用水轮机转轮铸件“看到自己参与的一项项研究成果被用在了我国水电、核电和航空航天等领域装备制造上，我非常骄傲。能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为我国铸造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娄延春说。“不仅要跑好这一棒，还要传好这一棒” 由己及人，薪火相传。央企科学家发现青年人才、融入青年人才、托举青年人才，在时代的交接棒中完成科研生命的延续。对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的采访和参观各环节均被严格精控到分钟，对比行程表竟无丝毫差异。这种对安全、稳定、可控的近乎偏执的追求刻在一代代电网人的基因里，包括郑玉平。郑玉平是国家电网首席科学家、电网运行风险防御技术与装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在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求学和工作的40余年冲淡了他的福建口音，但他依然清晰记得中学时因停电而瞬间没入黑暗的一个个自习夜晚——那是他毕生奋斗的原动力。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电力系统网架十分薄弱，电网稳定性破坏事故时有发生。而在电网稳定性破坏事故中，由继电保护设备缺陷导致的事故占到一半以上。为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我国构建了以“三道防线”为基础、适应我国国情的电网风险防御技术及装备体系。作为这一体系建设的重要实践者，郑玉平主攻“第一道防线”继电保护。继电保护设备是指在电力系统事故或异常运行情况下动作、保证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的自动装置，郑玉平称其为“电网的贴身保镖”。从业40多年来，针对我国电网发展的不同阶段，郑玉平先后主持三代“贴身保镖”装置研制，不仅彻底打破国外垄断，而且推动我国继电保护技术引领世界发展。相关技术产品应用于国内外成千上万个变电站，为央企提升经济价值和功能价值作出了双重贡献。无论是早年的二滩、三峡外送工程，还是后来的特高压输电工程背后，都有它们的身影。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塔拉滩不同电压等级电网线路织成一道风景从一线科研人员到科研工作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郑玉平深知“团队建设要固本，更要塑魂”，并积极为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而发声。他认为，结构科学、分工合理、团结协作、高效精干的科研团队是科技攻关的基础，只有不断探索符合科研人员特点的人性化管理之路，努力创造条件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让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例如，南瑞集团建立的科研骨干长期股权激励机制，就像是给大家吃下了“定心丸”。在科研人员之外，郑玉平还有一重身份——博士生导师。“博士培养需要跟其他高校合作，会不定期地带博士。南瑞自己有硕士点，我每年会坚持带1个硕士。带他们也促进我思考。”郑玉平说。不论是实验研究还是课题攻关，他都以身示范，指导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26名，为我国电力保护控制装备产业持续发展输送人才。团队成员每个月都要开展一次集中交流。每次交流时，他都会把舞台让给年轻人，鼓励大家踊跃发言，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从不大包大揽，善于营造自由讨论氛围，启发大家思考，培养发挥年轻人的主动性。”团队成员潘书燕说。如今，郑玉平正带领团队探索和破解新型电力系统的时代新课题。“现在取得的成果不属于我一人，都是团队的力量。时代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不仅要跑好这一棒，还要传好这一棒。”航空工业沈阳所首席专家、第五任总设计师王永庆也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大使命。航空工业沈阳所是王永庆成长的摇篮，更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集体，被誉为中国“战斗机设计研究的基地，航空英才的摇篮”。歼8、歼11、歼15、歼35和无人机等5大系列共40多个航空武器装备重点型号在这里研制；顾诵芬、管德、李明、李天、杨凤田、孙聪、王向明等7位院士在这里奋战……

航空工业集团沈阳所研制的歼-35A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亮相王永庆是我国多型航空主战装备总设计师，他主持研制了歼35A等多型主战装备，作为型号常务副总师为我国首型舰载机歼15研制作出卓越贡献。王永庆被大众所知始于2012年。当年11月23日，歼-15在辽宁舰首次成功起降。从这天起，中国海上没有舰载机的时代成为历史，中国战斗机也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跨越。媒体的聚光灯投向这位笑容可掬的常务副总师。相比3年前歼-15陆基首飞时的挥泪当场，此时的王永庆似乎更多了一份胸有成竹的淡然。在担任航空工业沈阳所第五任总设计师的15年间，他主抓体系建设，重点放在技术的发展和能力的建设上。他致力于飞机研发基础能力的提升，重视专业建设，使沈阳所研发技术能力同步实现跨代提升。他创新技术手段，在国内首次推行全机三维数字化设计，摸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数字化设计体系。他倡导正向设计理念，重视推广流程理念，促进知识工程的常态化建设，强调“只有用流程串起来的知识才是知识”。王永庆像前辈们一样努力托举着新一代的科研力量。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已培养出2名博士生、7名硕士生。除此之外，一批80后、90后已经快速成长为沈阳所的核心与骨干。王永庆对团队的年轻人充满信心，在他的鼓励下，结合重点项目的研制工作，年轻的技术人员们投入到实战中，得到了真刀实枪的培养和锻炼，从而快速建立和稳固了人才队伍。以王永庆主持研制的歼35A战机为例，其设计核心团队平均年龄才30出头。王永庆对年轻人的关心延伸到工作之外。周末，他会换上布鞋，拿上小竹篓，装满自己种的西红柿分享给大家。加班的日子里，他会一早起来给大家烤地瓜。他喜欢跟年轻人一起玩桌游、狼人杀，知道YYDS是“永远的神”的意思。他亲切地叫他们“孩子们”，并欣赏他们身上与自己相似的反差感。“他们身上融入了新时代斜杠青年的美，没有丢失认真和负责，有时代赋予他们的新鲜生命力。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适应信息化、现代化的发展需求，所以他们创新的精神头、动力更足。”作为我国盾构技术产业化的开拓者之一，半路出家的李建斌如今把徒弟也带成了全国闻名的盾构机“老专家”。2018年，王杜娟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被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位从崇山峻岭走来、不掩尘土风霜的女科学家，面对镜头一遍遍讲述着国产盾构机从0到1再到领先全球的逆袭故事，通过议案频频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发声，赢得了舆论的尊敬。舞台中央的王杜娟，总能让李建斌想起24年前那个团队集结的下午。2001年2月16日，中国中铁正式成立盾构机研发项目组，李建斌成为项目负责人。他在系统内选调了18名来自机械、液压、电器等方面的工程师，王杜娟便是其中之一。盾构机有刀盘刀具、液压、电器、泥水、砂砾等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成为国家“863”计划中有关盾构研发的5项课题，均由李建斌所率团队承担。这18人也被称为第一支“盾构梦之队”。盾构机，正式名称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tunnel boring machine，简称 TBM）”。它是集机械、电器、液压、传感、信息等多项现代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隧道施工装备，广泛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综合管廊、铁路及公路隧道工程、引水隧洞工程及军事防护工程施工等领域。

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由于制造工艺复杂，技术附加值高，盾构机曾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汽车运输工程专业出身的李建斌，早年曾在隧道施工现场见识过洋专家的傲慢与防备。“造中国人自己的盾构”成为他一直以来的夙愿。这群“新兵蛋子”大部分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人甚至连盾构机都没见过。项目启动后，李建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大家到处看盾构机，四处找项目，深入隧道现场，一根根管子排查，一个个元器件核对，比较参数、核实数据、查阅资料，经常奋战到凌晨。“以我们的能力和水平，照葫芦画瓢制作不是难事，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我的出发点就是掌握设备的设计理念，掌握核心技术，做自主研发工作。”2008年，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中铁1号”成功下线。这台样机随后被应用于天津地铁三号线施工项目。业主单位起初以为是台进口盾构机，便将其用在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地表以上是张学良故居、瓷房子等组成的历史文化街区。施工验收时发现，在各个标段中这个标段工程成绩最优，不但掘进速度快，而且地表沉降控制在三毫米以内。李建斌告诉业主这是一台国产盾构机。自此，中国盾构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国外盾构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此后，李建斌带领团队研究设备在不同地质条件下，比如硬岩、黄土、沙土中的工作状态，逐步攻克了超大直径、超小直径、极限工况下的装备设计、制造关键技术，成功研制了一大批世界首台、国内首台的开创性产品，产品直径覆盖2米至18米，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多项领域和重点工程。2020年9月，中国中铁自主研制的第1000台盾构机下线，成为国内第一家下线隧道掘进机突破1000台的领军企业。国际市场也为之打开。截至目前，中国中铁研制的盾构机已经出口至德国、法国、意大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事业的壮大，团队也由最初的18人发展到现在3000多人。李建斌介绍，团队每年会从各相关专业引进几百名大学生。入职后，将对他们进行“设计院—车间—工地”的3阶段训练，先在设计院以师带徒的方式学习设计，然后去工厂学习组装，最后去现场观察设备的实际应用情况。李建斌在人才培养中强调交流分享的重要性。他要求团队每周开展一次头脑风暴，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分享好的想法和经验。同时，他还亲自给大家讲课，分享自己早年从事隧道施工工作的经验和后来开展盾构机研发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拓展全球眼光，他坚持带领团队分批去国外交流，了解盾构机传统强国的发展情况。“这套组合拳下来，我们团队的青年人才成长非常快。很少有团队能胜过我们。”寒雨连江，李建斌头戴铝盔，行走在挖掘中的崇太长江隧道。“领航号”盾构机在89米的江底加速奔向江苏太仓。“盾构机是一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装备。盾构精神中的‘一往无前’由此而来。”这像极了央企的科学家群体，一旦选择了开始，便风雨兼程，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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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粟灵

责任编辑 | 苑洪涛

校对｜李虹萦

执行主编 | 刘海草张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