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意大利漫长的1968：拒绝工作、自我削减与暴力
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
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经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动，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
时隔50年，冷战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士。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过记忆实现了遗忘。毋宁说，50年之后，人们乐于沉浸在同质化的对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怀旧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个时代的血腥气，不愿碰触属于不同地区全然异质的挣扎。那些异质的挣扎所勾连出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系列专题文章，尝试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重组一张1968年的拼图，以此重访1968年的世界图景。敬请关注。
意大利1960年代到1970年代间的罢工。
就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社会革命来说，意大利无疑是西方世界的异类。在其他地区如法国，60年代在1968年已基本终结，而意大利60年代的社会运动则持续到1970年代末，无论是波及范围、力量强度、持续时间还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都绝无仅有。因此我们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来指代这十年左右的时段。对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来说，1968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是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分水岭，因此他将这一年称为“元年”。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1976和1983年接连出版了两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这两本书中，安德森主要考察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在1918-1968年的发展，并且感慨西方马克思主义“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这个论断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从意大利60年代以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这个论断又有失偏颇。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独立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议会外的革命左派运动，如成立于1968年的列宁-毛主义的“工人先锋队”（Avanguardia Operaia），成立于1969年且都同情毛主义的“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继续斗争”（Lotta Continua）以及同年被意共开除的“宣言派”（Il manifesto）。其中尤其以代表工人主义（operaismo）的“工人力量”组织影响最为深远。
安德森当时看到的只是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注意到了“宣言派”，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卢乔·马格里（Lucio Magri），并且给予后者以极高的评价：“在欧洲左翼中，卢乔·马格里是非常独特的，他的思想从未脱离同时代的群众运动，在此意义上，他是那个时代唯一重要的革命思想家。”（关于意大利“宣言派”，可参考黄晓武：《“宣言派”与意大利新左翼思潮》）。“宣言派”和马格里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安德森没有关注到“工人力量”和其他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这无疑是不小的盲点，因为工人主义运动“从未脱离同时代的群众运动”——始于60年代初的《红色笔记本》（Quaderni Rossi）杂志及其相关实践为即将到来的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另外，工人主义也是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强调的“意大利差异”的最大特色之一，同时也因当代“后工人主义”学者奈格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维尔诺（Paolo Virno）、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和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等而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当今著名的“后工人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他是1960－1970年代意大利工人主义重要奠基人之一，后在1979年被捕入狱。
意大利这4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与1968年的学生-工人运动有着紧密关联，同时也构成了西欧最大的新左派团体。可以说学生运动为这些革命团体以及后来的“恐怖主义”团体储备了力量，如后来“工人力量”组织的创始人佛朗哥·皮帕尔诺（Franco Piperno）、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Oreste Scalzone）以及“红色旅”（Brigate Rosse）的创始人雷纳托·库乔（Renato Curcio），他们成为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从学生运动到与工人的大联合（1967-1969）
二战前的意大利基本上是个农业国，但战后意大利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迅猛，尤其是到了1950年代之后，意大利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人口从南方农业地区涌向北方的工业地区，尤其是1951-1963年飞速发展的经济被称为“意大利经济奇迹”。
但资本主义经济奇迹的另一面就是危机。经济奇迹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公司和中产阶级，社会中下层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这其实加剧了社会矛盾。在1963年之后，意大利经济增长放缓，矛盾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校也不例外。事实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要早于法国，在1967年1月分别在比萨、博洛尼亚、卡利亚里和卡麦利诺爆发，接下来的一个月运动烧向了都灵和那不勒斯，继而在年底波及全国。最为激烈的一场运动是发生于1968年3月1日罗马一大朱利亚山谷（Valle Giulia）校区的学生（包括左翼与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与警察之间的对抗。在这次械斗中478名学生、148名警察受伤。这也为后来的学生运动奠定了暴力的基调。
学生抗议主要源于对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的不满和对就业前景的悲观失望。在战后经济奇迹的驱使下，1968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是1951年的两倍，但是学生面对着进校容易出校难、出校容易就业难的困境：师资力量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课程设置僵化，教学氛围压抑，旧有的威权主义教学模式主导着大学校园。而更为关键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发现自己已不大可能在毕业之后加入精英俱乐部，上升之途愈发狭窄。他们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对这一切，选择议会道路的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视而不见，学生的不满在国内合法的政治框架中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渠道。
这个时候国际上的影响也变得至关重要，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越南春节攻势、法国五月风暴以及拉美的解放运动，尤其是牺牲后的切·格瓦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我们从以下的学生口号可见一斑：
两个，三个，很多越南；两个，三个，很多朱利亚山谷（Due, tre, molti Vietnam due tre, Guilia）（1968年学生在这里的对抗被称为“朱利亚山谷之战”）
越共能赢，因为他们敢开枪。（Vietcong vince perche’spara）
枪杆子里出政权。
格瓦拉不废话，他开枪。（Guevara non parla, spara）
工人力量，武装工人。（Potere operaio-armi agil operai）
以暴制暴。（Violenza alla violenza）
不要战争，要游击。（Gyerra no-guerriglia si）
别改变国家，砸碎国家。（Lo Stato si abbatte si cambia）
通过这些口号，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贯穿于漫长的1968年的诸多要素：暴力，中国（毛泽东），工人，游击等。当然，此时的暴力话语和行动更多是象征性的，是学生自我确认以及区分敌我的途径，同时是区分革命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手段。而除了暴力要素之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学生运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的保守主义报纸《晚邮报》将学生运动分子称为“中国人”——在当时，这个称呼既有“黄祸”也有“红色（革命）威胁”的意思。
当然，中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口号，而且也内在于学生运动的斗争实践中。可以说，中国革命之于60年代意大利的学生运动，相当于苏联十月革命之于1919-1920年代的意大利（这两年被称为“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
学生们吸纳了中国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当时意大利一个毛主义团体就叫“为人民服务”，后来更名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在当时，他们的服务对象自然是工人阶级，服务的手段主要是借鉴中国的“赤脚医生”实践——当然他们不是去农田服务农民，而是进工厂服务工人。在当时意大利的医学院学生看来，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因此学生下到工厂，向工人们解释说“老板摧毁了我们的健康，然后就给我们包扎一下。”他们团结工人阶级，通过集体抗争而非医生的治疗来实现健康的目标。这也起到了质疑医生在健康方面垄断地位的作用，与质疑教师在学校中的权威地位，可以说如出一辙。
除了质疑学校和医院机构，学生运动也对家庭发起了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家庭作为私的场所妨碍了他们真正参与到集体运动中去。与充满恶意的外部社会相对的是作为港湾的家庭，在学生运动看来，这是十足的神话。家庭成了压迫和邪恶的源泉，因此他们要走出甚至否定家庭，大学墙上的如下涂鸦可以说最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我想成为孤儿。”
到目前为止，学生们所反对的可以说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地方的确有压迫，而且也再生产了压迫的关系，但是压迫最深但又最受忽视的，恰恰是工厂。于是学生们认识到应该下到工厂。
他们不仅从外部接触工人，对工人进行政治的动员，而且也和工人一道，参与到对工厂内部劳动过程的介入和组织中。在这一点上，学生们无疑受到了中国1958年以来的工厂管理模式的启发。这种模式反对物质刺激，通过工人主动参与对工厂的组织管理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削弱工厂内管理者和机器理性的权威（这种所谓客观的权威被马克思称为工厂专制主义），让他们认识到对工厂的另类组织是可能的。学生们进而认识到，工厂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而且也应该成为工人学习写作、拓展技能的场所。他们不再将工人视为螺丝钉，而是认为应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结束前者受制于后者的不合理制度。这在后来的罢工运动中表现为对劳动过程的掌控，如放慢工作节奏，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等。在这方面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未来的统治者，而是致力于服务工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真正闹革命，而自己只能是工人阶级的游击队力量。学生帮助工人建立真正的基层代表组织。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学生极大地动员了工人，在意大利实现了学生与工人的大联合。
而这种联合在1969年的“热秋”（autunno caldo）罢工运动达到顶点。如前所述，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脱离群众运动，因此传统政党和工会都没有对工人形成有效的组织，但是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却自主地爆发了。就工作日的损失来说，“热秋”罢工成为仅次于1968年法国总罢工和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第三大罢工运动；但就学生与工人的结合程度来说，法国的总罢工就逊色多了。在意大利，学生在工厂中与工人组成学生-工人代表大会。例如，在菲亚特位于都灵的米拉菲奥里（Mirafiori）工厂内，学生与工人组成的代表大会会在都灵大学的教室内展开讨论。在意大利的这场罢工中，卷入其中的共有550万工人，超过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另外因为意大利罢工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也被称为“缓慢的五月”（Maggio strisciante）。意大利的工人积极进行自我组织，对工厂内部的工作节奏和运作流程进行自主规划。正如“继续斗争”组织所说，意大利的各个层面都展开了“文化革命”，尤其是，“工人逐步解放自己。在工厂内，他们摧毁了一切权威，摧毁了老板用来控制和分化工人的工具，他们打破了让他们成为奴隶的禁忌。”这个时期的工人在精神上可谓改头换面，真正体会到了集体行动和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愉悦。
1969年的“热秋”罢工运动。
而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学生退居次要地位，学生运动分子要么走出校园成为真正的工人，要么成为激进的活动家，要么成为研究者。总之，学生必须摆脱自己的学生身份，才能真正进入革命运动。
如此一来，学生运动慢慢消解了。工人组织（当然也有学生参与其中）成为斗争的主角，我在前面所提及的四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先锋队”， “工人力量”、“继续斗争”和“宣言派”渐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我将在后文中着重介绍工人主义的“工人力量”组织。
工人主义运动与“工人力量”（1967-1973）
在意大利“热秋”期间，工人们体会到了极大的解放感，他们甚至感觉到了革命的到来。这里的革命具有列宁所说的“节日”的意义：卫生间、食堂、房间、车间和办公室，工厂内的所有空间都成为工人造反的场所。绝大多数工人都想敞开心扉，一吐为快，与人进行交流讨论。有活动家回忆，1968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年，作为工人我感觉自己成为了主角，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之后的两年内我依然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女工之前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爱说话，但在60年代末则成了话匣子，总是想要和别人进行交流。工人们的斗争意志和斗争策略从他们的标语口号中可见一斑：
工人越受剥削，老板就越富有。（Operai-piu’sfruttati, padroni ben pagati）
靠计件工资过活就是受罪，租金就是抢我们的工资袋。（La vita-col cottimo--e’un calvario--l’affito--e’un furto-sul salario）
一切权力归工人。（Tutto il potere-agil operai）
更多收入，更少工作。（Piu’soldi-meno lavoro）
我们都是代表。（Siamo tutti delegati）
虽然工会在“热秋”结束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运动开端时，更多的是学生-工人组织和团体参与动员活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工人是泰勒制-福特制下被“去技术化”的工人，他们大多工作在流水线上，在生产过程的作用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螺丝钉。他们很多来自意大利南方，在工业化的北方无所适从，如那个成为话匣子的女工。口号中所表现出的“更少工作”、“反对租金”、“自己代表自己”、“工人权力”等思想则源自于工人主义（operaismo）。
1961年创刊的《红色笔记本》。
工人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之前诸多国家的工人斗争，但真正作为意大利思潮的工人主义则肇始于1961年《红色笔记本》（1961-1966）的创立，其核心人物有潘泽瑞（Renato Panzieri，前意大利社会党党员）、特龙蒂（Mario Tronti）和奈格里等。他们对苏联和本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失去信心，同时本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工运动的危机也让他们对以德拉-沃尔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感到不满，他们决定深入到工人中去，去研究工厂内的劳动过程，因此他们特别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机器大工业和工作日等问题的分析。其早期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为学生-工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潘泽瑞有好几篇关于工厂内的机器和劳动过程问题的文章已有英译，可惜的是还没有中文版。特龙蒂在1964年的文章《列宁在英国》可以说奠定了工人主义的基调，那就是革命将发生在工人阶级最强的地方，60年代的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意大利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另外，与一般从客观主义的逻辑来分析资本的思路不同，特龙蒂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总是先在于资本的宰制，即工人总是主动积极的，是不可被彻底主导的力量，而资本则总是回应性的。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冲击下，意大利成为了哈特所说的革命政治的实验室。
特龙蒂（Mario Tronti）。
工人主义将泰勒制-福特制下的去技术化工人称为大众工人。虽然他们在机器体系和老板面前看似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却多种多样，如工人主动掌握工作节凑（放慢工作节奏），集体对付老板在车间的代表即领班，提高工资，缩减劳动时间，揭露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严苛的劳动分工，继而是大面积的旷工甚至是破坏机器。有些人可能会想到所谓的“卢德主义”运动，但是意大利工人与工业革命初期激进工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破坏机器只是为了让自己夺回被机器“抢走”的工作，而前者的破坏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工厂和工作的组织，是为了放缓工作节奏，减少工作内容，同时发展出自治的组织。
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口号就是“拒绝工作”，因为工作意味着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意味着奴役。这和追求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有所不同，与追求改善工作环境“自我管理”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因为这个口号更加彻底，那就是通过拒绝工作，工人可以自主地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从而创构出一种另类权力和另类社会。它否定了雇佣劳动即工作在现代社会任何积极的意义，对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或一般的“劳动尊严”口号都不以为然，正如奈格里所说，如果你想激怒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你就和他谈拒绝工作。拒绝工作就是拒绝资本主义。整个运动对抗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还有脱离群众运动的政党以及制度化的工会——“我们都是代表。”另外，在争取工资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人群体被分化，运动追求的是所有人得到同样的工资。
工人主义运动的代表组织是“工人力量”，该组织最早于1967年于托斯卡纳成立，其成员很多来自《红色笔记本》和《工人阶级》杂志（classe operaia，该杂志1964年从《红色笔记本》分裂出来，创始人为特龙蒂和奈格里）。1969年，奈格里、皮帕尔诺、斯卡尔佐内等创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工人力量”以工厂为中心，吸收了美国工人运动尤其是“黑人力量”、越战以及中国的“文革”经验（奈格里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指出，工人主义认为“文革”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是一个独特且至关重要的事件），其动员对象就是大众工人。
“工人力量”的平等主义工资政策吸引了很多“去技术化”的工人。另外，他们反对计件工作，反对将工人分成不同类别和等级，主张阶级联合，主张在劳动场所对工人进行直接的组织。他们反对成为精英式的先锋党，而是通过类似于中国的“群众路线”走向群众，先成为群众的学生，然后再成为大众的先锋队。事实证明，来自意大利南方的那些无根的、无技术的移民并不一定在政治上就是落后的，相反，那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工人从前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斗争战术。这也印证了工人主义对于工人斗争的乐观态度。
“工人力量”团体举起其组织名称Potere Operaio的横幅。
“工人力量”的刊物。
虽然“工人力量”在动员大众工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他们远没有对意大利社会造成全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主流政党在1972年大选中的表现看出端倪：相比于1968年的大选，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得票率基本没有变化，前者为27.2%，比1968年还高了0.3%，后者为38.7％，比1968年只少了0.4%，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的崛起，其得票率由4.5%上升到9%，而“宣言派”只得到了0.67%的选票。这表明，意大利的广大群众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意大利的政治议程依然为主流政党所决定，“工人力量”引起大规模起义行动的期望遥遥无期，于是关于运动的军事（暴力）化就成为内部争论的焦点，并最终导致该组织于1973年6月解体。
从“工人自治”组织到“红色旅”（1973-1979）
1973年是一个分水岭。鉴于智利民选的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所推翻，意共书记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仅以微弱多数打败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左派政权，那必将在意大利和北约内部引发危机。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难以统治，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就是与天主教民主党建立执政联盟，这被称作“历史性妥协”。这无疑激起革命左派对意共更大的不满。另外，伴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式微，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再者，面对意大利激进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展开反击，即采用自动化和数控技术，削减工业生产，发展新型的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雇佣越来越不稳定，工人日渐变得多余，工厂内剩下的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力量被削弱。
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都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生产空间就从原本封闭的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工厂”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就不再是工厂内的大众工人，而是表现为多种形象的社会工人，如工人、学生、失业者、无薪的家务劳动者。这些主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斗争，并在在1977年造成了另一个运动高潮：“1977运动”（这一年被艾柯称为自1968开始的“第九年”）。在这一年的9月，博洛尼亚召开了一场反对压迫的会议，七万人参加，将这个城市变成了晚会、戏剧和音乐表演的舞台。与会成员除了年轻人之外（“1977运动”也表现为年轻人的反文化运动），还有以奈格里和斯卡尔佐内为代表的“工人自治”组织，达里奥·福、以及反对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等知识分子与活动家。
1977年，发生在博洛尼亚的运动。
“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工人力量”和“继续斗争”（1976年解体），同时还有自由广播电台运动的参与，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运动。
如果说之前运动的核心口号是“拒绝工作”，那么“工人自治”时期的口号则是“自我价值增殖”（Selbstverwertung）。这个概念出自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文版翻译为“价值自行增殖”。在奈格里看来，与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自我强化过程，是外在于资本并且自主发展出来的生命形式和社会形式。但这种发展出来的自治组织如何面对残留的国家权力和资本体系呢？奈格里给出的答案是，推翻国家，摧毁资本。这无疑意味着革命和起义，这是工人主义运动不惮于承认的纲领。但最关键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而且这个策略与其说取代了拒绝工作，不如说是吸收了后者，因为拒绝工作是自我价值增殖的前提，只有拒绝那些奴役劳动者的工作，才有可能真正发展劳动者的力量。
“工人自治”团体的抗议活动。
随着“社会工厂”的出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就变得模糊，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关于消费的斗争）直接就具有生产斗争的意义。这个时候出现的诸多战术主要是在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最具特点的就是“自我削减”（autoriduzione，也可翻译为自主定价）运动。这场运动最开始出现于1974年的都灵，运动主体有消费者和工人，消费者“自主地”削减各个方面的开支，如水费、电费、餐费、交通费、各种门票、房租，甚至是占领闲置的房屋群居（“占屋运动”），同时还有“免费”或“无产阶级”购物，也被称为“政治”购物，就是消费者拒绝付钱，这在达里奥·福的戏剧中也有所体现。工人则主要是放慢工作速度，降低劳动生产率，这等于是剥夺或者“盗窃”了老板所购买的劳动时间。所有抵抗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是“占屋运动”，这了导致警察的暴力镇压，同时造成了运动的“军事化”。
这些抗争方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意大利1974年的改革削减了公共服务，人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另外，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引入，工人在工厂内的力量被削弱，在工厂中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因此工厂内的斗争难以展开。我们可以将这种斗争称为“自我削减”的社会斗争。
除了这种社会斗争之外，“工人主义女性主义”运动根据“社会工厂”的理论指出，无薪的家务劳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部分，因为她们为资本家再生产了劳动力（男性工人），同时也为国家和资本家培养了下一代的劳动力，因此国家必须向家庭妇女支付报酬，这就是“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其代表人物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属于“女权斗争”（Lotta Feminista）组织，该组织与英国（Selma James）、美国（Silvia Federici）、加拿大（Judith Ramirez）、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妇女活动家相联合，形成了最早的跨国社会运动之一（关于科斯特与家务劳动有偿化的思想，可以参见《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
一位工人主义女性主义者在集会上演讲。
社会主义思潮一般认为，妇女必须通过社会劳动才能获得解放，但是提倡家务劳动有偿化的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应该拒绝社会劳动，起码应该削减劳动时间（她们要求20小时的工作周），这样可以让男女平等地参与家务劳动，打造更为民主的家庭关系，从而让男性和女性有都更多时间从事自主的社会活动，这也是自我价值增殖的应有之义。另外，意大利女性主义斗争的最大特点是其群众动员的程度，尤其是围绕堕胎的议题（当然这和意大利保守的天主教政策有关），每次活动都会有上万妇女参与。
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中，还有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以“红色旅”为代表的秘密武装团体。该组织因为于1978年绑架并处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而轰动世界，同时也对意大利的激进运动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那就是，国家借助消灭“红色恐怖”而大肆逮捕革命左派成员，这就是著名的“4.7逮捕”（1979年4月7日）。奈格里、斯卡尔佐内等“工人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纷纷入狱。
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死于“红色旅”之手。
莫罗被绑架后，站在“红色旅”标志前拍摄的一张照片，由“红色旅”发出。
事实上，无论是“工人自治”也好，还是“工人力量”也好，都没有绝对否定暴力的作用。但是激进组织的暴力主要是回应性的，回应的就是意大利所特有的新法西斯主义力量（其暴力行为在学生运动时期就已存在，一般被称为“黑色恐怖”）以及与这种力量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国家暴力。最典型的“黑色暴力”当属1969年12月12日发生于米兰的丰塔纳广场爆炸案，共计16人死亡、88人受伤，同一天下午还有3个炸弹在罗马和米兰引爆。政府立刻将矛头对准了左派组织，但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极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为陷害左派所策划的爆炸行为，而政府事先是知情的。这在当时其实是西欧国家普遍采取的“紧张战略”（strategy of tension）：在冷战的背景下，西欧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秘密组织，采用非常手段在社会制造紧张气氛——将极右秘密组织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嫁祸给左翼，目的在于破坏左翼力量的政治威信，防止其发展壮大。
虽然我们在之前的学生运动中就看到明显的暴力要素，而且像“工人力量”和“工人自治”等组织都会策略性地讨论和运用武装暴力——前者内部有一个由皮帕尔诺所领导的“非法工作”（lavoro illegale）机构，这是一个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同时也为游行示威提供武装支持的小组。另外，“继续斗争”组织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但他们与“红色旅”并无直接关系，且与后者存在根本的路线区别。
“红色旅”成立于1970年，其组织严密，人员层层分级，同级单位相互之间并不联络，以此避免被警方一网打尽。他们的斗争方式借鉴的是拉美的游击战。这个群体自认是群众的先锋，自认代表工人运动，但是却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系统的分析，主要诉诸于过去革命的口号和教条。他们将国家、资本家及其走狗作为攻击对象，提出的口号是“攻击国家的心脏”，采用的方式除了绑架暗杀之外，还有就是向官员膝盖射击，以此象征“权力机构的残废”。但这只能是象征性的行为，因为国家机构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而且也包括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只能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对此，奈格里在中国的一次访谈中明确说道：“小的组织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我们必须唤醒大众。”事实上，群众动员越成功，暴力也就越无用。
在1979年的“4.7逮捕”之后，工人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们入狱的入狱，流亡的流亡，火热而漫长的意大利1968年宣告结束，全世界也陷入革命低潮。但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治主义并没有成为“死狗”，相反，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们的理论——如今被称为“后工人主义”——又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社会工厂”的论断在生产日益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当下也越来越成为现实，无论是否工作，我们全部的生命活动都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因此如果说家务劳动有偿化是一个正当诉求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向国家索取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基本收入，因此这也被成为公民收入。事实上，在“工人自治”时期已经提出了“有保障工资”（salario garantito）的概念。另外，“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不再单纯要求对女性劳动的补贴，也开始提倡基本收入，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让收入与雇佣劳动脱钩，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主发展。
伴随着自动化的深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形工厂内的工作将日益减少，即将崛起的会是那些以众包平台为基础的不稳定、无福利、计件制的零工工作。据统计，这些工作岗位在美国已达到34%。“社会工人”这个概念虽然可以指代这些人群，但是没有共同工作场所的他们应该采取何种组织与斗争策略？毕竟，他们甚至没法破坏机器（因为他们的劳动工具基本都是自己的），也没法对抗老板（他们根本就见不到老板）。后工人主义者的代表如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社会工会主义（social unionism）的概念，以此来弥合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之间的鸿沟，其背后的预设就是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斗争的目标是夺回社会所创造出的共同财富，手段则主要是社会领域内的罢工，即社会罢工。社会罢工可以表现为拒绝工作、拒绝消费甚至是拒绝生育等拒绝行为，但更关键的是创构出强大的另类共同体。近些年来的很多社会运动都以社会斗争和社会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却并没有创构出强大且持久的组织，这无疑是当下斗争所面对的巨大困境。
无论如何，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及其政治实验依然是当下社会斗争的重要参照系，所有严肃对待政治的人都应与当年的参与者共同思考。
西方“激荡的六十年代”：在1968年之外的1963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读者的心目中，常以“激荡的六十年代”的面目出现，在此期间出现的摇滚乐、民权运动、女性运动、艺术革命等都深刻影响了今天的生活。青年是那场运动的主力军。“激荡的六十年代”的高潮似乎是1968年——那年发生了法国五月风暴、马丁·路德·金遇害等事件。
但是，很少人知道“激荡的六十年代”的开始时间——1963年。在1963年，青年文化做好了准备，拉开了撼动西方世界的大幕。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1963:变革之年》，略有删改。
原作者 | [英] 罗宾·摩根 [英] 阿里尔·列夫
摘编 | 徐悦东
《1963：变革之年》，[英] 罗宾·摩根 / [英] 阿里尔·列夫著，孙雪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1963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开幕之年”
这是个难得一遇的巧合，仿佛预言一般，五十多年来一直为人所忽视。1963年1月13日，在英国伯明翰，一支由年轻小伙子组成的魅力四射的乐队首次亮相英国国家电视台，以一曲热情洋溢的《请取悦我》让观众神魂颠倒。同一天晚上，观众在英国广播公司—除了国家电视台，英国此时只有这一个频道—目睹了一场更加叩击理性的盛宴，一位名不见经传、头发蓬乱的美国音乐家，吟唱了一曲《在风中飘荡》，作为他的电视节目首秀。
无论是披头士乐队，还是鲍勃·迪伦，都不知道这一巧合，但在那一年，他们的声音同时使全世界数百万只耳朵为之倾倒。披头士乐队往后会成为一场革命的代表人物，而鲍勃·迪伦则成为这场革命的先知。
披头士。
1963年，战后经济繁荣发展，青少年性格叛逆，社会异常动荡；阶级、金钱和权力如同地壳板块一般碰撞，社会宗教规则摇摇欲坠。
正是在这一年，推行冷战政策的主要国家寻求休战，太空竞赛进入拉锯战，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活动家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一起色情间谍丑闻席卷英国政府，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遇刺震惊了整个世界。在这些历史事件占领新闻头条之际，一则独家新闻却无人问津、几乎被遗忘：世界正在见证一场青年震动。
1963年1月，青少年拿起乐器、相机、画笔、钢笔和剪刀，挑战常规。一支自称“滚石”的乐队面试了一位新贝斯手兼鼓手。埃里克·克拉普顿、史蒂维·尼克斯、大卫·鲍伊和埃尔顿·约翰正在拨弄琴弦，按弄琴键。在西海岸，一支名副其实的海滩男孩乐队在洛杉矶电台声名狼藉。在底特律，一个女子团体更名为“至上女声组合”，备受瞩目。
在伦敦，一个无法无天的爱尔兰人，采用海盗的手法，打破了音乐行业中间派对无线电波的垄断；他买了一只拖网渔船，将它拴在国际水域，这样他就可以在未经许可、不受干涉的情况下播放他喜欢的音乐。一位名叫玛丽·匡特的设计师将连衣裙的下摆裁去了六英寸，或者更长；一位雄心勃勃、名叫维达尔·沙宣的美发师利用建筑美学的原则，设计了一款发型，与玛丽·匡特的迷你裙造型相得益彰。
短短一年时间，我们的生活、喜好和外貌便永久地被改变了。音乐家、时装设计师、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挑战现有的秩序，使得德高望重的前辈不仅要与新一代的精英分享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而且必须要赢得他们的支持。新世界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的蓝图正在勾勒之中，每一天都不一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年轻人主导新世界的设计。
新世界的建立已经酝酿了半个世纪。生于二十世纪初、经历了一场毁灭性战争的那代人已经将世界交到深受另一场战争影响的另一代人手中。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个世界已经作好准备脱胎换骨。归国军人，因战争饱受创伤，也因战争更能掌控局势；女人，从做家务转为制造炸弹，他们想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生活。人们要求他们的欲望、期望和权利被予以考虑。许多百依百顺、见识浅陋的人，以前尊重权威，满足于拿固定工资，如今都开始排斥僵化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分歧。
婴儿潮一代是在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成长起来的：重建世界刺激了经济扩张。收入如泉水源源不断地涌来，人们购买汽车、电视、衣服和冰箱。盘子一般大小的黑胶唱片，放置在价格适中、居家式的盒子上，便可以奏出音乐。它很快就取代了钢琴和收音机，成为家庭娱乐的主要源泉。
六十年代初，婴儿潮一代人静待时机，振翅高飞。他们的舞台已经建成，1963年便是开幕之夜。
1963年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
电视将不断变化的世界播送到每家每户，使知识和公众舆论民主化；电视既记载也加速了世界的转变。1963年，婴儿潮一代人见证了在密西西比州人民怒火中烧之际，马丁·路德·金“有一个梦想”，华盛顿民权运动游行日益升温。他们见证了年轻英俊的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用德语宣称“我是柏林人”，给美国航空航天局登月计划的预算投入增加了一倍，将世界从核战争的边缘拯救回来；这样一位总统的最终命运却是在达拉斯市的敞篷车里遇刺身亡。
他们目睹了帝国主义旗帜的降落、欧洲帝国的解体，以及新兴国家的诞生。第一档电视节目是由卫星转播的，第一次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免费接种的。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已婚妇女可以凭处方买到一种简称“药丸”的东西。年轻的单身女孩只需要在无名指戴上一枚金戒指，骗医生说自己已婚，便能拿到这样一包避孕药，这东西能让她们用自己的身体纵情试验，不用担心意外怀孕。
青年人要创造自己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埃尔维斯、巴迪·霍利、小理查德、嚎叫野狼、穆迪·沃特斯和查克·贝里已经为世人树立了信仰，但在1963年成为救世主的却是鲍勃·迪伦和披头士乐队。
短短一年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成功孕育了一批青年才俊。一个名叫雷金纳德·肯尼思·德怀特的学生，十六岁，主修钢琴，是伦敦备受仰慕的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他白天练习肖邦，晚上在伦敦的酒吧和俱乐部纵情高歌自己的原创歌曲；他就是后来的埃尔顿·约翰。还有一个名叫埃里克·克拉普顿的男生被艺术学校开除，随后加入了一支乐队。
紧跟他们步伐的，有一位名叫吉米·亨德里克斯、刚刚被第101空降师开除军籍的美国士兵，还有一位名叫吉姆·莫里森、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开始写歌的电影系学生。1963年，卡莉·西蒙开始了演唱生涯。米克·贾格尔和基思·理查兹灌制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保罗·西蒙在纽约俱乐部的表演反响平平，于是他前往英国反思自己的音乐。1963年是那些不朽偶像的大学之年、学徒之期和爆发之时，他们从1963年开始一直声誉不减。
吉米·亨德里克斯。
1963年，年轻男女壮大了胸怀大志的音乐家的队伍。一位名叫芭芭拉·胡兰尼基的年轻女生买不到可以穿的衣服，于是就用她妹妹的小名，打造了一家名叫比芭的品牌店铺。女性舍弃了吊袜腰带和长袜，因为玛丽·匡特设计的迷你裙太暴露了，因此也就有了连裤袜的市场。像大卫·霍克尼、安迪·沃霍尔、艾伦·琼斯和罗纳德·布鲁克斯·基塔伊这样的年轻人也在尝试他们艺术院校课程以外的东西。
这一无组织的新贵族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他们代表了婴儿潮一代的理想和抱负；他们的偶像都已被神圣化。音乐、时尚、艺术，挑战、蔑视甚至超越了阶级、政治和宗教。如此一来，人性也开始得以重新定义。
家庭背景、正规教育、学校累积的人脉以及为事业长期奋斗，不再是成功的唯一途径。黑胶唱片的压制时间有多快，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播放速度有多快，视野的拓展就有多快。音乐和时尚变革之后，紧接着就是电影、书籍和艺术。年轻人摆脱了常规，以一场颠覆性的骚乱来表达自己，他们突袭了反动的、让人困惑的旧秩序所筑起的街垒；旧秩序认为可以动用法律、习俗和警察，把反文化主义者关押起来。
在第一场浪潮中，也就是1963年，年轻的安迪·沃霍尔搬进了位于纽约市东第八十七街的消防站，艺术殿堂的界限因此得以延伸；年轻的大卫·霍克尼调出了与众不同的调色板。可口可乐推出了第一款低卡饮料Tab，利用女性的体型发生变化这一商机；现在，女性不再向往成为玛丽莲·梦露，而是杰姬·肯尼迪和琼·施林普顿。一家名叫李维斯的服装公司看出了潮流所向，推出了经过预缩处理的牛仔裤；蒙特雷流行音乐节和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为青年人的大规模狂欢活动提供了新范本。
在电影行业，让电影内容接受审查的令人扫兴的《海斯法典》，在准备为艺术而战的电影制片人的压力下，开始瓦解。让-吕克·戈达尔的《蔑视》和比利·怀尔德的《爱玛姑娘》对蓄势待发的查禁不予理睬，公然谈论风流韵事的英国电影《汤姆·琼斯》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大奖。最重要的是，在主流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女演员裸露胸部的镜头，这位女演员还将审查人员一军，看他们敢不敢阻止她或是西德尼·吕美特的《典当商》。一本正经的《海斯法典》的命运也因此成为定局。
让-吕克·戈达尔。
出版业已然意识到对抗权威、维护自己威信的时机已经成熟。写于债务人监狱中的“黄色小说”《芬妮·希尔》—当时乔治·华盛顿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边防检查员—首次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违背了淫秽法，并且直接向立法者发出挑战。
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1963：变革之年》围绕这一时间线搜集的事实，均验证了一则无可争辩的宣言：这一年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1963年为何是“青年震动之年”？
我们的被访者（或者说是撰稿人）是1963年的亲历者。由此，我们了解到1963年冬天披头士乐队在进入英国北部一家夜总会时遭到拒绝，因为他们穿着皮夹克。一年后，他们成了美国七千三百万观众瞩目的中心。我们发现，当初唱成人礼、为足球比赛筹钱而组建戴夫·克拉克五人组的那群年轻人，在1963年，拿着一周二十五英镑的酬劳，已经开始在伦敦北部一家舞厅引吭高歌。两年多以后，他们就受邀登上了“空军一号”，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握手：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都想要他们的签名。
我们采访了这位不同凡响的女人。1963年，这位除了容貌和性欲几乎一无所有的女人，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正与贵族、政治家一起寻欢作乐，然后就成了一起性丑闻事件—普罗富莫事件—的中心人物。这起丑闻使得当时的英国政府倒台。她发现自己被苏格兰场追踪，并且被拖到了英国高级法院。在这一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人物面前，这位十七岁的女生精心打扮，梳了个发式，到了法院后，无所顾忌地向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群挥手；这种无所顾忌，是当时的年轻人才有的表现。
资深政客阿斯特勋爵否认与她发生过性行为。但在法庭上，面对他的否认，她用一句简单而轻蔑的“哼，他会的，不是吗”就把辩护律师—算得上是当时最优秀的律师之一—训斥了一番。这句话很快就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这位女生，还有许多年轻人开始发声。正是这些声音促使《时尚》杂志主编戴安娜·弗里兰给1963年贴上了“青年震动之年”的标签。
许多享誉全球的名人为我们贡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鼓舞人心的维达尔·沙宣，尽管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还在他位于穆赫兰道的家中招待我们吃了午餐。眺望着远处的名望城堡好莱坞，他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和我们分享了他对1963年的独家记忆。埃里克·克拉普顿、基思·理查兹、杰夫·林恩和卡莉·西蒙，这些不喜欢曝光的顶尖人才，意识到有必要出一本公正看待他们青春时光的书，因而将他们宝贵的时间慷慨地贡献给了这本书。
有人说，如果你能回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你就没有经历过它。这一普遍信念被我们这些受访者的故事所揭穿。这不过是陈词滥调。
原作者 | [英] 罗宾·摩根 [英] 阿里尔·列夫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罗东
来源：新京报
欧洲杯小历史——1968年意大利欧洲杯
和之前两届欧洲杯相比，1968年的意大利欧洲杯变化甚大。首先就是赛事名称，由欧洲国家杯正式更名为欧洲足球锦标赛并沿用至今。从本届杯赛开始，旧的淘汰赛赛制被分组预选赛制取代。参加本届欧洲杯预选赛的球队首先被分为8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每个小组的第一名晋级四分之一决赛，进行主客场比赛，比赛的胜者晋级最后在意大利举行的决赛阶段的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两届杯赛一直缺席的西德队终于亮相了。但球星云集的西德队却沉沙折戟预选赛，和他们相伴的还有由尤西比奥领衔的葡萄牙队。随后从预选赛小组赛突围的球队展开厮杀，分别是英格兰VS西班牙，意大利VS保加利亚，法国VS南斯拉夫，苏联VS匈牙利。最终英格兰、意大利、南斯拉夫、苏联获得了参加决赛圈比赛的资格。
1968年06月05日-1968年06月10日，第三届欧洲杯在意大利举办，对阵形势为，意大利VS苏联、南斯拉夫VS英格兰。在南斯拉夫和英格兰的比赛中，英格兰队的马勒里成为第一位被罚下场的英格兰成年国家队球员，少一人应战的新科世界杯冠军最终0:1负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继第一届欧洲杯后再进决赛。而东道主意大利和苏联的比赛却被一枚硬币抢了风头，意大利与苏联激战120分钟互交白卷，主裁判按照当时的规则扔硬币决定胜负，意大利队幸运取胜进入决赛。
决赛中，南斯拉夫队在比赛第39分钟攻破了由佐夫把守的意大利队球门。但和1960年决赛一样，南斯拉夫人在比赛结束前又一次倒下了，多门西尼终场前10分钟扳平比分，双方此后再无建树，按照当时规定双方不得不在两天后重赛。得益于阵容更有深度，意大利人在重赛中派上了马佐拉和里瓦，后者与阿纳塔西各进一球，帮助意大利2-0击败南斯拉夫，成功在本土举起德劳内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