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政权是如何维系的？
近日，“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为什么还能撑三十年？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读者见面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一书作者成长，文史作家、书评人张向荣，作家、学者李天飞围绕“后诸葛亮时代”的三国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文学价值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对谈。
“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为什么还能撑三十年？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读者见面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从234年至蜀汉灭亡的263年，是蜀汉整整三十年的“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作为三国之中最弱小的国家，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一书中，成长将目光聚焦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也是诸葛亮去世这一年）之后的三国。从这一年开始，三国褪去了英雄的光芒，呈现出历史真正的底色。魏、蜀、吴三国经历开国一代的筚路蓝缕后，开始面临各自的困境，如：立国的正统性、权力代际的过渡、君主与权臣的龃龉、军事战略的转变、功勋子弟的崛起、边境民族矛盾的激化等。将它们放在三个政权彼此之间的冲突、联盟、制衡的复杂关系中，则又凸显出特别的意义。
为什么选择三国的最后三十年作为叙写对象？面对这一提问，成长表示，“很多读者对三国历史的印象都来自《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忽略了三国后期的很多重大事件，如费祎遇刺、诸葛恪北伐等，这些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成长希望《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能够呈现魏、季汉、吴在最后三十年中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真实历史格局。他解释说，使用“季汉”的称呼是对历史本源的遵从，刘备继承两汉正统，以“汉”为国号，“蜀”只是入晋之后对割据一隅的政权的蔑称。作为今天的历史写作者，有必要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
在回答“是否存在历史必然”的问题时，成长认为：“最让我感到遗憾的人物是邓艾和魏延。邓艾至少有事功，而魏延在《三国演义》里的被丑化，其实是源于他与诸葛亮的路线斗争，子午谷之谋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当然，这种策略的作用主要是对敌的震慑力。”李天飞则表示，自己在三国里最大的“意难平”是曹髦。他的抗争不仅是皇权与相权的抗争，也是为个人尊严的抗争。张向荣认为，何晏和夏侯玄都曾是曹爽最重要的谋士，是正始年间主要的执政者，但由于他们在高平陵之变后先后被杀，相关史料大多被删改，已经很难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此两人还是玄学形成时期的关键人物，如果他们没有死，玄学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番面貌。三位嘉宾还分享了与三国有关的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等。
以下内容节选自《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之《武侯的子孙》，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汉之季——诸葛亮身后的三国》，成长 著，中华书局2025年4月版。
顶着武侯光环的诸葛瞻
蜀水，一支匆忙组建而成的军队从成都出发，奔赴涪县前线。如果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是后人对季汉人才匮乏的嘲讽，那么这支部队的将帅们更适合为这一悲哀的现实做注脚——他们是清一色的季汉功臣后裔：诸葛亮之子、卫将军诸葛瞻，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张飞之孙、尚书张遵，黄权之子、尚书郎黄崇，李恢之侄、羽林右部督李球。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战场。
季汉原本是有功臣子弟上前线的传统的。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曾给东吴的兄长诸葛瑾写信云：“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信中他解释了没有将诸葛乔留在成都的原因——季汉的所有将领子弟都要到前线负责物资运输，诸葛乔虽是诸葛亮的过继子也不能例外。不幸的是，诸葛乔不久就在北伐战事中死去。可能正因为这件事，让季汉朝廷对于功臣子弟的安全格外照顾，故而此后三十余年间，季汉军队虽征伐不断，但军中已经鲜少看见功臣子弟。
《三国》（2010）剧照。
从以下名单中我们大体能够看到，季汉功臣子弟几乎都在位于成都的尚书台、御史台、侍中寺等机构任职，即便是军职，也多是掌管禁中羽林、虎贲等宿卫兵：
关羽之子关兴：侍中、中监军
关羽之孙关统：虎贲中郎将
张飞之子张绍：侍中、尚书仆射
张飞之孙张遵：尚书
赵云之子赵统：虎贲中郎，督行领军
法正之子法邈：奉车都尉
麋竺之子麋威：虎贲中郎将
向朗之子向条：御史中丞
蒋琬之子蒋显：太子仆
费祎之子费承：黄门侍郎
邓芝之子邓良：尚书左选郎
诚然，吴、魏两国的贵戚子弟也有出任上述职位者，但相比而言，季汉的功勋子弟们在军事上的参与度明显更低。东吴受世袭领兵制的影响，从孙权晚期开始，其长江防线上的各戍镇督将就已陆续由“二代”接班，如柴桑督陆抗（陆逊之子）、西陵督步协（步骘之子）、乐乡督施绩（朱然之子）等。曹魏方面，勋贵后裔典兵为将者可谓不胜枚举，且不说曹丕、曹叡时期掌军的曹真、曹休、夏侯尚之辈，即便是司马氏秉政之后，仍有诸多开国功臣子弟活跃于对蜀、吴的前线战场上。如陈群之子陈泰、陈矫之子陈骞、胡遵之子胡奋等，更有如桓阶之子桓嘉、乐进之子乐綝殁于国事。而姜维北伐期间，有记载身在汉中、阴平等战争前线的季汉功臣子弟唯有护军蒋斌、牙门将赵广、参军来忠（来敏之子）三人。
季汉的北伐如火如荼，但擎大旗的却是“羁旅托国”的姜维，那些衔着金汤匙长大的功臣子弟袭着父辈的爵位，领着丰厚的俸禄，躲在安逸的成都城内，仿佛这一切都与自己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令人心寒的现实。季汉将他们保护得太好了，他们既缺乏战争的淬炼，更丧失了父辈的胆识与勇略，这使得他们之中难以出现如陈泰、陆抗那样卓越的军事人才。整个国家不得不对姜维更加倚重乃至产生过度的依赖。如今，在姜维分身乏术时，顶着武侯光环的诸葛瞻终于肩负起了武侯的责任，他那卫将军的职位，也终于在他统兵卫国的那一刻变得名副其实。
“进屯绵竹，埋人脚而战”
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只有八岁，他给父亲留下了“聪慧可爱”的印象，而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抽象的身影。他只能在未来成长历程中通过他人的描述在想象中构建父亲那伟岸的形象。诸葛瞻没能在自己最好的年岁里接受父亲的亲自教导，这让他与经历系统家教的司马师、司马昭、陆抗相比，存在着先天不足。他甚至不如钟会那样有一个好母亲。教育的缺失、国家的溺爱、民众的过誉让诸葛瞻逐渐滑向了诸葛亮生前担心的“不为重器”的境地。于是，当毫无统兵经验的诸葛瞻，带着一批同样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功臣子弟迎击在战火中浸淫半生的邓艾时，其结果早已注定了。
从江由戍南下汇入金牛道，魏军想要抵达成都，仍需攻破三重门户——涪县、绵竹、雒城，这也正是当年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的老路。诸葛瞻抢在邓艾之前督诸军抵达涪县，然而他停驻在此，盘桓不敢进攻，充分暴露出一个初学者的生疏与手足无措。军中唯一懂点用兵之道的是黄崇——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黄权降魏，使得他在子弟中低人一等，故而格外勤学苦读——黄崇见涪县处于一片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就建议诸葛瞻趁邓艾还没有走出山地之时，抢先派兵占据险要之地进行阻击，让敌军无法进入平原地区。这是经王平在兴势之战中验证过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可诸葛瞻缺乏胆识，不敢主动进军，对黄崇的献策不予采纳，急得黄崇连眼泪都流了下来。结果，错失先机的汉军，眼睁睁地看着魏人顺涪水而入平原，汉军前锋甫一交锋，即被攻破。诸葛瞻不得不放弃涪县，退守绵竹。
绵竹属广汉郡，当年李严、费观就是在这里向刘备倒戈而降。邓艾兵进绵竹，给诸葛瞻送去一封劝降信，许诺他如果归降，就会表奏他为琅琊王。诸葛氏本出琅琊，许封琅琊王有爵封本籍、光耀门楣之意。当时司马昭尚未称王，邓艾开出如此离谱的条件，诸葛瞻自然是不可能信的。他怒斩邓艾使者，勒兵列阵要与邓艾一决胜负。这一下，诸葛瞻就中了邓艾的圈套。邓艾送劝降信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诸葛瞻投降，而是激怒诸葛瞻放弃坚守城池，与魏军野战。故而何焯对诸葛瞻的用兵大为不解，说：“艾军入死地，理无反顾。而瞻不知凭城持重，何哉？”其实，也无需如此惊讶，诸葛瞻缺乏基本的用兵经验，突然担负起这样的重任，最易感情用事，与邓艾这种沙场老将对垒，他在心理战中就先输了。
邓艾将士兵分为左右两路，分别由师纂和邓忠统帅冲击汉军。野战本是魏军强项，但邓艾军士一路跋山涉水，疲于赶路，战力已经大为削弱，而汉军又有主场作战的优势。一战下来，邓忠、师纂败退回营，灰心丧气地说：“敌人还不可攻击（“贼未可击”）。”邓艾拍案大怒，说：“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刻，胜败就在此一举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甚至要将两人推出斩首。邓艾倒是想杀了司马昭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这个碍眼的师纂，但他当然不会杀自己的儿子，这不过是激将法。此举果然有效，邓忠、师纂连忙请命再战，一场血战过后，汉军大败，诸葛瞻、诸葛尚、张遵、黄崇、李球皆在此役中殉国。
据唐人《元和郡县图志》载，诸葛瞻见兵败如山倒，叹息道：“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目而反？”于是“进屯绵竹，埋人脚而战”，最终父子战死。“埋人脚而战”，应是类似死不旋踵、誓不后退的作战方式，足见当时汉军作战之壮烈。
诸葛瞻所言“三罪”，既仇恨黄皓，也憎恶姜维，这显示出季汉末期朝中局势的复杂性。作为诸葛亮的儿子、荆楚新贵的核心人物，诸葛瞻不可能不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季汉重振雄风。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朝政废弛的国家，即便他和他的盟友董厥、樊建取得了尚书台的掌控权，也依然无法施展拳脚有一番作为。阻碍诸葛瞻施政的，正是代表宫中权力的黄皓和代表军中权力的姜维，因此，尽管黄皓和姜维水火不容，他们在诸葛瞻眼中却是同样将国家拖入泥淖的人，是他的敌人，是季汉的“罪人”。
他选择在绵竹战死疆场
可见，诸葛瞻到死都没有走出父亲的阴影，他始终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诸葛亮事业、权力、地位的唯一继承者，在众人的赞美声中，他从不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直到绵竹的惨败才让他猛然惊醒，但为时已晚。他选择在绵竹战死疆场，固然有忠肝义胆的情怀，但更多的可能是——他无法背负起败军的责任，更无法容忍季汉士民对他的批评和失望，只有一死才能掩盖住他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平庸无能。但恰恰是这一死，凸显了他性格上的脆弱和怯懦。在季汉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赴死而为自己博得一个忠烈的虚名是容易的，而为了国家的存活苟全性命，以至于因此而遭受谤毁反而是最难的。诸葛瞻选择了前者，而姜维选择了后者，他们的人格与胆识之高下可谓立见。
《三国》（2010）剧照。
其实，诸葛瞻根本不必在这里去死。在他身后不远，就是成都最后一道门户雒城。当年刘璋之子刘循率众守雒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抵御刘备长达一年，其间还射杀了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庞统，让刘备陷入极大的困境。以雒城的坚固，加以布防，足以抵挡住邓艾的攻势。而此时邓艾深入蜀地，已成为一支孤军，若能将他拖在雒城之下，等姜维、阎宇任一路援兵到来内外合击之，未尝不能扭转局势、绝处逢生。诸葛瞻决定在绵竹赴死，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罔顾国家的安危，这与街亭战场上弃军而逃的马谡又有什么区别呢？
被诸葛瞻拖累的不仅是季汉的将士，还有他年轻的儿子诸葛尚。诸葛瞻阵亡时年仅三十七岁，诸葛尚顶大不过十六七岁。《华阳国志》载，诸葛尚见大势已去，也留下一句话：“父子荷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殄民，用生何为！”然后驱马赴魏军而死。诸葛尚只憎恶黄皓，没有忌恨姜维，说明他比他的父亲更清醒一些，知道季汉的根本问题还是出在朝堂之上、宫墙之内。他感叹“父子荷恩”而致倾败，实际上是在委婉地批评他的父亲没有匡正刘禅的得失，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宰辅。但如今说这些已没有意义，诸葛尚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让季汉的希望更加黯淡。
邓艾在绵竹击败诸葛瞻后，乘势南下雒城，成都已经咫尺可望。诸葛瞻父子的阵亡无疑加重了蜀中的恐慌气氛。“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朝堂之上更是乱成一锅粥，刘禅召集群臣商议了半晌，众人七嘴八舌，也没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强敌来袭，无非战、守、走、降四策。但自诸葛瞻丧师败绩后，成都守军已所剩无多，且几无斗志可言，应对邓艾的虎狼之师无异于以卵击石。至于守城，成都已经近半个世纪没有经历战争了，这座自古以来就以富足、安逸、闲适著称的城市根本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且不说城墙是否坚固、士卒是否精壮、防御物资是否齐备，单是将城外的居民、粮谷、物资迁入城内这一件事，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样下来，朝臣们的意见集中在了“走”字上。一部分人提出，汉吴两国为同盟关系，可以投奔吴国暂避锋芒。一部分人认为南中七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以前往避难。
正在此时，光禄大夫谯周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反驳了这两种观点。他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寄身他国的天子，如果投奔东吴，那就形同于做了东吴的臣子。而吴国弱于魏国，将来魏国灭掉吴国，我们就要受到第二次亡国之辱，那还不如一次受辱。至于南中，如果要去就得早做打算，现在敌人兵临城下，士卒人心惶惶，不能信任，恐怕还没等出发，就发生了不测（大概指兵变、溃散之类），根本到不了南中。至此，谯周终于当众亮明了自己的主张——开城投降。
整合/何安安
原文作者/成长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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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顶流”可能非三星堆莫属。冷门的考古吸引了大众聚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联合为C位出道的“堆堆”推出了电音神曲《我怎么这么好看》；央视频连续10天推出《三星堆大发掘》不间断直播大赏，原来考古也是可以“追番”的。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古蜀国文明便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三星堆遗址，称得上“横空出世”，却从来不是没有故事。史书对古蜀国的记载，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互为印证，正在为我们拼凑出一幅古蜀国历史的悠悠图景。
随着遗址的再度发掘和出土文物的接连“上新”，三星堆考古再次举世瞩目，为我们留下三星堆的古蜀国，也有望借此进一步揭开神秘面纱。
对于古蜀国历史，李白在《蜀道难》中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追忆。其实早在蚕丛之前，巴蜀大地就已经鸿蒙初开，升腾文明之光。华夏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也早已翻越巴山，趟过蜀水，在巴蜀先民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中，阔步展开。
蚕丛鱼凫，开国茫然
古蜀国历史久远，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言“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之说。在上古神话谱系中，盘古开天辟地后有天皇、地皇、人皇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是为最原始意义的“三皇”。
人皇时期，在黄河上游活动的羌氐等民族，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向南迁徙。其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县的岷江森林河谷中，发现了桑树和野蚕。他们观察到野蚕蚕茧可以溶解抽丝，柔韧性和舒适度远胜动物皮毛和植物麻布，遂捡拾野蚕蚕茧抽丝制作衣物，成为华夏民族中最早的制丝部落。据《说文解字》，“蜀，葵（桑）中蚕也”，蜀即野蚕之意，盛产野蚕之山为蜀山，这一部落遂被称为蜀山氏。随着文明的扩散，蜀山氏的制丝技术逐步传播到相邻的西陵氏等部落。
黄帝时期，西陵氏、蜀山氏与中原文明发生深度关联。据《史记》《世本》，黄帝曾迎娶西陵部落女子为正妃，是为嫘祖，二人育有玄嚣与昌意二子。嫘祖将母族的剥茧抽丝技术传播到中原，帮助黄帝带领中原部落联盟制作衣冠，由此开创华夏衣冠文明。
借助黄帝与嫘祖的联姻，四川与中原亲上加亲。经嫘祖介绍，中原得知抽茧制丝技术最早源于蜀山氏。也许是为了学习更完整的制丝技术，黄帝还为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名为“昌仆”的女子为妻。黄帝驾崩后，昌意与昌仆的儿子高阳继承部落联盟首领，是为帝颛顼。颛顼即位后，“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联盟。
蜀山氏制丝主要依靠捡拾野蚕蚕茧，收获量较小且不稳定，不易扩大生产规模。野蚕生性孤独，在桑树上各据一叶，以保证食物充足。故扬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尔雅》云，“独者，蜀”，唐朝孔颖达注疏言，“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
要将习惯独居的野蚕强制聚集一起，需使用器皿。蜀地盛产竹子，但原始石刀只能砍竹，不能将竹子劈成篾片。经过从尧舜到禹夏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技术摸索，中原终于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进入青铜时代。根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蜀山氏的一支从中原学习引进青铜技术，制作青铜刀具，将竹子劈成篾片、制成细眼竹筐，用以强制聚集饲养野蚕，并将其逐步驯化成家蚕。
《说文解字》言，“丛，聚也”。掌握了聚集饲养家蚕技术的蜀山氏支脉，被称为蚕丛氏。家蚕吐丝稳定量大，蚕丛氏可以较大规模地剥茧抽丝制作丝绸，并将丝绸输入中原开展贸易。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印证了蚕丛氏养蚕缫丝技术的发达。
比三星堆4号祭祀坑所处的殷商晚期更早一些，大致为殷商中期，古蜀国历史从蜀山氏发展到蚕丛氏阶段，统治中心从岷江上游茂汶盆地迁徙到成都平原。依靠丝绸贸易积聚的经济实力，蚕丛氏的青铜冶炼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创造了足以与殷商媲美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大型青铜器，证明了古蜀国青铜技术的高超和青铜文明的发达。据《华阳国志》，蚕丛氏“其目纵”，以“纵目”即眼角上斜为形象特征。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正是古蜀国蚕丛氏时期的考古印证。
武王伐纣时，蚕丛氏曾带领大军前往牧野助战，势力拓展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西周时期，深度联合起来的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团结在周天子的旗帜下，阔步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综合实力更上一台阶。曾经在青铜时代和殷商文明同场竞技的巴蜀大地，与中原逐渐拉开差距，被视为蛮荒之地，“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甚至没有资格参加中原各国会盟；“君长莫同书轨”，度量衡规制、政治制度、文化亦是自成体系。
平王东迁，周朝进入东周时代后，“周失纲纪”，对包括古蜀国在内的各诸侯国控制力减弱，蚕丛氏开始称王。但不久，以柏灌鸟为族名的氏族短暂取代了蚕丛氏的统治地位，三星堆遗址从第二期开始出土的鸟型器物，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之后，善于驯化水鸟帮助捕鱼的鱼凫氏壮大，他们喜好渔猎，战斗力强悍，打败柏灌氏，成为新的蜀王。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鱼图纹饰和鱼鸟造型器物，印证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开明治水，望帝禅让
鱼凫氏的王位后来传到杜宇手中，他“教民务农”，带领蜀人发展农耕。杜宇身世相当传奇，据三国蜀汉来敏《本蜀论》，杜宇“从天下，女子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蜀王本纪》亦言杜宇“从天堕”。有学者推测，“女子利”是鱼凫氏女王，杜宇“从天下”且懂农耕，应该是由中原华夏而来。鱼凫女王利看中杜宇所掌农耕技术进而爱慕其人，遂与他结为夫妻，并将王位让给杜宇。
杜宇成为古蜀国国王后，“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将都城迁移到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一带）或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区一带）。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密布，适宜农耕。郫都区北郊的杜鹃城，相传就是杜宇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可能纵贯从蚕丛到杜宇的古蜀国历史。
战国七雄相继称王后，杜宇更进一步直接称帝，“号曰望帝”。随着蜀国农耕生产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在成都平原大加挞伐，极力扩大统治范围，“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囊括成都平原、川西盆地、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大部分地区。
杜宇统治后期，成都平原洪水漫堤，相国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开明治水见效后，杜宇将全部国务都交给他打理，后又效仿尧舜禹禅让之事，“遂禅位于开明”。开明即位，“号曰丛帝”。
杜宇退位后到西山隐居，时值早春二月，杜鹃声声哀鸣，苦苦挽留不欲杜宇离去。蜀地百姓“悲子鹃鸟鸣”，听闻杜鹃鸣叫，心生悲戚，“鸣而思望帝”，怀念故君杜宇。后来杜宇成为杜鹃别名，唐朝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北宋李重元《忆王孙·春词》“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等诗词，即引用此义。
《蜀王本纪》对开明治水有更详细的记载，同时揭示了杜宇禅让的另外隐情。据此书，开明是楚国人，原名鳖灵。按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鳖灵从井出”，精通水性，通晓水利，去世后“其尸亡去”，尸身无故不见，“荆人求之不得”。原来，鳖灵尸身沿长江逆流而上，来到正在饱受洪水围城之苦的蜀国都城郫邑后，竟然复活，并“与望帝相见”。望帝杜宇见鳖灵不但会逆水上行，而且能死而复生，惊为天人，遂委任为相国。
人死不能复生。据历史学家推测，事情真相应是：鳖灵可能因事被楚人定罪，判处死刑。“尸”在古语中不一定是尸体、尸骸，而是受监禁不能自由行动之人。鳖灵被定下死罪，故称其为“尸”。所谓“其尸亡去”，应是鳖灵逃奔蜀国，楚人通缉而不得。鳖灵一介亡命，入蜀投奔望帝得到重用，故云死而复生。
当时，岷江上游来水大涨，“望帝不能治”，遂“使鳖灵决玉山”，授予他治水全权。鳖灵组织百姓，经过数年艰辛努力，终于治水成功。中国古代方术中，象牙魔力可以殴杀水神。三星堆最新出土一百多根象牙，可以想见当时蜀人用象牙镇杀水中精怪的场景。
鳖灵在治水前线辛苦操劳、过家门而不入时，杜宇却在后方“与其妻通”。事后，杜宇良心发现，自认“德薄不如鳖灵”，就“委国授之而去”，将帝位禅让给鳖灵，“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后，“号曰开明帝”，其政权被后世称为开明王朝。
经过开明及其继任者带领百姓在成都平原持续不断的治水活动，古蜀国农业经济更上一层楼，“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成都平原“地称天府”，即是从此而来。开明王朝传至第九世时，迁都至今天成都市新都区一带，又占据秦岭脚下的“褒、汉之地”，与秦国持续摩擦。
兄弟阋墙，秦并巴蜀
由于地近相邻，古蜀国与秦国交往较多，亦不免冲突。秦立国之初，国力微弱，开明之子卢帝曾主动进攻秦国，攻打到当时的秦都雍城城下。秦国在关中平原站稳脚跟后，两国逐渐形成对峙之势。秦厉公二年（前475），蜀国主动“来贿（秦）”，求和，关系暂时缓和。
随着秦蜀同时向秦岭南麓的“褒、汉之地”拓展，两国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围绕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一带）展开激烈争夺。南郑本属于蜀国，是其北部门户，亦是秦国向西南扩展的重要阻碍。
秦国率先攻取南郑，并于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在南郑修建城池；十年后，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被蜀国夺回；秦惠公十三年（前387），秦“伐蜀，取南郑”；但就在同年，惠公去世，秦国国君易位无暇外顾，蜀国又再夺南郑。
此后，秦国致力于变法图强，调转兵锋东向与六国争霸。蜀国亦把主要矛头对准楚国，曾于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伐楚”，夺取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宜都市或房县境内）。蜀国对楚国的进攻，为后来秦国通过并吞巴蜀、迂回包抄楚国的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启迪。
由于秦蜀暂时调整进攻方向，两国关系再次缓和。秦惠文王即位时，蜀国曾派使臣专程到咸阳朝贺。据《华阳国志》，蜀王有次在秦岭山谷中打猎，与惠王不期而遇。惠王赠送蜀王“金一笥”，惠王回赠“珍玩之物”。不料惠王将珍玩带回咸阳后，“物化为土”。惠王被蜀王的障眼法欺骗，“怒”。群臣劝道，“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此乃天意昭示蜀国将成为大秦领土，惠王听后“喜”。为麻痹蜀国，惠王又利用“蜀王好色”的软肋，“许嫁五女于蜀”。这些记载虽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但透露出秦国君臣并吞蜀国的野心。
秦国欲攻伐蜀国，难在秦岭山高，蜀道艰难，无路可走。据《括地志》，惠王“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哄骗蜀王此牛能够排泄黄金，源源不绝。惠王表示愿将此牛送给蜀国，示永结同好之意。贪婪的蜀王竟然听信惠王信口雌黄。为将石牛运回，蜀王下令“堑山堙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削平山谷，在群山环绕中硬是开凿出一条从咸阳到成都的道路。蜀国通过此道将石牛“致之成都”，秦国“遂寻道伐之”，此路“因号曰石牛道”。
据《华阳国志》，此事还有后续。蜀王“遣五丁迎石牛”后，发现石牛并无排泄黄金的特异功能，“怒，遣还之”。以农立国的蜀人不但将石牛遣返秦国，还嘲笑祖上为周天子养马放牧的秦人是“东方牧犊儿”。秦人笑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嘲笑秦人的蜀王不会料到，老秦劲卒的笑声和秦军铁骑的马蹄声很快便会响彻石牛道。而给秦国提供战机的，正是蜀王本人。蜀王曾分封其弟葭萌到汉中为侯，号称苴侯。葭萌不知何故，不与蜀王亲善，反倒与巴国交好。蜀王怒，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出兵讨伐葭萌。弟弟葭萌不敌兄长，只得投奔巴国。蜀国进兵到巴国索人，巴国无力对抗，只有“求救于秦”。
惠文王“欲发兵以伐蜀”，但又怕千里奔袭，“道狭难至”，无法速战速决，容易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正当惠文王未下决断时，“韩又来侵”，韩国从东面做出攻秦态势。惠文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而“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故“犹豫未能决”。名将司马错请伐蜀，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国相张仪反对，认为“不如伐韩”。惠文王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司马错策略，下决心起兵伐蜀。
是年秋天，惠文王派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率兵从石牛道伐蜀，在葭萌关（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一带）大败蜀军。蜀王逃至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一带），兵败被杀。蜀国国相、太子率领残余力量“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蜀国王子泮带领部分族人逃亡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后为西汉藩属南越国所灭。安阳国王室后裔又进入柬埔寨建立扶南国，最终灭于真腊之手。
秦灭蜀之战相当顺利，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当年十月就平定蜀国全境。司马错、张仪乘胜直取巴国、苴地，“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惠文王灭巴蜀后，封其子通为蜀侯，任命陈庄为蜀相，张若为蜀国守，共同治理蜀地。为压制当地土著，惠文王还迁移秦国一万余家百姓到蜀国。但在最初30年时间里，蜀地局势极不稳定。
秦并蜀仅5年，周赧王四年（前311），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继立，蜀相陈庄叛变，杀蜀侯通。第二年，即秦武王元年（前310），武王派司马错、甘茂、张仪入蜀平乱，斩杀陈庄，通子恽继立为蜀侯。秦昭襄王前期，蜀地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昭襄王六年（前301），蜀侯恽被秦国王后陷害，昭襄王不明真相，派司马错入蜀冤杀恽及其臣僚27人。昭襄王虽立恽子绾为蜀侯，但又在16年后因疑其谋反，“复诛之”。
但也有学者认为，蜀候通、恽、绾并非秦国宗室，而是蜀王子孙。秦国灭蜀后，为怀柔蜀人，故仍立古蜀国王室为蜀王。
蜀地屡屡与秦国产生摩擦，表面上是人事原因，实质上却反映出秦国在蜀地实行的分封制已经不能适应治理需求。为理顺蜀地体制，昭襄王诛杀蜀侯绾后，在蜀地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废蜀国为蜀郡，任命张若为蜀郡守，蜀地局势最终稳定下来。吞并蜀地，是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展，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张若之后，李冰接任蜀郡郡守。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李冰在开明治水的基础上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设施，成都平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大量土地被改造成肥沃良田，如《河渠书》所言，“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在这些水利工程的滋养下，蜀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华阳国志》赞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地由此成为秦军东向、剑指六国的战略后勤基地，最终助力秦国一统天下。
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有学者将华夏文明早期在黄河、长江、珠江、辽河流域等地的众多文化遗存比喻为“满天星斗”。四川成都新津区宝墩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青羊区金沙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古蜀国文明是“满天星斗”时代最为璀璨夺目的星辰之一。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经过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组，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领先四方并形成辐射效应后，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带，是为“众星拱月”。嫘祖、昌仆为中原衣冠文明提供的蚕桑技术支持，成都平原为秦国横扫六合提供的后勤助力，无不是蜀地文明对“众星拱月”时代的重要贡献。
从蜀女嫘祖昌仆出嫁黄帝父子，到华夏杜宇入蜀教民农耕；从楚人开明赴蜀平治水患，到巴蜀归秦四海一统，巴山蜀水的历史发展与中原江南交织交融，文明进展与黄河长江交相辉映。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古蜀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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