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用是在保唐还是在灭唐？
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随着王朝不断走下坡路，尤其是在黄巢起义后，这种状态越演越烈，从而使得西北边疆沙陀人有了施展拳脚的大舞台。
在唐末和五代时期，沙陀骑兵可谓赫赫有名，他们战黄巢、败朱温、克幽燕、破契丹，最终问鼎中原，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局部统一的政权。
（沙陀人）
史学界对沙陀民族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人说以李克用为首的沙陀军事集团是大唐帝国的保护神，他们助唐僖宗收复长安，救唐昭宗于“三镇之乱”，成功为大唐帝国续命几十年。
然而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覆灭唐朝的不是朱温，恰恰就是对大唐忠心耿耿的沙陀军阀李克用。由于沙陀人在五代时期建立了政权，尤其明末清初时，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纥之衰，自雄于塞上，固将继二虏而与中国为敌者也；国昌老而克用兴，目已无唐，固将奋袂而起曰，是可取而代也。沙陀可以主中国，则契丹、女直、蒙古之强倍于沙陀者，愈无不可也，而祸延于无极矣。
沙陀本是西突厥别部，原名“处月”，因居住在沙漠周围，又被称为“沙陀突厥”。西突厥被灭后，沙陀人称为大唐子民，受安西都护府管辖。安史之乱后西域沦陷，沙陀又被迫归附了吐蕃。
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等原因，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社会发展水平都远超周围四邻，就像学者说的那样：“这些富裕的文明中心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沙陀人仰慕中原的富足，又加之不愿忍受吐蕃和回鹘的剥削，于是选择重新回到大唐的怀抱。他们的“东归”要比清朝时期的土尔扈特人更惨，三万多族人从西域出发，在吐蕃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最终只剩几千人，不过他们却成了大唐帝国最后的依靠。
（唐昭宗）
“万邦来朝”历来被中国皇帝视为最有面子的功绩，沙陀人被安置在水草茂盛的盐州，即今天的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一带。沙陀骑兵彪悍，但最鼎盛时也不过一万多人人，之所以能够将势力深入中原，一切还要从黄巢起义说起。
黄巢作乱时，各地藩镇为了自保都无心剿匪，黄巢在流窜中迅速做大，最终叩开潼关的大门，拿下了长安。黄巢做大后，官军从不愿剿匪变成了不敢剿匪。情急之下，唐僖宗只得求助于边疆的少数民族，李克用才能领兵入关。
同官军的畏敌如虎不同，沙陀骑兵一到前线，战局就立刻发生了扭转。李克用打得黄巢抱头鼠窜，最终在山东的狼虎谷自杀身亡。僖宗之后，李克用又为昭宗平定了“三镇之乱”，因此进爵“晋王”。
（李克用）
朱温篡位后，有人曾“劝武皇（李克用）各王一方，俟破贼之后，访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后各归藩守”，然而李克用的回复却让各路诸侯汗颜不已：
“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仇。如其事与愿违，则共臧洪游于地下，亦无恨矣。”、“所承良讯、非仆深心，天下其谓我何，有国非吾节也。”
李克用的忠君思想也影响了他的儿子，李存勖成为晋王后也有很多人劝他登基，但均被拒绝。直到李存勖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灭亡了朱温的后梁才以唐宗室自居，国号为“唐”。
（后唐庄宗李存勖）
清末明初学者们痛恨沙陀军事集团主要因为他们为后世的契丹、蒙古和女真开创了入主中原的先例。其实沙陀的崛起完全源自于他们的主动吸收中华文化，天下大乱之时，权臣贵胄们要么叛变附逆，要么篡位自立，反而只有一万多人马的沙陀忠心恪守忠君之道。在为唐朝征战四方时，沙陀军事集团涌现了一大批军事将领，这又为后来“沙陀三朝”的建立打下基础。
（后唐疆域图）
判断李克用是不是保唐，不能依据他是不是为唐朝出过力，也不能看他是否姓李（唐皇室赐的）、更不能因为他儿子建立的政权是不是以“唐”为国号；毕竟如果真的要以这三项为依据的话，灭掉西晋、开启五胡乱华局面的刘渊父子称得上是“大汉英雄”了。
我们先梳理下李克用干的事情再下结论。
李克用家的发迹史：协助唐朝廷镇压起义
公元868年，戍兵庞勋等人发动起义，占据徐州后，胁迫唐朝廷要求授予节钺（即要当一方大员）。而唐懿宗的回应是则派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等人前去平叛，后者申请带着沙陀三部落使（这是个官职）朱邪赤心等附属于唐王朝的少数民族兵马同行。
在其后的平叛战斗中，每逢恶战必定充当前锋沙陀骑兵极为勇猛，曾经以3000铁骑大破敌军三万人。公元869年底叛乱平定后，为了嘉奖朱邪赤心的大功，唐懿宗将其召进朝廷，任命为左金吾上将军，并赐名李国昌。这个没有问题，毕竟大唐一向心胸开阔，愿意为自己效力的各族人民，都是唐王朝的子民。
公元870年底，李国昌被任命为振武节度使。而他的儿子李克用则担任沙陀副兵马使，驻扎在蔚州。
趁着农民起义反唐的急先锋
公元874年唐僖宗在位时，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唐王朝焦头烂额，调动各路藩镇平叛。而身在蔚州的李克用，在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等人的协助下，杀害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后拥兵自立，胁迫朝廷任命自己为大同节度使。这伙人的目的可不简单：
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
就是要自立山头，趁着乱世成就一番霸业。
其后李国昌假意要大义灭亲，主动请缨前去收复儿子，然而他一回北方，立即连同儿子一起造反，以为凭着振武、大同两大节度的兵力定可以成就一番伟业。
可惜现实很骨感，公元879年，在蔚/朔等州招讨都统李琢、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等人的打击下，李国昌父子一败涂地、兵马尽失，他俩带着宗族人员北逃躲进鞑靼人的地盘苟延残喘。
改头换面的李克用立下大功，成功进入体制内
随着起义军势头越来越猛，唐王朝压力越来越大，急需更多的打手为自己冲锋陷阵。公元881年，李克用在代北监军陈景思的举荐下得以回到中原，率领万余鞑靼军人开始为唐朝平叛效力。
接下来的情节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公元883年，由于李克用打击起义军、收复长安功劳最大，被命为河东节度使；第二年，他南下大败黄巢，逼得对方自杀；下一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邠宁节度使王行瑜、镇国军节度使韩建进京挟持唐昭宗，李克用率军勤王，击败三方，救出唐昭宗，被封为晋王。
接下来，李克用与他的仇人、竞争对手朱温（朱全忠）连年兵戈相向，成为争夺天下的头号敌人。公元907年，朱温称帝建立后梁；李克用则仍沿用唐朝年号，以复兴唐朝为名与朱温对刚。下一年，李克用病死。他的儿子李存勖在公元923年灭后梁、建后唐后，追谥自己的老爹李克用为武皇帝。
鉴于上，笔者认为李克用既不是保唐、也不是灭唐；国人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风雨飘摇的唐末，像他这样的野心家，无不希望自己能趁乱成就一番事业。至于用何种方式、哪种包装，那就要视实际形势以及竞争对手的策略而定。他跟朱温并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占据了实力优势，下手比较急切而已。至于他的儿子为什么以唐为国号，这只是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就跟灭西晋的匈奴人刘渊父子将自己的政权命名为“汉”一样。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客观来说，李克用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仍然对唐朝做出了一些给贡献。
当时唐朝已经进入末年，风雨飘摇，根本控制不了地方实权的节度使，更对付不了实力强大的农民军黄巢。
唐朝最大的敌人还是黄巢，而黄巢一度拥有百万之众，攻破长安。
当时唐朝已经半死不活！
这种情况下，李克用出于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还是遵从唐朝的命令，在883年出动大军南下，击溃黄巢，收复长安。
自然，这不是李克用一个人的功劳，但显然他的功劳最大。因为当时就连宣武节度使朱温之流，也是对付不了黄巢。
随后，黄巢盘踞中原，准备卷土重来。
李克用又在884年初冬中原，将黄巢主力歼灭，黄巢也被部将杀死，由此农民军是被击破了。
这样，唐朝少了一个大敌。
就这点来说，李克用的功劳很大。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唐朝可能当时就灭亡了。
随后李克用拥兵自重，一度攻打盘踞关中的静难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有占领长安，一把火几乎烧光。
面对唐军的攻击，李克用击溃对手，这导致唐朝的实力更是消耗殆尽。
随后李克用虽然愿意为唐朝效力，仍然和朱温不断作战，争夺天下。
到了朱温弑杀唐昭宗，篡唐称帝，建立后梁，李克用仍然任唐朝为正统。
他在实力较弱的情况下，仍然不断攻打朱温，至少表面上还是维护了唐朝的利益。
不过，他的儿子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其实也就是打着唐朝旗号的另一个政权了。
本质上来说，李存勗的后唐同后梁其实没有大的区别，都是武装割据而已。
端午节为什么要在手上或脚上戴五种颜色的彩绳呢？
端午节在小孩的手脚上戴五彩绳，目的是为了避邪，保佑长命百岁。 五彩绳的五色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金木水火土彼此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青色属木，代表东方，赤色属火，代表南方，黄色属土，代表中央，白色属金，代表西方，黑色属水，代表北方。五彩绳五行俱全，可以驱逐一切鬼祟，避免一切瘟疫。这样，五彩绳就可以保佑小孩健康长命百岁。 五彩绳，五彩缤纷，具有喜庆因素，表达了对小孩的祝福！
带来一年的好运,还有避邪、保佑人的意思，作以祝福平安之意。端午节最初是给女孩子过的节日，是中国的女儿节。 五彩是由红、黄、兰、绿、紫等五个颜色组成。明代 五彩是由红、黄、绿、紫四种釉上彩和釉下青花组成。 五彩线，古代也叫五彩长命缕。端午节最初是给女孩子过的节日，是中国的女儿节。 系五彩长命缕，这是宋代就有的古老习俗。用红绿黄白黑色粗丝线搓成彩色线绳，系在女孩子的手臂、颈项上，叫长命缕、续命缕。明人余有丁《帝京五日歌》所云“系出五丝命可续”，指的就是这种习俗。 汉・应劭《风俗通》载：“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名长命缕。”后人也称“续命缕”。据此，即此俗直承汉代，至今已两千年矣。 传统之俗，取五色丝线拧成一般，系于小孩手臂上，自五月五日系起，一直至七月七日“七娘妈”生日，才解下来连同金楮焚烧。 还有一说，在端午节后的第一个雨天，把五彩线剪下来扔在雨中，会给你带来一年的好运． 五彩缕有叫“五色线”、“朱索”、“百索”等，是端午节必备的物品。陕西风俗，端午节当天把彩色丝缕拴在小孩的手腕、脚腕和脖颈上，据说可以避邪和防止五毒近身。这种彩色丝缕要戴到“六月六”才把它剪下来，丢进河里让水冲走。
历史上水攻，火攻的战役有哪些？都是谁指挥的？
抗日战争中，火攻水攻最典型的战役都有两次，只可惜，最后害得都是自己人。
第一次是河南的水攻——花园口决堤。
第二次是湖南的火攻——文夕大火。
有趣的是，这两次极其失败的战术中间，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大会战——武汉会战。
听我给你细细讲来。
1，花园口决堤。
花园口决堤的起因，很简单，那就是国军中出了败类，孤军深入的日军不仅没能全歼，反而成了日军的开路先锋。
这支日军是日本土肥原贤二的第二师团，总攻也就2万多人。土肥原贤二带着2万人从北到南，一头扎进了豫东平原的国军重兵集团包围中。不仅如此，土肥圆特别瞧不起中国军队，还在豫东平原的麦田里一字排开，用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碾压麦田，相当嚣张。
此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第一兵团司令薛岳打算，围歼了这2万嚣张的日军，重现台儿庄战役的光芒——告诉杂牌军，我们中央军也不是吃素的！
第二师团一看形势不对，直接向东突围，一头撞在了兰封县的城墙上！
如果兰封县的守卫者是临沂的西北军庞炳勋，或者是藤县的川军王铭章，第二师团都有可能被全歼。然而守卫兰封的是最怂的中央军黄埔一期桂永清的27军，桂永清不战而逃，土肥原占领兰封，抵抗一段后又继续东撤。
兰封东面的就是豫东最后一个门户商丘！商丘守军还是中央军，黄埔一期黄杰的第二军！黄杰也是不战而逃，不仅土肥原师团后顾无忧，就连徐州战场上的日军也一路冲到了豫东平原。
就这样，土肥原这支本该被全歼的部队，居然成了豫东大混战的开路先锋。没有坚固工事，不能长久行军的国军，一溃千里，为了暂时缓解日军进攻，国军毅然挖开了郑州的花园口，郑州以东的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水淹，89万人直接死亡，1000多万人受灾。
这样声势浩大的"水攻"，效果如何呢？
据日军史料记载，那段时间日军总共的损失只有7000多人，大部分是徐州战场的一些损失。
据估计，被淹死的人，不超过1000人。
而中国的死亡人数，仅河南一地就有390万人，再加上江苏安徽两省，中国军民的死亡人数，不少于500万人。
这次水攻，和三国演义的"关云长水淹七军"完全不同，战损比达到了5000：1。
这种战术动作，我们可以叫它"自杀"，但并不典型，因为，毕竟还有战果。
可是到了武汉会战后，文夕大火则成了彻头彻尾的"自杀"。
2，文夕大火
文夕大火，为啥分毫没有伤到日军？
原来，武汉会战后，国军取得大胜，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武汉地区。根据国民党军队的战报，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总兵力为30万，被110万的中国军队，灭掉了26万人，最后4万人占领了武汉。
好吧，国军的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吓唬老百姓，宣传力量主要用于欺骗老百姓。可是，对于他们自己，太了解这些军队能打什么样的仗了。
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长期作战的勇气和信心。这是长沙文夕大火发生的真实时代背景。
1938年11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鄷悌与保安处长徐权在先总统蒋公的指导下，制定了长沙焚城计划。力求做到"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建设一座城，国军没有那决心，可是毁掉一座城，国军却很积极。焚城计划制定完成后，长沙城内部队就准备好了所有的引火之物，一旦上级下令，立刻摧毁这座城市！
国军中下层军官得到的命令是，听到警报，立刻开始焚烧行动。迟疑者，焚烧不力者，杀无赦！
这天晚上，长沙城内稀里糊涂就失火了！消防部队立刻拉响消防警报！国军城内军队以为这就是焚烧长沙的信号！快速行动起来，长沙城就死毁于一旦。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30000多老百姓被烧死，烧伤者更是不计其数，长沙千年古城，90%以上被烧掉。
事后，先总统蒋公质问张治中：
谁下令让你烧的？
张治中回复：
你让我烧的！
张治中很快收到回复：
不是你烧的？不！是你烧的！
真是不知道该说啥才好！
国军能挺8年不倒，冤死了多少真心抗日的将士？从军阀里带过来的系统性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人工扒开黄河大堤以阻挡敌人进攻，这其实不是校长首创，而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而且还都是所谓的有识之士。因为在当时的预想中，如果无法将日军阻止在华北地区，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扒开黄河，制造黄泛区，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前进，从而达到掩护国军的目的。只是这个计划执行以后，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至少是没有达到预期。
但这种想法和做法并不是国军第一个想出来的，而是早就有了。因为黄河历史上曾经多次改道，有时候从天津一带入海，有时候从山东，有时候从河北，有时候则会冲垮河堤，直接向东南流，经汴河，泗河或者颍河，涡河夺淮入海，而且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宋朝时期尤其频繁。
1127年，金军南下，北宋灭亡，宋高宗南渡建立南宋。1128年，南宋为了阻止金军南下，宋军在今天的滑县李固渡认为扒开黄河大堤，制造黄泛区，以水当兵，以阻止金军。这次河水不再沿以前的河道，直接流向东南，而是经濮阳，东明，运城，巨野，嘉祥，金乡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这就是黄河历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道。
而且，这次改道之后，宋金双方均无意堵塞决口，就让黄河这样泛滥成灾。在四十年后，黄河再次在李固渡决口，并冲出一条新的河道，由李固渡经今天长垣东北，东明南，定陶西，曹县南，虞城东北，砀山北，萧县北，至徐州与旧河道合流，于邳州东南汇入淮海。从此，黄河很长时间就这样持续存在多条河道。
宋朝这样干过，金国在末期为了抵挡蒙古军队进攻，也这样干过，同样是认为决堤，制造黄泛区。1232年，金哀宗从北京南逃到开封，以躲避蒙古军队的进攻，又从开封逃到归德。蒙古兵临城下之际，金人曾计划在凤池口扒开河堤，但是派出去的军队都被蒙古消灭了，没有做成。
而蒙古人也听说了这个办法，因为水高于城，所以决定扒开河堤灌城。金国权衡以后决心决堤，蒙古也知道了扒开河堤会淹没城池，所以在久攻不下之后，也决定决堤。没想到蒙古人扒开河堤之后，因为城高，河水于是南下，绕道而去，没有灌归德，却阻挡了蒙古军队。这样，蒙古人等于自己给金国人工续命，让金国又苟延残喘了两年。
两年后，金国灭亡，南宋派兵北上，企图与蒙古争夺中原。这次倒不是宋军人工扒开河堤了，而是蒙古人主动在开封以北的寸金淀扒开河堤，人工决堤，制造黄泛区，淹了宋军。这次决堤之后，黄河再次向东南漫溢，先后夺泗水，夺颍河，夺涡河，最后汇入淮河，再夺淮入海。宋军的北伐行动也因此而草草收场。
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能够在黄河以南坚持到1944年没有溃退，花园口的“以水代兵”还是有些作用的。大面积黄泛区的形成，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沿平汉路大举南下，转而调兵增援华东战场，华北成为战略相持区，也为武汉会战的战役筹备争取了时间。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关于花园口决堤的动议和实施过程，之前已有专答，这次水攻大约消灭了日军第14、第16师团的两个联队，但是也让豫皖苏大面积受灾，淹没良田1900万亩，造成480万人无家可归和大约89万人死亡，中国人民的牺牲是极其惨重的。同时也间接酿成了河南1942年的大饥荒，再次使大约15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难民逃离河南背景离乡。
本文重点回顾下这次水攻的筹划过程和指挥人员，关于掘河拒敌，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他在1935年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中就曾经提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当然，此时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所以德国人的意见只能算“动议”，并没有真正提到日程上来。
（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第二阶段失利后，第五战区主力向河南撤退，而日军土肥原第14师团南渡黄河直扑豫东，意图切断李宗仁几十万大军的西撤道路，当时在河南地区休整的机动部队多达20万人，军委会遂集结重兵以薛岳为第一兵团总司令围歼第14师团，史称“兰封会战”。结果由于桂永清（27军军长）、黄杰等将领的无能和怯战，兰封会战再次失利，不仅没干掉土肥原，日军大批援兵反而形成对国军的追杀。
形势骤然危急后，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都提出了放黄河之水以制敌的建议，连不懂军事的陈果夫也致电蒋氏：“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期间且恐敌以决堤攻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
（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
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转呈了炮兵第16团团长王若卿（后九战区炮兵指挥官）的报告，建议在黑岗口决堤，同时附议的还有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军委会军令部次长熊斌等人。
也就是说，当时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大员都提出过“以水代兵”的建议，不过这事历史责任太大，他们也只是建议而已，最后的决心当然得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下。而具体的行动指挥，则要落实到河南所划归的第一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是由“参谋总长”转任的湘军元老程潜，战区正副参谋长是晏勋甫和张胥，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参谋长晏勋甫也是决堤的支持者，并且说服了顶头上司程潜。
（程潜和参谋长）
1938年6月1日深夜，日军前锋迫近中牟，郑州已危在旦夕，为避免军队在河南平原被日军追歼，那位委员长终于批准了第一战区关于炸开黄河堤坝以拦截日军的动议，时间以6月5日0时为限。程潜则把任务下达给沿黄河驻防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晋绥军出身、曾经是阎锡山的左膀右臂）则命令第39军军长刘和鼎执行，原本黄河水利专家给出的决口地点是在中牟县的赵口，但是第39军的一个团挖了24小时仍然没有成功。
刘和鼎和手下师长们经过会商，决定改在赵口以西40公里的花园口重新挖掘，此处为该军新编第8师防区，由于此地黄河拐弯处，可使掘口后堤岸更容易被河水冲垮。现场直接指挥官是军长刘和鼎以及新8师的一名团长熊先煜，技术指导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堤修防段长”张国宏。
（陈果夫）
正是这个步兵团和民工共3000余人整整挖了两昼夜，到1938年6月9日上午8时，花园口黄河大堤的口子终于被挖开了，汹涌的黄河水奔腾而下。
关于这次水攻的战果如何以及战场利弊，几十年来史学界争论不休，笔者人微，也无法给出定论，只能提出两点意见供参考，其一是这个锅不能由某个人来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曾是一批军政大员的集体意见，而第20集团军和第39军仅仅是执行命令；其二正如张国宏的仰天大呼：“弱国的无奈之举啊”！悲情抗战，不忍细读。
（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