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旧邦新造”，为何如此曲折多难？
原作者 | 杨国强
摘编 | 徐悦东
从“抚夷局”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晚清如何承受外来冲击？
18世纪的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递相承接，构成了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历史里的最后一个盛世。而相隔不过数十年，人间的景象已在翻然大变中走入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之间，遂使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为修辞，以表述他们面对的“亘古未有之变局”。之后是六十年代的“变局”演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然则与“残局”和“危局”互相对映的，无疑是中国人更深一层的“智勇俱困”。在这种世局推移里，19世纪的数十年改变了18世纪的一百年，并因改变了一百年而实际上改变了二千多年。
18世纪过去之后，成书于道光初年的《皇朝经世文编》曾以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为要目，选录辑集了此前一百八十多年里的文书、奏议、论说、信札，其范围所及，便是那个时候中国人视野中的时艰之所在和时务之所在。由于盛世的18世纪同时又与文祸连绵相伴随，而后是忌禁之下的史学不振和当代史尤其不振便成为清代士林守之已久的共趋。因此《皇朝经世文编》引一百八十多年里的因果说眼前的时务，显然是以当代史在长期不振之后的一朝重振，反映了盛世已经过去之日的中国人举目四顾，正由世路里的弊象感知国运之由盛转衰的式微。
《衰世与西法》，杨国强著，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年10月版
弊象和式微都出自中国社会本身的起落变动之中，所以由前此一百八十多年说因果，便是从中国社会本身寻因果。之后沿此以为先路和体例，至光绪朝后期，又有同以《经世文编》为名目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以及“新编续集”、“新增时务洋务续编”等等先后蓬蓬然继起，以19世纪中叶以来数十年之间的论说写照数十年之间的时艰和时务。这些继起的《经世文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世路里的弊象，但其间的论域已在不停地伸到旧时熟见的范围之外，随国运的颠沛起伏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急地移及“富强当求本原论”、“万国公政说”、“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说”、“议院得失论”、“新议说贴”、“通商八策”、“弭教祸说”、“利国宜广制造论”、“西学包罗六经说”、“泰西世爵中国科目优劣问答”、“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类题目里。
若由19世纪后期返视19世纪前期，显然是道光初年经世之学所直面的问题都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里，与之相比，则后起的数十年之间，中国人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出自中国社会的内里和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冲击之下的自外入内和由外变内，因此除了中国人的论说，后来的《经世文编》里还常常收有来华西人的论说。随后是前一面犹在眼前而后一面已来到身边，历史留给19世纪中国人的问题和外力引入19世纪中国社会的问题，便醒目地共存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并以其相互缠绕和彼此牵拽，使衰世中国长在古今中西的深度交困之中。
《皇朝经世文编新编续集》的序言称汇辑于其中的文字皆“明达之士忧时之作”。“明达”所指是判断事理的程度，“忧时”所指是关怀世务的程度。两者都因其切近社会而显示了一种观照社会的品格。因此，以19世纪后期的《经世文编》比19世纪前期的《经世文编》，显见得与这种“忧时”而“明达”的读书人笔下的题目之于古无征直接对应的，其实都是数十年之间西潮灌入的了无止境，以及中国社会在回应西潮灌入的同时身不由己的一变再变。
在这个过程里，以“抚夷局”为前身蜕变而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筦接中西，又最久地主持与“外国事务”折冲往来的全局，遂以其四十一年回应西潮的漫长生涯为实例，成了这种身不由己而又一变再变里的典型和代表。从“抚夷局”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名目的前后不同，既说明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国人在冲击之下的前后不同，也说明了这种不同既生于被迫又生于仓促。被迫和仓促都不会计及长远。因此，当其初立之日，创置了这个机构的中国人期望的却是这个机构的暂时和短命，于是而有奏折里“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以“符旧制”的预先筹算。
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面是“外国事务”前后相接，源源不绝而来；一面是中国人既以“借（西）法”图“自强”为怀抱，则不得不与之一面相拒一面相迎。而后是西方人的锲入和中国人的引入都成了外国物事的移入。总理衙门居两面之间并以应对提调为职司，其应对提调的范围之所及，便一定会随这个过程的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而节节伸展，延及四面八方。至戊戌年间，时人条陈时务，已经以总理衙门为牵汇万端之所在：
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由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实兼综乎六部矣。
以19世纪前期《皇朝经世文编》列为要目的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作对比，显然是时至此日，六者俱因这种“兼综乎六部”正变得非常不同于往昔，其间既有起于锲入的变化，也有起于引入的变化。而“实兼综乎六部”的总理衙门又被目为“策我国之富强”的“总汇之地”，则说明数十年之间，锲入和引入所造就的变化已层层累积，并越来越深地盘踞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重心之内。因此，辛丑之后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从先倡此议的西人一面看去，是有了一个与他们的制度相等类的机构；但就中国人一面来说，则是以外务部的有限职掌，其实远不足以把总理衙门在四十一年里“总汇”的种种变迁承接过来。
晚清的《经世文编》
于是而有随后而来的十年新政里增设商部、学部、巡警部、财政处、练兵处、税务处，以及由此更进一程而厘定官制，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改户部为度支部；改兵部为陆军部；改刑部为法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并增邮传部，稍后又再增海军部。就其各自的内容而言，由此形成的“次第更张”之所改和所增，大半都是从“总汇之地”分派和分蘖出来的。这种以总理衙门为源头的前后相承，正具体地显示了四十多年新陈代谢里锲入和引入的东西，已在一路移接的过程之中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内在之物。然而由此日的规模对比总理衙门筹立之初，中国人以“裁撤”为期盼的愿想，则又俱见这个过程之起于被动，以及这个过程本性上的缺乏自主，与之相伴相随的便是这个过程常常只能变陌生为夹生。因此，已经转化为中国社会内在之物的东西，便仍然会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完全消化的东西。
这种因锲入和引入汇成的移入，是在回应西潮的冲击里实现的。但回应西潮的中国人同时又身在千年历史留下的积久积重之间，因此，以回应对冲击，中国人的拒和迎都不能不背着自己的历史，并不能不沿历史的旧径为脚下的熟路而蹀躞前行。19世纪的后六十年间，中国曾一次一次地卷入民族战争，而比之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五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则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因法国侵越南而起；九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因日本侵朝鲜而起，就直接的因果来说，都是被形成于数百年历史之中的宗藩关系所牵，一步一步拖入弥天战火里的。
从“夷夏之变”到“以夷制夷”，外力冲击如何引发晚清“内变”？
宗藩关系在西方人笔下称作“朝贡制度”，后来的东方人效西方人，又常常引现代国际关系的种种法则与之作对比，以见其别成一类和非常落后。然而在西方人东来之前，产生和形成于东亚各国历史往来与历史联结里的这种宗藩关系，却曾为东亚世界真实地提供了不能为现代国际关系所诠释，而又使彼此能够长久相安于咫尺之间的秩序。维持于宗和藩之间的“以小事大”与“以大字小”显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但时至清代晚期，前者以定期而来的贡使、贡物和表文为惯态，是“事大”的本相已大半演为一种礼仪。而同时的西人拓张牵动中国周边列邦的国计、民生、邦交，致东亚搅动于深度不宁之中，则使后者的“字小”之义正在变为一种沉重的责任。于是而有越南“乞援中朝”而中国出兵越南；朝鲜“乞援我国”而中国出兵朝鲜。在宗藩关系里，“字”之本义训为保和育，因此以礼“事大”的一方遂对等地有了一种要求上国为之纾难济急的权利。
而对于被“事”的一方来说，保和育便是有“乞”则不得不“援”。身历中法战争的唐景崧曾追说越南自同治年间以来的因内乱而乞援和因外患而乞援，综贯始末而统括言之曰：“国家为藩服用兵二十年糜帑千余万。”显见得在礼仪中被宗奉的中国因吁请而出兵，实际上不仅要付出兵力，而且要付出财力。这种单面的付出说明：“以大字小”之对应于“以小事大”，不仅与贯连两者的利益相牵结，而且与贯连两者的文化相牵结，尤其与贯连两者的文化同时又成为一种守则和担当相牵结。这些牵结形成于西人东来之前，但在19世纪后期，因西人东来的逼入和翻搅所造成的东亚震荡里，却使中国人不得不力掮着这种积久而成的东西，与法国和日本对峙于后起的条约外交之间，并因之而无可选择地一步一步卷入深深的漩涡之中，又在力不从心之后致宗和藩都创巨痛深。在这个过程里，无可选择正是过去的历史对于此时此地的制约。
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后来评说中法战争的结果，曾直言法国人用来替代“宗藩”的“保护”，其实是在以“一个压制者”替代“一个无权之王”，对于越南人来说，这个过程无异是灾难。而以日本之于朝鲜比法国之于越南，其用来替代宗藩的东西，显然又更加等而下之。但与历史学家的事后评判相比，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则是暴力促成的此消彼长使中国因此而大变，东亚也因此大变。而中国大变和东亚大变都深度地影响了当日的世局和后来的历史。
与这种历史制约下的因冲突而变迁相比，历史留给后来的影响里，也有过曾经助成了晚清中国的古今之变和新旧之变的东西。自《海国图志》举“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说“英吉利”之政体；举二十七部酋“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以及“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恶恶之”说“弥利坚”之政体，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西方世界里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
晚清的《海国图志》
虽然当日中国犹在以夷夏辨中西的界限板结之中，而以“制夷”为抱负的魏源却被西方世界里的这一面所吸引，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推许赞赏之心，并径直称之为“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与他同时的梁廷相作《海国四说》，于西人立国的这一面也言之津津，并且尤为详备细密。详备细密显然也出自心中的推许赞赏。后来使节出洋例有闻见之述，以记录闻见之知，其中也常常要说到议会政治，而大半都引为可圈可点可观可想。即使是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被归于守旧一类的刘锡鸿，出使英国之日描写彼邦“议政院”开会，印象深刻的同样是其间的“辩论之久”而“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以及“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叹为“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
在19世纪的中国，比之西方人带来的种种物事大半都曾经是被排拒的东西，这种身处君权之下而以王纲为大的士大夫前后相接，从一开始便普遍地亲近西方代议制度的现象，便显然成了一种不能用常理相诠释的一派奇异。然而就当日具体的历史过程而言，“巴厘满”或者“议政院”的这种吸引力一并不在于其自身的本义和道理，而是起于中国的历史和历史留给中国人的问题。自秦汉改封建为郡县，之后郡县之下的吏治便在二千多年里常常出毛病，常常要纠弊，又常常旧弊未除而引出新弊，“盖自郡县之制以来，户丁混淆，县治为极，积重难返矣”。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吏治常常成为时论中的大题目，至明清之交，则“梨洲之《方镇篇》，船山之《噩梦》，亭林之《郡县论》”，以及近代“冯桂芬之《校邠庐抗议》”都已在层层深论中追究到郡县制度本身，而以“津津道自治”为救病之方。州县官临民，因此以“县治为极”说郡县之“积重难返”，着眼的都是官与民相否隔的由来已久。“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因此否隔之下的吏治很容易“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而由此催生的“复宗法”、“复乡职”、“折衷周、汉之法”以及设“世官”以纠积弊之想则都是意在从古有的制度里翻寻出民间“自治”之义，以消解苦之已久的官与民之间的悬隔。与这种因郡县之弊而作古之思相伴随的，便是身在这个过程里的士大夫对于儒学典籍里所记述的君民因相近而相亲，遂能“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三代之治的怀念。
若以这种梨洲、船山、亭林以来的思想路径为背景和反衬，则通观前后释读历史，便不难明了，魏源以及魏源之后的士人对彼邦代议制度的称道，其实大半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怀念，经此牵动而憬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虽说对于西方代议制度的本来涵义而言，这种出自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都只能算是别解，但在中国一面，由这种别解所推衍而来的却曾是一种真实的思想历史。因此沿此一脉不绝，直到20世纪初年的时论里，犹有言之侃侃而以“议院虽行于秦西，而实仿于中土。试观三代之议礼明堂，郑人之议政乡校，即议院之由来”为理所当然者。
魏源
而西方政治制度中本与君权中国相隔辽远而不易沟通的东西，则在中国历史的投射和反照之下，成了士大夫眼中似曾相识而可以亲近的东西。有此数千年里的似曾相识和可以亲近，而后才可能有甲午后一年康有为领公车上书皇帝，由“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起讲，力请民举“议郎”共议“大政”而行“三占从二”；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他相信由此可以“合天下之心志”，致“君民同体”以共图“富强”而“耀我威按”。之后，清末新政筹备立宪，当日大臣的奏议说西国政体“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原”；朝廷的诏书说 “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其间的理路，与康有为以大言发为策沦的那些道理显然不仅相似，而且相同。
这种由庙堂之外进入庙堂之内的相似和相同，都反映了清末最后一段时日里言论的渲染已演为取向的共趋。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立议会制度为政治主干便成了大势之所归。在这个过程里，历史留下的余响助成中国人接纳了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就西方之自有自己的历史而言，则西国的议会本起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又实现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论争、妥协和合作中，其源头既不同于中国的三代，其旨归也不同于中国的富强。由此形成的学理出自彼邦的历史过程，大半都在中国人的理路之外，并因之而为多数正在效仿这种制度的中国人尚未熟识真知。
随后是革命虽然已经移接了议会制度，但身在议场之中的中国人知识上和精神上仍然在代议政治之外，两者之间的深度矛盾曾一路翻出层层波澜，最终使议场之内的各是其是由纷争走向厮斗，由厮斗走向逐利，与之相对称的，便是议员先被目为“暴徒”，后被称作“猪崽”。而已经移接过来的东西，遂在这个过程中因不断的试错而成了面目全非的东西和千疮百孔的东西，同时是中国社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时人笔下的两头不到岸。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曾经很早就亲近“巴厘满”和“议政院”的中国人，则不得不从头去认知代议制度和民主政体，以期识得其间的本义之所在和限度之所在，并识得中西之间的相同和不相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因移接而造成的两头不能到岸，同时又在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具体地说明：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锲入、引入汇为移入的重重曲折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常常是从脱榫开始，并与脱榫相伴随的。
为何清末民初会出现社会脱榫？
西人从海上来华，以时序而论，是先由口岸进入东南。而同治后期曾国藩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指述的则是内战之后，中国人以“自强”回应西人的事业同样先起于东南。两面交集之下，是中国的财赋出自于东南，外国的资本积聚于东南，中外贸易的重心在东南，西学东渐的灌入在东南，中外之间的冲突和缠结深化于东南，遂使变法起于东南，革命也起于东南。在这种被清末志士称作“欧风美雨驰而东”的激荡起伏里，东南沿海先为“欧风美雨”所罩，遂随之而先被牵入西人主导之下的经济过程、公法秩序、文化观念之中，既由此一变再变，也由此走向世界。然而积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而成丕然巨变，则走向世界的东南沿海，已不能不因其被动的西方化和主动的西方化而别成一类，与西北社会和内地社会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互相隔膜而陌然相向。
与之相因果的，便不能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脱节和沿海与内地脱节。这个过程以一种直观可见的方式显示了古今中西之变，以及古今中西之变所带来的深度离析。19世纪中叶西方人用暴力打碎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而后中国人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并在时势的推挽之下沿此一路深掘，由古今之争而入新旧之争。以其间的始末而论，是中西之争起于外来的冲击，但由中西之争而古今之争和新旧之争，则是在回应冲击的跌扑起伏里，越来越自觉和越来越执着于移西法重造旧邦，以期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
重造旧邦发端于回应西人的冲击而演化为改变中国本身，因此，由古今之争而新旧之争，其理路和取径实际上已是从锋芒朝外转变为锋芒向内了。于是而有除旧布新的变法，于是而有革故鼎新的革命，于是而有由此开启而发生于中国社会之中的漫长的交争和冲突。变法和革命都是在外患的逼迫下促成的，而一经开始，又会循自身的逻辑越走越远和越走越快。
武昌起义
至民国初年，这种起于新旧之争的过程以其生生不息的前后相接和彼此相克，已成为时人眼中的“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天演进化、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民主共和等等接踵而至，沤浪相逐，并催生出“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的时潮鼓荡，既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国体和政体。
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显然的急变和剧变。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是广土众民盘根错节于传统厚蓄之中的中国。因此，由急变而剧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的路程，而起于社会上层的这种思想观念之日新月异和政治制度的天翻地覆，其变化所及和震荡所及，大半又只能以社会上层为止境。与之成为反衬和对比的，则是筑成了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从而为极大多数人口所托命的小农经济依然如旧。
以民国初年比道咸同光，其整体的结构其实并没有显然的大变。然则急变与剧变的此起彼落和前后相接之间，便不能不是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的脱节，从而不能不是中国社会的思想状态、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的脱节。而以“世局原随士议迁”写照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说明的是时人眼中的变法和革命，都是以知识人为主体，并以思想改造社会为导向的。然而就占人口多数的大众既漠漠然视变法，也漠漠然视革命的事实作推比，显然又说明知识人着力于用思想之急变造人世之剧变，心中常抱一腔救世的愿望，但他们引来醒世的种种道理则大半以东西洋的思想为渊源，并因之而与当日的大众社会太过遥远，持此外来的道理以说明中国社会的世相，遂既不能为大众所明了，也不能为大众所消受。同旧日的士与农之间密迩相接作对比，由此引发的历史走向便不能不导致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脱节。
与这种变化相类似的，还有同一个过程所造成的社会重心移于城市而致城市和乡村的日趋日远。因此辛亥革命后三十年，许地山作《民国一世》寄托阅世多年的感慨，其中特别举“都市底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以及与之对称的外国节日里买卖两旺说市闾众生相，以刻画上个世纪以来“都市”与“乡间”积久而成的彼此隔塞和“互相脱节”，其笔下之讥讽所流露的显然是一种格格不入。
而比之市闾众生相，三十年代之时论所说的“农村破产”，则反照了城乡脱节所造成的更加痛苦的一面。这一类脱榫接二连三而且由此及彼地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深处，构成了后人理解历史与说明历史的脉络和关节点。但对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则脱榫便是旧的整体性已经碎裂，而新的整体性却始终立不起来，随之是利益的冲突，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冲突都会成为长久的社会动荡。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衰世走向乱世的曲折多难，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曲折多难。在真实的历史里，两者常常同处于一种因果之中，因此两者常常很难剥离开来。
编辑 | 张进
导语校对 | 王心
我读丨三个“史密斯先生”与18世纪英帝国的全球扩张
史可鉴
大英帝国自16世纪以来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历来都是帝国史、殖民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焦点。近年来，西方史学界更是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亚洲，通过探究大英帝国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跨文化贸易、人口流动、技术转移和宗教传播等议题，试图构建起一套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叙事。与此同时，中国史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清代中国与世界，透过对陆疆和海疆的历史考察，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宗藩关系与朝贡贸易体制。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史，特别是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前的中英交际与冲突的研究还比较有限。韩洁西（Jessica Hanser）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以下简称《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从微观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入手，深入挖掘了18世纪的三个英国商人在亚洲（中国和印度）的商业活动，从商业贸易和金融网络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盛清中国与英帝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该书通过微观史叙事，成功地将大英帝国全球版图的扩张同清代的“广州体制”勾连起来，既展示了18世纪帝国扩张和贸易网络的内部运作，亦揭示了跨越英、印、中的金融信贷体系对清代广州贸易体制的威胁和冲击，从而为马戛尔尼访华乃至中英鸦片战争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解读。
本书的作者韩洁西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主要关注16-19世纪大英帝国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全球贸易和殖民活动。本书是在其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该书的标题“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部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电影名作《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不过，本书中的“史密斯先生”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同名同姓的英国商人，他们都叫“乔治·史密斯”。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皆频繁地往来于印度和中国，其行商轨迹也被记录在诸多档案史料之中，包括中国史研究者所熟知的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国通商史》、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甚至还出现在清代军机处的档案中。韩洁西注意到，由于“乔治·史密斯”这个名字在18世纪的英国实在太过常见，后世的历史学家很容易将三个人混为一谈。经过细致的考证，韩洁西重新梳理了三位史密斯的生平，并按照他们工作和生活的贸易口岸将他们分别称为“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约1730—1791）、“广州的乔治·史密斯”（1746—1808）和“孟买的乔治·史密斯”（1737—1790）。三位史密斯在亚洲的商业冒险构成了全书三条叙事主线。
三位乔治·史密斯的商业活动正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扩张历史的缩影。近年来，西方学界的帝国史和殖民史研究着重强调个体对帝国扩张的作用，因而商人、传教士、殖民者、士兵和外交官等都被纳入帝国史的研究范畴。如艾莉森·盖姆斯（Alison Games）的名作《帝国之网》（The Web of Empire）就强调，早期现代英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域的扩张就有赖于上述不同群体所共同构筑的一张以跨文化贸易和知识生产为特征的无形之网。到了18世纪，这张“帝国之网”随着东印度公司殖民和商业活动向东扩展，大英帝国的贸易版图也深入到了亚洲海域。不过，三位史密斯先生似乎只是这一过程中的边缘人物，因为他们一直是游走在中英贸易间的散商（private trader）。所谓“散商”，即指那些未经东印度公司许可而在亚洲海域做生意的商人（在不同研究语境下又称“私商”、“自由商人”或“港脚商人”）。自17世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得政府授权，垄断了与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的贸易，私人未经东印度公司许可是不能在亚洲海域从事贸易的。然而，高额的贸易利润还是吸引了大量私商铤而走险，他们选择绕过东印度公司而与亚洲商人直接建立贸易关系，更何况大多数时候东印度公司在很多海域无法实现绝对的垄断。事实上，从事散商贸易的犯险者不在少数。西方学界近来对东印度公司研究已经开始重视那些不受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商人，如2018年由范岱克（Paul Van Dyke）、苏珊·史楚普（Susan Schopp）等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公司之外：广州贸易中的散商视角，1700-1840》（Beyond the Companies: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即是上述研究视角的成果之一，而本书作者韩洁西的论文《中印间的散商》亦收录其中。通过将这些看似边缘的散商群体置于故事中心，这些研究挑战了那种以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主导的亚洲海上贸易叙事。韩洁西指出，游离在垄断贸易之外的散商与东印度公司有着实质且密切的联系。三位史密斯先生的故事还揭示，18世纪下半叶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和金融网络的维系越发严重地依赖散商的金融活动，因为散商所代表的私人资本可以有效地填补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中出现的金融缺口。
除了共同的散商身份，三位史密斯还都是苏格兰人。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事实上，在东印度从事贸易的英国人中，苏格兰人是英格兰人的四倍有余。相较于英格兰而言，苏格兰一直被视为英帝国中贫穷且叛逆的边缘地带，亚洲贸易的高额利润和根植于苏格兰历史中的迁徙文化和冒险精神促使大量的苏格兰年轻人在18世纪中叶前往东印度和中国追逐财富，而三位史密斯皆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他们无法在东印度公司辖下寻到雇佣机会，便会转而成为像三位史密斯一样活跃在东印度和中国的散商。清代的档案文献中很少会对参与广州贸易的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做出区分，而是将他们统称为“英咭唎人”。韩洁西的研究则试图凸显苏格兰人在18世纪中英贸易间的特殊作用。她指出，以三位史密斯为代表的苏格兰散商几乎都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拥趸，而亚当·斯密本人也是苏格兰人。更重要的是，苏格兰散商与远在伦敦的政治高层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甚至通过这种政治联系将他们在远东的贸易需求转化为帝国的政治议程。例如，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广州的史密斯都积极地就东印度和中国的自由贸易事务向亨利·邓达斯建言献策，后者是18世纪后期英国政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首相威廉·皮特的亲密顾问和盟友。这两位史密斯先生对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垄断贸易大加抨击，他们对在华贸易的描绘也极大地影响到英国执政高层对中国的认知。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和广州的史密斯都向亨利·邓达斯建议派遣一个赴华使团以解决他们在华的贸易和债务问题，而这一提案正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雏形。
那么，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苏格兰散商是如何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之外构建起一个连接英国、印度和中国的全球贸易和金融网络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在印度洋海域掀起一场“商业革命”，继而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呢？这一切还需要从大英帝国的茶叶贸易和东印度殖民活动说起。18世纪中叶，中国的茶叶已经从一种奢侈品成为英国各个阶层的日用消费品。巨大的茶叶进口量和消费需求使得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不过，要从中国的广州购入茶叶，东印度公司需要足够大量的白银进行支付。由于东印度公司可以出售给中国的产品乏善可陈，它也就无法通过向中国出口获取足够的白银。长期以来，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通过向中国出口美洲的白银以弥补贸易逆差，而这一做法在英国国内饱受批评。随着1757年英国在印度的普拉西战役获得胜利，东印度公司试图将其在印度殖民掠夺所获得的白银汇往中国，以填补公司在广州的资金缺口。然而，殖民过程中高昂的军事和行政成本使得公司在印度的诸辖区同样无力满足公司在广州巨额的白银需求。就在此时，以散商为代表的私人资本成为东印度公司的救命稻草。在印度的殖民活动也使得许多东印度公司的员工迅速致富，他们大多通过与印度当地统治者的“礼物馈赠”或私人协议而中饱私囊。通常，在印度的英国人可以选择将赚取的财富汇回英国，并投入到较为稳妥的地产投资中。然而，地产投资每年3%—4%的回报率远低于当时其他的再投资选项。例如，向印度商人贷款的资金回报率可以高达25%。而最赚钱的投资还是以散商为主导的港脚贸易。所谓“港脚贸易”，特指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印度、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该贸易方式仅限于亚洲海域，其贸易的商品通常会由东印度公司做出限定，参与港脚贸易的船只亦不隶属于东印度公司，但通常会获得东印度公司的执照航行于印度和中国之间。投资港脚贸易风险巨大，因为投资者需要面对海难所带来的船货两失的风险，不过一旦贸易成功，又可以带来高达100%的回报。韩洁西的研究显示，许多在印度的英国人都通过散商代理人，将资金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港脚贸易。以史密斯为代表的散商们将其印度客户投资或委托的货物运往广州和东南亚，并在出售货物后将所得利润存入东印度公司设立在广州的财库。这样一来，大量的印度私人资本透过散商代理的港脚贸易流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极大地满足了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的流动性需求。同时，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会向散商们开出汇票，散商们在印度的委托人可凭此汇票在东印度公司的伦敦财库获得兑付。正是这种散商主导的港脚贸易维系着18世纪下半叶茶叶和白银在中英之间的流动，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开辟的商业帝国也越发地依赖港脚散商所提供的流动资金。
然而，三位史密斯们所参与的商业活动并不仅限于上述汇兑代理业务。他们和其他苏格兰散商很快寻找到新的投资标的——金融信贷，并通过高风险高息贷款将18世纪下半叶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市场连接起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中英贸易基本在广州一口进行，官府通过“十三行”对广州的中外贸易进行管理。广州的史密斯很快发现，广州的行商们同样手头拮据，而从事茶叶贸易的他们经常需要向内地的茶商和种植者预支现银。但是，清代中国的内地信贷市场和机制并不能满足行商们的资金需求，高达36%的年借贷利率令行商们望而却步（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商业贷款年利率通常在5%左右）。广州的史密斯和其他的散商们看到了商机，他们将港脚贸易中所获得的现金贷给广州的行商，而年利率只设为清代法定借贷利率的一半左右。由此，外商资本成为行商借贷融资的首选。到18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港脚散商都向广州的行商发放了大量贷款，而这些资本的所有者都是散商们在印度的英国委托人。这些债务关系还进一步在二级债券市场几经转手，还款利息叠加，行商的债务风险也越累越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军机处档案中，行商张天球与颜时瑛供述道：“因一时不能付还，伊亦不甚催逼，遂将利银一倂作本换票，收执内有‘本夷不来，将票辗转兑付’，他夷亦照此将利作本加增换票，叠滚加息二十余年，是以积至如许之多。”最终，当广州的行商无法偿还外商贷款时，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金融危机在18世纪70年代末爆发，几大行商因资不抵债而相继破产，中文史料和研究称之为“商欠”。中国史学界对广州体制下行商“商欠”的研究已经颇为成熟，并已经充分认识到“商欠”对“广州体制”的冲击以及同鸦片战争的内在联系。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鸦片战争止的八十余年间，广州的“商欠”事例时有发生，严重者有近20起之多。然而，“商欠”不仅仅是商业纠纷那么简单，由于散商们使用其英国委托人的资金放贷，当贷款无法被偿还时，整个金融信贷网络上的债权人都被卷入到风险之中。广州的史密斯和其他在广州的英国债权人要求面见广东巡抚和海关监督，以解决行商的欠账问题。当他们发现这种请求无望时，以史密斯为代表的英国债权人开始寻求国家层面的调停。1779年9月，英国海军的军舰抵达广州，并在一年后再度停抵广州。领头的潘顿舰长受到广州的史密斯等人委托，试图以炮舰外交的方式要求广州官府强制执行行商们的债务合同。这一潜在的军事和外交冲突之所以长时间未被中国史研究者关注，是因为官方的档案中隐去了军舰到来的信息。在呈报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广东巡抚李质颖和海关监督图明阿对英国海军军舰的到来只字未提，而是将潘顿等人统称为“夷商”，并将“商欠”问题的出现全部归咎于行商的贪婪。巡抚李质颖担心冲突加剧，决定由官府出面同广州的史密斯等进行债务协商以平息事态。官府协调解决“商欠”问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英国的散商们对广州官府给出的债务偿还方案并不满意，因为偿还金额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债务纠纷虽然被压制下来，但散商们对债务安全和自由贸易的诉求却并没有降低。
1784年，另一起在广州的偶然事件将中英贸易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它就是著名的“休斯夫人”号事件。作为“休斯夫人”号的货监（即大班），本书的第三位主人公孟买的乔治·史密斯深深牵涉其中。1784年11月24日，名为“休斯夫人”（Lady Hughes）号的英国商船停泊在广州城附近。该船在鸣放礼炮时误伤到旁边的中国舢板，造成两名中国人死亡。事后，孟买的乔治·史密斯被逮捕，而鸣炮的英国炮手被乾隆皇帝下令处死。关于该事件的研究，陈利《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已有深入的辨析，该案也长期被视为英国在摆脱中国法律管辖并获得治外法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韩洁西进一步指出，对英国炮手的死刑更使当时将中国描绘为野蛮的“东方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休斯夫人”号事件突显了英国散商在华贸易中的司法诉求。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不受中国官府干涉和法律管辖的居留区，而这在后来也成为散商们就赴华使团一事向英国政界高层游说的重要事项。
发生在广州的“商欠”危机和“休斯夫人”号事件，共同揭示了18世纪中英贸易在金融、政治和司法等层面的不稳定性。韩洁西指出，这种不稳定性在当时英国和印度的贸易间同样存在，但中国和印度在面对英国的贸易和殖民扩张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印度，英国的散商们也向印度的本土商人和领主提供贷款，也同样面临类似于广州的“商欠”危机。然而，印度的“跨文化的信贷很快转化为一种殖民债务”，私人信贷产生的债务危机成为帝国进一步殖民印度的契机。这些游走在帝国边缘地带的散商们在面对债务风险和跨文化冲突时，会选择向伦敦的政府游说甚至施压，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转化为更为激进的帝国干预。在广州，英国的散商们面对更为强劲的对手，但他们尝试将殖民印度的经验如法炮制地施加在中国身上。他们希望通过派遣使团，使英帝国能够摆脱在远东遇到的经济和政治阻力。但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而是为数十年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埋下了引线。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是近年来西方史学界一部非常精彩的微观全球史著作。它通过对历史中三个个体人物的追踪叙事，巧妙地勾勒出18世纪大英帝国在亚洲贸易和金融网络的运作。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全球史和微观史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德国历史学家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曾指出，那些看似边缘甚至微小的事件或人物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世界历史存在于微观史之中。三位史密斯先生无疑是大英帝国的边缘人物，但他们那些纯粹谋求利益的经济活动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进而改变英帝国和清帝国的历史进程。微观史并不是碎片化的历史，其精妙则在于以微观的视角探寻常态化历史叙事中的那些“例外的常态”（normal exceptions）。三位史密斯先生正是英国对华贸易中不同寻常的存在，其背后所隐藏的私人资本及金融网络也挑战了以东印度公司和行商为中心的广州贸易史研究。和其他微观史的著作一样，该书力求将深刻的历史分析寓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之中，读者们可以从中看到其导师史景迁的影响。丰富的叙事背后离不开大量的史料支持。本书使用了多个国家和多个语种的档案史料，并从中抽丝剥茧探寻到三位史密斯先生的蛛丝马迹。其中，关于三位史密斯先生的个人、家庭和社交生活的叙述，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18世纪的日常生活史、女性史、家庭史研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