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作高深”的让·鲍德里亚、德勒兹,乱用概念有多严重?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批判与解构,自出现起就为人们理解并反思现代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启示。然而,读过他们作品的读者,可能也不会忘记他们晦涩而艰深的笔法,甚至不知所云,无法忍受,读不下去。这实际上是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给人留下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有一位叫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美国数学家决定模仿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写作方式,套用大量高深的科学概念,以一种“故作高深”的方式写一篇后现代主义“深度文章”。完稿后,他把文章投给了一本专于刊登社会理论的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讽刺的是,文章竟然成功发表。这在当时让人不得不怀疑《社会文本》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真实理论水平。而索卡尔的恶作剧也瞬间激起千层浪。《社会文本》则回应称他们以为这只是科学者的尝试性写作,刊登论文并不代表认同其观点。
索卡尔随后邀请比利时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加入,共同吐槽、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他们对拉康、鲍德里亚、德勒兹等哲学家的作品展开分析,指出他们到处充斥着对物理学、数学等学科词语的乱用,而正是这些看似高深的技术词语修饰了他们的写作。他们的引用原本是向读者展示他们如何博采众长,尴尬的是,在知识高度分工的时代,他们本身也无法理解物理学和数学,在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看来,他们乱用术语到了离谱的地步。这在当时可谓是一场“世纪之战”。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内的学者也支持了索卡尔和布里克蒙。
在这一背景下,两人出版了《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一书。如今该书的中文版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下文经“启真馆”授权节选自第8、9章,内容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取,部分原著中文译名有修改。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就是绝对正确的,其实科学有时也同样可能是傲慢的、自负的。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 [美]艾伦·索卡尔、[比]让·布里克蒙
摘编| 罗东
《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美]艾伦·索卡尔、[比]让·布里克蒙 著,蔡佩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2年1月。
1、鲍德里亚的“隐喻”和“望文生义”
让·鲍德里亚的社会学作品挑战,也刺激所有当代理论。他以嘲弄,也以极度精确性,解开既成的社会描述,沉着自信兼幽默风趣。
——《世界》,1984
社会学家与哲学家让·鲍德里亚,以其对于真实、表象和幻觉的思考著称。在这里,我们想将注意力放在鲍德里亚作品比较少被注意的面向,也就是他经常使用科学和伪科学的术语。在有些情况中,鲍德里亚用到科学概念的方式很显然是隐喻性质的。譬如,他写到海湾战争时:
最不寻常的是,真时(即时)(real time)与纯战争的预言随同虚拟(the virtual) 对真实(the real) 的胜利, 这两个假设同时实现,在同样的时空,毫不留情地彼此追逐。这是一个标志:事件的空间已变成一个带着多重折射的超空间(hyperspace with multiple refractivity),而战争的空间确然变成非欧几里得式的空间了。
——鲍德里亚,《海湾战争没有发生》
好像有一个断章取义地使用技术性数学概念的传统。在拉康处是圆环面和虚数;在克里斯蒂娃处是无穷集合;这里,又有了非欧几里得式空间。但是,这一隐喻又能意谓什么?欧氏几何的战争空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顺道一提,“带着多重折射的超空间”(hyperspaceà réfraction multiple)既不存在于数学中也不在于物理学中;那是鲍德里亚式的发明。
在《安妮·霍尔》(1977)中,一路人(左一)高谈阔论,其实并不真正理解麦克卢汉(右一)。麦克卢汉为传播学家,著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等。
鲍德里亚的作品中充斥着从数学和物理学中提取的类似隐喻,例如:
在历史的欧氏空间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直线,进步和民主之线。但是这只有在启蒙的线性空间里才是真的。
在非欧氏的世纪末空间,不祥的曲率成功地使所有的轨道偏斜。这无疑是和时间的球面性(sphericity)(在世纪终结的地平在线可见,一如地球的球面性在一日终了的地平在线可见)或引力场的细微扭曲有所相关……通过由历史向无穷的回转,这一双曲曲率,这个世纪本身正逃离它的终点。
或许是因为此,我们受益于这“有趣的物理学”效应:“集体或个体的事件已包捆成一个记忆的洞”这个印象。无疑,这种隐没是由于这个逆转的运动、这历史空间的拋物线曲率。
——鲍德里亚,《终结的幻觉》
但并不是所有鲍德里亚的物理学都是隐喻式的。在其更偏哲学性的文本中,鲍德里亚显然实在就字面含义来看待物理学(或者说他自己的物理学版本),像在他以概率(chance)为主题的文章《这命定的,或者,可逆的迫在眉睫》(The fatal, or, reversible imminence):
因果秩序的这种可逆性——因倒为果、果先于因而胜于因——是根本的……虽然科学不乐于质疑因果性的决定论原理,但是当它直觉地掌握了偶然是所有定律的浮动之时——甚至超越仍然像过度理性般运作的测不准原理——科学一眼瞥见的就是这个可逆性。这已经是相当不寻常了。但是现在科学在其运作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极限上,感受到的不只有这种浮动、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可能的物理定律的可逆性。那会是一个绝对的谜,不是什么宇宙的外公式或后设方程式(相对论才是),而是任何定律都可逆转的想法(不只是粒子变反粒子、物质变反物质,还有定律本身)。这种可逆性的假设总是由大形上体系所肯定。它是表象游戏的基本规则,是表象变形的基本规则,与时间、法则和意义不可逆的秩序相对。但是看到科学达到同样的假设,很是吸引人,与它自身的逻辑和演化相反。
——鲍德里亚,《致命的策略》
很难了解鲍德里亚所说的“逆转”(reversing)物理定律指什么。
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说定律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只是“对于时间倒转的不变性”(invariance with respect to time inversion)的简称。但是这一属性在牛顿力学中已众所周知,它不折不扣是因果性和决定论的理论;和不确定性无任何关系,也绝不符合科学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极限”。(正好相反:于1964 年发现的“弱交互作用”定律的不可逆性,才是新的东西,目前对它的了解也不完全。)不论如何,定律的可逆性和所谓的“因果秩序的可逆性”毫无关系。
英国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魔鬼的牧师》(A Devil's Chaplain)一书中也收录了他评论《时髦的空话》的书评,认为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给科学世界树立了一个友好的、为之动容的榜样”。《魔鬼的牧师》亦有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6年6月)。
2、“如果剥除覆盖其上的语言外饰……”
鲍德里亚的科学混淆(或幻想)使他做出没有根据的哲学宣称:他没有提出任何论证支持他的想法,即科学可以达成“与它本身的逻辑相反的”假设。
这条思考路线在其《指数不稳定性、指数稳定性》(Exponential instability, exponential stability)一文中再度被采用:
谈终结(特别是历史的终结)的整个问题是,你必须谈终结之外的是什么:同时也要谈终结的不可能性。这一吊诡是因以下的事实而产生,在非线性、非欧氏的历史空间中,终结无法被定位。事实上,终结只有在因果性和连续性的逻辑中才是可以感知的。现在,是事件本身,借由其人为的生产——也就是它们有计划地出现或者是它们的结果之预期,更不必提它们在媒体中的变形——压制了因果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历史连续性。
这种因果的扭曲、这种果的神秘自主性、这种因- 果之可逆性,产生了失序或混沌的秩序(正是我们目前的处境:真实和信息的一种可逆性,造成事件王国的失序和媒体效应的过度),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到混沌理论以及一只蝴蝶拍翅与它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飓风之间的不成比例。也让人想到雅克·班冯尼斯特(Jacques Benvenist)关于水之记忆的吊诡假设。
……
或许历史本身已被视为一个混沌的形构,在其中,加速度终结了线性,而加速度引发的紊流明确将历史偏离它的终点,一如紊流隔开了结果和它们的因。
——鲍德里亚,《终结的幻觉》
首先,混沌理论绝不能逆转因果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在人类事务中,我们都严肃怀疑现在的一个行动竟能影响过去的一桩事件!)此外,混沌理论和班冯尼斯特的关于水之记忆的假设没有任何关系。最后,末一句虽然全句由科学术语所建构,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却毫无意义。
随后,文章中胡言乱语之声更甚:
我们不会达到终点,即使那终点是最后审判,因为我们今后借由可变异的折射超空间(variable refraction hyper-space)而与之分离。历史的返转大可以被诠释为这种紊流,因为其进程被逆转并吞噬的事件加快了。这是混沌理论的一种版本——指数不稳定性及其无法控制效果的版本。这把历史的“终结”解释得非常好,它线性的或辩证的运动被剧变的奇异点(catastrophic singularity)所切断……
但是指数不稳定性不是唯一的版本。另一个是指数稳定性的版本。后者定义了一种状态,在其中,不论你从哪里开始,结束时总会回到原点。初始条件、原初的奇异点并不相干:每件事都倾向于零点——零点本身也是一个奇异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
电影《功夫》(2004)剧照。
两个假设——指数的不稳定性和稳定性——虽然不兼容,事实上却同时有效。再者,我们的系统在其正常(normal)过程(正常上是灾难性的)中,将二者结合得非常好。它实际上结合了扩张、奔驰的加速度、令人目眩的流动性旋涡、事件的离心性、意义和讯息的过多以及朝向全熵的指数倾向。因此我们的系统是双重混沌的:同时以指数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操作。如此看来,似乎没有终结(end),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一种终结的过量状态当中:超限(the transfinite)……我们复杂的、突变的、病毒性的系统,注定只到指数的维度(不论是指数稳定性还是不稳定性的维度),注定只到偏离性和不明确的分形分离同位(indefinite fractal scissiparity),再也无法到达一个终点。注定到一密集的新陈代谢、一种密集的内在移形换位,在自身之中被耗尽,而不再有任何目的地、任何终结、任何他者、任何天数(fatality)。
——鲍德里亚,《终结的幻觉》
最后这一段是鲍德里亚式风格之最。人们很难不被强迫去注意那高度密集的科学和伪科学术语——就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而言,那些被插在句子中的术语,通通没有意义。
然而,这类文本在鲍德里亚的生平作品之中并不常见,因为它们至少间接提及了(虽然以一种混淆的方式)或多或少是有着清晰定义的科学概念。其作品中更常碰到的是像这样的段落:
描述计算机屏幕和我们脑部的心智屏幕之交织方式的最好的模型莫过于莫比乌斯拓扑学(Moebius’s topology),它对于同一螺线中的近与远、内与外、客体与主体有特殊的邻接性。主体和客体、在内与在外、问与答、事件和影像等等的一种表面混接,正与此模型相一致,在此模型里,讯息与沟通在一种乱伦的回旋(incestuous circumvolution)中不断地向自身转向。形式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扭曲的环形式,令人想起无穷大(infinity)的数学符号。
——鲍德里亚,《恶的透现》
就像格罗斯(Gross)和莱维特(Levitt)所说的:“此段既浮夸又毫无意义。”
总而言之,鲍德里亚的作品充满科学名词,但是使用时完全不论名词的意义,而且,是用在一个看不出这些名词有何作用的上下文当中。不论是否将这些名词诠释为隐喻,它们除了使有关社会学或历史的陈腐观察看起来很有深度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作用。此外,非科学的词汇也和科学术语混在一起,使用时同样马虎。当我们把一切都加以考察之后,令人怀疑:如果剥除覆盖其上的语言外饰,鲍德里亚的思想还剩下什么?
3、浮于表面的德勒兹与加塔利
我必须在这里提到两本书,我认为是伟大著作中之最者:《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它们是如此不容置疑的伟大,以致很难谈论,也很少人这么做。我相信,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将盘旋在我们的头上,如谜般地回响着克罗索夫斯基(Klossovski)的作品,克罗索夫斯基是另一个重要而过度的记号。或许有一天,这世纪会属于德勒兹的。
——米歇尔·福柯,《哲学剧场》
吉尔·德勒兹被喻为最重要的当代法国思想家之一。他写了二十多本哲学著作,包括自己独力以及与费利克斯·加塔利的合著。下文,我们将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部分引用到物理或数学名词及概念的地方。
我们所引的文本,主要特色是缺乏明晰性。当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辩护者会反驳,这些文本十分深奥,是我们未能加以恰当理解。但是仔细检视,会看到科学名词的密集运用,抽离语境、没有任何明显的逻辑,甚至也没有以一般的科学意义来说明这些名词。德勒兹和加塔利当然有自由以其他的意思来使用这些名词:科学对于“混沌”“极限”或“能量”这类词的使用没有垄断权。
电影《功夫》(2004)剧照。
但是我们也会指出,他们的书写中也充满高度技术性的名词,在专业科学论述以外是不被使用的,而对那些名词,他们也没有提供其他定义。
这些文本碰触到大量主题:哥德尔定理、超限基数论、黎曼几何、量子力学……但是只有简短而表面的涉及,若不是已经熟悉这些主题的读者,是无法从中得知任何具体东西的。而专业的读者则会发现,他们的陈述绝大部分没有意义,或者有时候可以接受,但是了无新意而且混淆不堪。
我们都知道,德勒兹和加塔利主治哲学,而非科学的普及。但是,扔下一大堆消化不良的科学(以及伪科学)术语,可以达到什么哲学作用?我们认为最可能的说明是,这些作者在他们书写中展示的知识广泛却浮于表面。
《什么是哲学?》法文版封面。
二人合著的《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是1991年法国的畅销书。其中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分野。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之说,哲学处理“概念”(concepts)而科学处理“功能”(functions)。他们是这样描写这个对比的:
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第一个差别,是它们各自对混沌的态度。混沌并不是由无秩序(disorder)来定义,而是由每个形式在消失时成形的无限速度来定义。它是一个非虚无(nothingness)却虚拟(virtual)的空乏(void),包含所有可能的粒子,产生所有可能的形式,一涌现即刻消失,没有一致性或参考基准,也没有后果。混沌是诞生与消失的无穷速度。
——德勒兹和加塔利,《什么是哲学?》
稍微说明一下,虽然书中接下来的地方,又在未加评论的情况下以科学的含义使用这一词语,但是“混沌”一词在这里,不是以通常的科学含义使用。
他们继续说:
现在,哲学家想知道,如何借由赋予虚拟者一种它特有的一致性,来保持无穷速度同时又获得一致性。哲学的筛网如切穿混沌的内蕴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选择无穷的思考运动,且充满概念,这些概念的形成有如像思想一样飞快的一致粒子(consistent particles)。科学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相反的方式来接近混沌:它放弃无穷、无穷速度,以获得能够实现虚拟的一个参考基准。借由保有这个无穷,哲学透过概念赋予虚拟一致性;科学透过放弃无穷性,给予虚拟一个参考基准,而参考基准透过功能来实现虚拟。哲学以一个内蕴性平面或一致性来进行;科学则以一个参考基准的平面。在科学的情况中,它像一个凝结的架构。是一种想象的减缓(slowing down),而那物质是借由缓慢下来,也借由能够以命题穿透该物质的科学思考,才被实现。一个函数是一种慢动作(slowmotion)。当然,科学不断加速进展,不只在催化作用上,也在粒子加速器和使银河系分离的扩展(expansion)上。然而,对于这些现象而言,原初的减缓不是一个它们随之停止的零的片刻,而是与它们的整个发展共同扩展(coextensive)的一个条件。缓慢下来,是在混沌中设下极限(limit),所有速度都受制于它,以便它们形成一个确定为横坐标的变量,同时,这一极限形成一个无法被超越的通用常数(例如,收缩的最大限度)。第一个功能素(functive) 因此是极限(limit)和变量(variable),而参考基准是值和变量之间的一种关系,或更深远地看,是变量(作为速度的横坐标)与极限的关系。
——德勒兹与加塔利,《什么是哲学?》
这一段至少包含了一打科学名词,既不押韵也没道理,而论述是在无意义的话(“一个函数是一种慢动作”)和废话(“科学不断加速进展”)之间摆荡。接下来的内容更让人大开眼界:
有时候,恒限(constant-limit)本身是会以宇宙整体中的一个关系出现,所有的部分在一个有限条件下(运动的量、作用力、能量)是隶属于这个全体的。再说一次,必定有一个坐标系统是关系词所指涉的:而这个就是极限的第二意义,一个外在的框限(external framing)或外参考基准(exoreference)。
电影《美丽心灵》(2001)剧照。
因为这些原初限制,在所有坐标之外,主动地产生速度横坐标,在其上设置可以调整对应的轴。一个粒子会有一个位置、一种能量、一个质量,以及一个自旋值(spin value),但条件是,粒子要接收一种物理存在或实际性,或者是在可以被坐标系统掌握的轨道上“着陆”。是这些第一类限制,构成了混沌中的减缓或无穷性之悬置阈(the threshold of suspension of the infinite),它当作一种内参考基准(endoreference)并进行一种计算:它们不是关系而是数目,但整个函数理论依靠它们。我们提到光速、绝对零度、作用量子、大爆炸:绝对零度是零下273.15 摄氏度,光速每秒299 796 公里,在那里长度缩到零而时钟停止。这类极限透过它们所呈现的经验值,不只在坐标系统中适用;它们首先是当作初始减缓速度的条件,与无穷性相关,延伸过相应速度的整个范围,延伸过其受条件限制的加速度或减缓。不只是这些速度的多样性,使我们能够去质疑单一的科学志业。事实上,每个限制本身都产生无法化约的、异质的坐标系统,根据变量的亲近与距离(例如,星系的距离),强加以不连续性的阈。科学被笼罩了,不是被它自己的统一性,而是被一切限制或边界所构成的参考平面所笼罩。科学透所在之坐标系统里抽取出来的值,去安排各变量的情形(在这坐标系统里,圆锥截面的次序之排列依照的是其顶端被眼睛占据的圆锥的各个截面的次序)。
——德勒兹与加塔利,《什么是哲学?》
再一次的,即使开始的部分还模糊影射到科学哲学,本段结尾部分又是不知所云。
4、他们的写作充塞着技术名词
德勒兹与加塔利好像在讨论数学哲学的问题:
当其中一个变量的幂次高于第一个变量的时候,变量各自的独立性便出现在数学当中。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指出,函数的变异性不受限于可以被改变的值(2/3 或4/6), 或使之未决(a=2b),而是要让其中一个变量在比较高的幂次(y2/x=P)。因为如此之后,一个关系才可以直接被决定为微分关系dy/dx,当中,变量值的唯一决定是消失的决定或出生的决定,即使它是从无穷的速度中强取而来的。一种事物状态或“导数”函数(“derivative” function)有赖于这种关系:去位势(depotentialization)的运算一直进行,使不同幂次的比较成为可能,一个事物或躯体大可能从这里开始发展(积分法)。一般而言,一个事物状态并不实现一种混沌的虚拟(a chaotic virtual),而不从中提出一个分散在坐标系统的位势(potential)。由它所实现的虚拟当中,它提出一个它挪用的位势。
——德勒兹与加塔利,《什么是哲学?》
这里,德勒兹和加塔利重复使用原本出现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里的旧观念,福柯称该书是“伟大著作中之最者”。书中有两个地方,德勒兹讨论微分和积分概念基础里的古典问题。自从这一数学分支在17 世纪出现于牛顿和莱布尼兹的作品中,对于“无穷小的”量如dx 和dy 的使用,就出现有力的反对。
这些问题已被达朗贝尔(d’Alembert)与柯西分别于1760 年以及1820 年左右发表的著作解决,他们引进了严格的极限概念——自19 世纪中以来在所有微积分教科书中都会教的一个概念。然而,德勒兹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又长又混乱的思索,我们只摘录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段落:
如同我们把差异(difference)本身对立于否定性(negativity)一样, 我们也将dx 对立于非A(not-A), 差异的符号(Differenzphilosophie)对立于矛盾的符号。的确,矛盾在最大差异这一边寻找它的理型(Idea),而微分冒着落入无穷小的深渊的危险。然而,这不是形构问题的方式:把符号dx 的值连到无穷小的存在上是一个错误;但是以排斥后者为名,拒绝给它任何本体论(ontological)或知识论(gnoseological)的值,也是一个错误。……一般微分哲学的原则必须作为严格阐释的对象,也绝不得依赖无限小。符号dx 的出现,同时是未决定的、可决定的和决定。三个原则共同形成对应这三个面向的充分原因:可决定性的原则对应于未被决定者本身(dx,dy);交叉决定的原则对应于真正可决定的(dy/dx);完全决定的原则对应于已有效决定的(dy/dx 的值)。简言之,dx 即是理型——柏拉图的、莱布尼兹的或康德的理型、“问题”及其存有。
微分关系呈现出的第三个元素, 即纯位势(pure potentiality)。幂是交叉决定的形式,据此,变量被当作是彼此的函数。结果,微积分只考虑那些大小量,其中至少有一者的幂次高于另一者。无疑,微积分的第一步在于将方程式“去位势化”(例如,我们不写2ax-x2=y2,而是dy/dx=(a-x)/y)。然而,类比或可在两个先前的表中找到,在那里,量子(quantum)和量性(quantitas)的消失是可定量性(quantitablilty)元素出现的条件,而去质化(disqualification)是可定质性(qualitability)元素消失的条件。这次,跟随拉格朗日(Lagrange)的说明,去位势化限制了纯位势,借着让在由i 的幂次(未决定的量)和这些幂次的系数(x 的新函数)构成的级数中的一个变量之函数进行开方,如此,该变量的开方函数可以和其他的函数相比。位势的纯粹成分出现在第一的系数或第一个导数,其他的导数以及接下来的所有的级数项由同样运算的重复而得。然而,整个问题所在,正是在于决定这本身独立于i 的这第一个系数。
如此一来,还有客体的另一部分是由实现(actualisation)所决定的。数学家问:由所谓的原始函数所表示的这另一部分是什么?在此意义上,积分绝非逆微分,而是一个分化(differenciation)的原始过程。微分决定了作为问题的理型的虚拟内容,而分化则表达出这虚态的实现及解的构成(借由局部积分法[local integration])。分化像是差异的第二部分,而为了指称客体的完整性或积分性(integrality),我们需要复杂的微分法/ 差异化(different/ciation)。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
这些文段中有少数几个句子可以读懂——有些陈腐老套,有些则是错的——我们在注释中已做了说明。其他的,留给读者去判断。根本的问题是:对于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百五十年的数学对象,做这些神秘化的陈述又有何用?
《意义的逻辑》英文翻译版书封。
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本“伟大著作中之最”的书——《意义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这段惊人的话:
第一, 奇异点- 事件(singularities-events) 对应于异质的序列, 后者被组织到一个既非稳定亦非不稳定的系统, 而是“亚稳定” 的(metastable) 系统, 它被赋予一个势能(potential energy), 系列之间的差异在此中被分配。(势能是纯粹事件的能量,而实现形式则对应于事件的实现[realization]。) 第二, 奇异点控制着自动统一(autounification)的过程,总是可流动的而被取代到一种程度:一个矛盾的元素横越序列, 使之回响, 将互为对应的奇点(singular point)包纳到单一的随机点,而所有的发散(每一次的掷骰子)包纳到单独的一掷。第三,奇异点或位势萦绕于表面。每件事都发生在表面结晶当中,而结晶只在边缘发展。无疑,一个有机体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发展的。有机体不会停止在一个内部空间收缩,并在一个外部空间扩张——去同化并且外部化。但是细胞膜(membranes)也一样重要,因为它负载位势,并再产生极性(polarities)。它们使外在和内在的空间接触,不论距离。内在与外在、深度与高度,只有透过这种拓扑曲面接触才有生物学价值。因此,甚至在生物学上,也必须了解“最深刻的就是皮肤”。皮肤有一种生命力和适当的曲面势能(superficial potential energy),任它处置。而就像事件并不占据曲面而是常常接触它,表面的能量也不在曲面局部化,而是与其形构和再形构紧密相连。
——德勒兹,《意义的逻辑》
这段文字再次预示了德勒兹后来和加塔利合写之作品的风格——充塞着技术名词;但是,除了细胞透过细胞膜和外界沟通这样了无新意的观察以外,当中既无逻辑也无意义。
让我们从加塔利自己所写的书《混沌宇宙》(Chaosmosis)引一小段作结论。这段文字把科学、伪科学和哲学的术语全部拼凑在一起,精彩程度为我们所仅见;只有天才才写得出来。
电影《安妮·霍尔》(1977)剧照。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线性的表意联系或大书写(archi-writing)(视作者而定)和这个多指涉、多维度的机械催化作用之间,没有任何双- 单义的对应(bi-univocal correspondence)。比例的对称性、横截性(transversality)、其延伸者消极的非推理(non-discursive)性格:所有这些维度将我们移离排中逻辑,并强化着我们对先前批评的本体论二分法时的摒斥。一个机器的组装,透过它的各种成分,借由穿过本体论的阈、不可逆性的非线性阈、本体和种系生发(phylogenetic)的阈、异质生发和自体生成(autopoiesis)的创造阈,来萃取其一致性。
比例的概念需要延伸,在本体论的层次考虑碎形的对称。碎形机器横越的是本质的比例尺(substantial scales)。在产生比例尺的时候横越它们。但是,以下所说的也应该加以注意,它们所“发明”的存在纵坐标(existential ordinates)总是已经在那里。这一吊诡如何能获得支持?是因为一旦允许组装逃离能量—空间—时间的坐标,每件事都变成可能的(包括勒内·托姆提出的时间的倒退性平滑[recessive smoothing of time])。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需要重新发现一种存在于存在之外却与其自身同一的存在方式(a manner of being of Being without being)——以前、以后、这里以及其他各个地方;一个行列式的、复调式的存在,根据启动其虚拟组成的无穷速度,它可以被有无限复杂化可能的纹理质感所奇异化(singularisable)。
——加塔利,《混沌宇宙》(也译作《混沌互渗》)
读者如果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作品中无所不在的伪科学语言还有怀疑的话,还可参考他们更多的作品。上面所列绝对不是全部。
原文作者 | [美]艾伦·索卡尔、[比]让·布里克蒙
摘编 | 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 | 郭利
德勒兹和伽塔利的友好概念
德勒兹和伽塔利的友好概念
卡伦·帕哈姆 著 吴万伟 译本文探讨了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与精神分析学家菲历克斯·伽塔利(Felix Guattari1930-1992)在其有机体现实认识中令人好奇的众多概念集。
哲学家是概念的朋友和创造者。 这当然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与菲历克斯·伽塔利的观点。正如他们在《哲学是什么》(1991)中所说,“哲学是创造概念的学科”(p.5)。当然,其他任何学科没有创造出诸如白板说(tabula rasa)、“语言游戏”或“感受质”(qualia)等概念,但其他学科当然也有自己的概念。
按照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说法,他们这样做是在他们在参照框架内拥有概念这个意义上,他们创造概念来为已经存在的东西贴标签——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它们背后的思想,而哲学本来是要这样做的。
哲学概念常常与个性绑在一起 ,比如,“我思故我在”(cogito) 属于笛卡尔,而本文探讨的概念如“精神分裂症分析”(schizoanalysis )、“辖域化”(territorialisation)、“逃逸线”(lines of flight)、“块茎学”(rhizomatic)、“内在性平面”(the plane of immanence)等则属于德勒兹和伽塔利,这是体现其长期以来运行的哲学双人舞的很多概念的若干例子。
其他任何哲学家可能都没有像这两位这样如此具有创造性地创立这么多新概念或重新动用其他概念。 这归功于他们的信念,即语言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在不停变化,词汇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
与他们对运动的偏爱相一致,为了将思想连根拔起,德勒兹和伽塔利的哲学概念本身从来没有保持稳定,下文解释的概念各自都与其四本著作《反俄狄浦斯》(Anti-Œdipus)、《千高原》、《卡夫卡》、《哲学是什么》之一有关。
德勒兹和伽塔利对语言的流畅应用和操纵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包括真实和虚拟现实的心智世界。真实是已经展现出来的东西,虚拟则是一切可能会发生的东西。(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虚拟虽然包括电脑模拟,但并不局限于电脑模拟)每个有机体都能释放虚拟之物,它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参加生成过程的。
正是这个生成对他们两个来说非常有趣,从而成为过程形而上学家的典型特征。在《千高原》(1980)中,他们使用“生成”指未必进步也未必反动的变化。德勒兹和伽塔利认为,黄蜂变成兰花,兰花变成黄蜂,就像它们在自己的象征关系中互动一样。(p.9)
生成并不涉及模仿或认同某个东西;相反,现实的本性是永远不停地生产更多生成物或多样性。多样性( multiplicities) 是德勒兹和伽塔利描述构成现实元素关系的方式。
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观点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众多方面自身并没有统一性,如存在多种不同的猫,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像猫和人的差异一样大,因此没有统一的物体“猫”。我们可能说,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形式,其中一切都是以流动的方式联在一起,但一切都和其他任何东西有所不同。
但是,现实的多样性本质或许产生元素之间连贯的结构或安排。 这些就是所谓的装置(assemblages)。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装置是由行为和反应两种事情以及对这些行为的表现组成的。本文本身就是字母组成的装置,这些字母组成了书页上的文字,纸张被印刷出来供你阅读并做出反应等等。
装置能在不同层次上互动而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情感的(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也可能是身体的、精神的、认知的和思想的。“影响”指对已经发生的互动做出反应的生成过程所出现的任何地方。
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和伽塔利讨论了艺术的影响。一件艺术品是艺术家的装置的影响,包括他或她的材料和最终产品。或者拿德勒兹和伽塔利从《千高原》中的黄蜂和兰花为例,黄蜂和兰花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装置“黄蜂兰花杂合体”。装置本身作为多样性并没有基本结构或统一性。
黄蜂或黄蜂兰花杂合体还有成为其他装置的很多其他选择。黄蜂兰花杂合体或许成为掠鸟黄蜂兰花杂合体,因为掠鸟吃掉黄蜂,而黄蜂以兰花为食。这样的生成就是完全块茎式的,意思是它们能朝着任何方向移动或生长。
抓住弗兰茨·卡夫卡的根本在德勒兹和伽塔利看来,术语“根茎”指的是观点、概念或装置没有固定起点或终点,允许多样的解释和发展。比如因特网是根茎,意思是你能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投入其中,进去之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球茎、块茎、老鼠蜂拥而至,土豆、茅草、杂草也是根茎,它们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能够发挥多种功能。德勒兹和伽塔利说,根茎“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它总在中间,在事物之间、存在之间、幕间曲(歌剧或其他音乐表演中幕与幕之间的过场音乐”和“将任何一点与其他任何一点联系起来,其特征不一定与同性事物的特征相同。” (A Thousand Plateaus, p.26, p.21.)
通常来说,德勒兹和伽塔利使用“根茎”这个术语来描述任何没有起点且能够朝着任何方向走的东西。 《千高原》就是打算让你用这种方式来阅读的书,读者能在任何地方开始阅读并读下去,因为没有线性叙述。现实同样是根茎,因为也没有中心,没有终点,也没有任何衔接。
德勒兹和伽塔利最初将“根茎”这个术语与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联系起来,相信他的著作没有线性结构,有很多解释性的僵局。 他们建议通过观察重复出现的“被暴打者和被迫低头者的绘画或照片进入卡夫卡著作中的根茎,” (Kafka, 1986, p.3)这些主题出现在卡夫卡的小说如《城堡》、《亚美利加》、《变形记》、《审判》中,呈现出不同伪装,拥有很多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德勒兹和伽塔利在这里辨认出乐观主义。
和通常对卡夫卡的标准阐释相反,在他们看来,低下的头代表着顺从却能再直起来。在《城堡》中,教堂尖塔或城堡塔楼的存在说明低下的头存在直起来的空间。(Kafka, p.4) 这仅仅是阅读卡夫卡的众多方式之一,这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根茎或其写作的非固定性质)。
反对控制是欲望推动主体创造新的装置。德勒兹和伽塔利将欲望的驱动力作为其1972年《反俄狄浦斯》的焦点。在他们看来,至少在欲望是积极东西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反弗洛伊德派——我们身上的欲望是生产性力量,应该能自由流动。
它不是缺少某种东西的结果,这是弗洛伊德对欲望的常见解释。比如,渴望我们买不起的东西不是真欲望,因为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强烈渴望实际上会阻止欲望的流动。
社会中的权力告诉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或者我们应该允许别人代替我们限制这些欲望。 对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来说,存在两种标准的机制来操纵和或压制欲望:资本主义和心理分析。
资本主义通过广告和控制供应,而不是让它自由流动来引导欲望。心理分析强迫有意识的心智控制欲望的根基——无意识。无意识中的欲望或许通过神话而不是通过真实表达出来——俄狄浦斯神话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
真正活着就是让欲望不受任何阻碍地流动,不要让有意识的心智占据支配地位。通过释放无意识,欲望能再次变得具有生产力——能以持续生成的方式存在,而不仅仅是静止的存在。接着,个人变成真正的欲望机器——或者用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语言,变成集体装置,在与其他集体装置互动中自由地变成更大的集体装置。
德勒兹和伽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称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想运动:精神分裂症患者让欲望自由移动和超越边界。精神分裂症患者拥有的思想模式,如果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根茎。陷入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德国法官丹尼尔·保罗·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反俄狄浦斯》中被引用来涉及到他“如何成为女性”,也是关于他如何“在没有胃,没有肠子,也没有肺的情况下生活很长时间。”(p.8)
他的欲望在性别范围内自由流动,从心理领域到身体以及之外的活动。同样方式,德勒兹和伽塔利鼓励我们逃避告诉我们是谁,应该如何行为等生理和社会压迫。相反,我们需要具有创造性,让欲望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放飞自我,在我们的思想中做出不寻常联系。只要我们停止这样做,欲望就被抓住,充分的创造性也就丧失了。
啊,这种事常常发生。欲望被抓住,被模式化和辖域化。用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话说的“辖域化”描述过程,装置通过声称或在其上贴标签来压制欲望以便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最明显的辖域化例子就是动物或人驯服环境。同样,音乐人或许辖域化乐谱来创造旋律。除了窒息欲望之外,辖域化未必是坏事。
德勒兹和伽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认为,虽然资本主义通过探索资本化的各种场合实现去辖域化(也就是释放欲望),但它本身仍然受到利润动机的控制。在这样的制度下,欲望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相反,广告使得欲望跌入陷阱之中,结果它为了利润目的将其再辖域化。更笼统地说,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生产并鼓励消费者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欲望将创造工程变成了一门生意。
心理分析也能辖域化欲望。 它通过将欲望贬低为某种心理的、性的、或俄狄浦斯式的东西而做到这一点。相反,德勒兹和伽塔利推荐了块茎分析途径。在此,欲望被理解为不是要压抑而是要释放的某种东西。
战斗和逃逸当欲望或者装置变得去辖域化——开始摆脱压迫和控制而获得自由——它遵循如下各种逃逸路线逃逸出那个领域。逃逸线就像山脉一样,它们是可能展现出来的潜力,赋予欲望或装置不同的形式。
逃逸路线是完全流动的,并不遵循任何事先确定的轨迹。正如在《千高原》中解释的那样,“逃逸线是根茎的组成部分”(p.9)精神分裂症患者遵循逃逸线,精神分裂分析鼓励我们所有人实现这种突破。德勒兹和伽塔利他们自己显然也遵循了各种逃逸线。
如果欲望遵循逃逸线而变得去辖域化,它就不大可能再辖域化 。 换句话说,欲望演变成某种挑战特征概括或阐释的东西。虽然这种创造过程十分宝贵,但德勒兹和伽塔利认识到,它可能变得能力低下。欲望最好创造一种“集体的阐明装置”,其中不同碎片能够形成面向民众讲话的动态体系。
逃逸线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被开发出来时,或者德勒兹和伽塔利所说的内在性平面(a plane of immanence)或一致性平面(plane of consistency),就变得重要。我们或许想到这是思想区域或概念区域。
内在性平面是没有边界的——应该是因为它包括了真实和虚拟——以无限的速度运行,若无与其共鸣的概念是不可思议的(请参阅:哲学是什么?p.36)比如,如果没有呈现那些构成德勒兹和伽塔利自己著作中所说的内在性平面的其他概念的存在——如多样性、装置、情动和逃逸线等,根茎概念是无法理解的。
如果你将内在性平面和概念混淆,结果可能是,普遍概念和普遍性是哲学概念所包含的东西的停滞不前的非现实的代表。一旦你将概念限制在普遍性的范围内,你就将其限制在真实中,这样一来,你消除了差异、变化和虚拟性。
在解释《反俄狄浦斯》中欲望更喜欢的自由轨迹时,德勒兹和伽塔利也用了“无器官的身体”(corps sans organes)来指代内在性平面。这指的是没有强制性组织的结构或领域,可能是有知觉却无生命的。
“无器官的身体”这个术语最初被法国先锋派演员和随笔作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使用,后来被德勒兹和伽塔利拿来解释内在性平面的本质。这个平面本身没有生产性,因为它缺乏内容——欲望。
它是无器官的身体,因为它缺乏结构性身体的组织形态。地球本身也是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千高原,65页),就像现实本身一样,两者都没有组织形态,虽然我们喜欢设想它们有。德勒兹和伽塔利鼓励我们成为无器官的身体,就像建议我们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思考,采用了同样的方式。
无器官的身体或者“组织平台”——辖域化那些器官(意思是那些欲望或概念)当作自己的,即使实际上它比去辖域化更有优势。
就像哲学概念一样,欲望被允许遵循逃逸线进入一种生成过程中——当它占据无器官的身体时,它是最具生产力的。在此意义上,无器官的身体充当了“平台的角色,记录欲望产生的整个过程。” (Anti-Oedipus, p.11)。
德勒兹和伽塔利最友好对待的概念似乎是那些表达了对争取多样性和装置的生成持开放态度的概念,像逃逸线、块茎、去辖域化、精神分裂分析等概念——以及让这样的过程出现的平台:内在性平台或者无器官的身体。这与其现实观是相一致的,那就是包括虚拟性,承认欲望是现实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卡伦·帕哈姆(Karen Parham),哲学老师和评阅者,自由作家。
译自:Deleuze & Guattari's Friendly Concepts by Karen Parham
来源:译者投稿
作者:卡伦·帕哈姆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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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德勒兹生命最后历程的生成与游牧——《两种疯狂体制:文本与访谈(1975—1995)》反思当代艺术与哲学,剖析当下社会及时代
这是一本文集,也是德勒兹生命最后历程的生成与游牧。在《〈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1953-1974)》之后,德勒兹通过自己的文字,展现了内在性如何生成,如何在从《两种疯狂体制》到《内在性:一个生命》的历程中,让思的无器官的身体熠熠生辉。在这本书中,不仅有“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的迭奏,也有“大脑即屏幕”的反思;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到布列兹的音乐,再到戈达尔的电影,德勒兹最后用自己的文字向挚友加塔利告别。德勒兹是一个不断逃逸、不断解域化、不断在块茎的游牧中生成的少数派行者,他用自己的生命的宣言告诉我们:另一个内在性的生命是可能的……
《两种疯狂体制:文本与访谈(1975—1995)》
[法]吉尔·德勒兹著 大卫·拉普雅德 编
蓝 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电影观众的哲学家的肖像
埃尔维·圭贝尔: 你的最新一本书是关于弗朗西斯·培根的专著,你如何实现从绘画到电影的跨越?你真的想过一个实现这个跨越的计划吗?你的最新一本书是关于弗朗西斯·培根的专著,你如何实现从绘画到电影的跨越?你真的想过一个实现这个跨越的计划吗?
德勒兹: 我并没有从绘画跳跃到电影。我不会认为哲学就是对某种东西或另一种东西的反思,如绘画或电影。哲学是关于概念的思考。它生产概念,创造概念。绘画创造了一种影像、线条与颜色。电影创造了另一种: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但概念本身就已经是影像了,它们是思想影像。要在观看一个影像之外去理解一个概念,既不困难,也不轻松。
所以,问题不在于反思电影。也不等于是说,电影生产出来的概念就会与今天的图像式影像或与电影影像相一致。例如,电影建构了非常特别的空间:空的空间,或者空间的各个部分还没有固定的关联。但哲学也在承担建构空间的任务,它与电影空间是对应的,或者与其他艺术,乃至科学都是对应的……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辨识的区域,在那里,同样的事物既可以用图像影像来表达,也可以用科学模式、电影影像或者哲学概念来表达。不过所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都经历了各个领域特有的运动、方法和问题。
圭贝尔: 你逐渐(或许是临时的)将哲学家研究的传统对象搁在一旁,更喜欢其他类型的材料,这些材料更现代吗?它们被忽视了吗?或者说它们更有趣,更招人喜欢?
德勒兹: 我不知道。哲学自己的材料也非常有趣和令人喜欢。我并不认为哲学死了:概念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东西,也不是古老的事物。它们是具有生命的现代实体。我们举个例子。莫里斯·布朗肖说一个事件有两个并存且彼此无法分离的维度。一方面,一个维度投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并在身体里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这就是超越了所有现实化的用之不竭的潜能,这就是他创造出来的事件概念。
但一个演员恰恰是用这样的方式决定“演出”一个事件。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传统的禅宗偈子来说电影:“正法眼藏”。我发现,在哲学里,非常有趣的是,它如何选择将事物分开:在一个概念下,你会把你认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归为一类,而在一个概念下,也会把你认为归在一起的事物分开。对于电影而言,它将事物分开,提出了视觉和声音影像的明确分组。对于视觉和声音影像不同的分组模式彼此相互竞争。
圭贝尔: 你是否更喜欢去电影院,而不是图书馆?
德勒兹: 图书馆是必要的,但你在里面没有太多感觉。电影院会带来很多欢乐。我并不是小电影院的狂热粉丝,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很多影片,每场电影一个特定时间只放映一遍。对我来说,电影与它创造的观念不可分离,即永恒的景观。另一方面,我更喜欢专业影院:专门放音乐片和法国片的影院,或者专门放苏联片的影院,或者专门放动作片的影院……你会想起,正是麦克马洪影院让罗茜声名鹊起。
圭贝尔: 难道你坐在屏幕前,在黑暗中写作吗?
德勒兹: 我看电影时不写东西,那太诡异了。我之后会尽快做笔记。我就是那种你所谓的纯真的电影观众。我尤其不喜欢不同层次的观念:意义、理解和观看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在第二层上运动199的东西已经在第一层上运行了。在第一层上失败的东西,在其他层次上也会失败。所有的影像都是表面的,也必须从表面上来考察。当一个影像是平面时,你不能向它,甚至不能在思想中传递会解构它的深度。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用影像呈现的方式、用最直接的方式来把握影像。当电影制片人说“嗨,大伙儿,这就是一部电影”,这里没有其他层次的影像,我们只能从表面上看。维尔托夫曾经说过,有几种不同的生活需要一起来考察:为了电影的生活、电影中的生活以及电影自身的生命,等等。无论如何,影像不会表达任何先天的现实,它拥有着自己的现实。
圭贝尔: 你会在电影院哭吗?
德勒兹: 会哭呀,也会流泪,也会爆笑,这就是某种影像的基本功能。你会哭,是因为它太凄美了,或者太震撼了。唯一会让我烦恼的事情是,认识那些影迷的笑声。这种层次的笑意味着更高层次,即第二层次。我宁可看到整个大厅都在流泪。你看到格里菲斯的《残花泪》,又如何不会哭呢?
圭贝尔: 你的书有二十多种参考资料,绝大部分都是其他论电影著作。难道你没有立刻感觉到你在写一本原创性的著作吗?你是否并不认为你是第一个独自面对影像盲目地书写,或者可以说用视觉去观看的观众?
德勒兹: 电影不仅与作为整体的电影的历史密不可分,也与关于电影的写作密不可分。说出你打算如何去看电影,已经是写作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根本没有最初的观众。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们总是从某物的中间开始。我们只是从中间开始创造,延伸了业已在新方向上存在的线条,或者从线条上引出枝节。
你所谓的“用视觉去观看”不仅是观众的性质,它也可能是影像本身的性质。例如,电影可以用感觉运动影像向我们呈现出来:一个人物对环境做出反应。这是可见的。但有时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超越了任何可能的反应,因为它太美妙了,太强悍了,几乎令人无法自拔,例如,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在这种情况下,“用视觉去看”,这是图像的一个功能,它已经在影像本身之中。视觉是罗西里尼或戈达尔的视觉,而不是观众的视觉。
此外,有些影像不仅是可见的,而且也是可读的,尽管它们仍然是纯粹影像。在视觉和可读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视觉传播关系。这就是将眼与耳的特殊用途施加在观众身上的影像本身。但如果观众不知道如何欣赏一个影像、一个系列、一部电影的原创性,他们就只剩下空洞的直觉。这种影像类型的原创性必然与之前出现的一切事物携手并进。
作者:[法]吉尔·德勒兹
编辑:蒋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