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五集《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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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有着9500多万名党员，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面临的执政环境错综复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越是取得成绩，越要保持冷静清醒。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告诫全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
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看，不少人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充分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容易在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围猎中败下阵来，铸成大错。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动摇的，初心不能忘记，要警钟长鸣，这是我血的教训。
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从周江勇的案子来看，确实是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周江勇作为在十八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一把手的时间比较长之后，慢慢地就被权力腐蚀了，绝大部分金额是在十八大以后收受的。
浙江是市场经济活跃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搞“一家两制”的问题，周江勇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和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 想办公司，就因为有周江勇，他有这个权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就注定我要跟他发生关系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象山县当时他（是）县委书记，找了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出资金、土地、设备，他弟弟就出这个技术，所谓的技术。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700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 这个租金一直没付过，有这个关系在，也就让我用了，离开周江勇，他会吗？人家不会的。
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他继而又和同乡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周文勇（涉案商人）： 周健勇来找我，希望的是我能够帮他付这笔款子，还给了我承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会帮忙的。这样找一个靠山一样的，那我就答应周健勇了。
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也是利用我的权力帮了他，本省来处理好一点，不采取刑事措施，能够采取行政罚款等等形式解决，等最后能够把它大事化小，早点了结。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
史时红（涉案商人）： 周江勇那时候刚刚调到舟山当市长，年轻有为。我们也是想通过周江勇帮我们解决一些工程上的问题，他后续官可能更大，能帮我们承揽一些工程项目。周健勇经常也是跟我们说说大话，感觉他哥哥前途无量。
史时红主动找关系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过哥哥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史时红（涉案商人）： 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没有借条。对我们来说呢，反正这个钱当好处费都给他了。关键还是周江勇，无非就是说，我通过周健勇把这个钱给他们两兄弟，一个渠道而已。我其实是想给周江勇，那周健勇能起什么作用？还不是周江勇在办事情。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 他已经给我了9000多万，这个钱他也没叫我还过。实话讲，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想要还。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 （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
周江勇担任舟山市委书记，已经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他却自认为能通过设置“防火墙”来规避监督。在收受史时红贿赂的过程中，他本人和史时红从不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史时红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项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承诺帮他们找周江勇拿项目，事成后将部分工程交给史时红的公司做。周江勇为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拿工程，也显得名正言顺。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我弟弟来打的招呼，也是央企、国企。顺理成章地，这么多的国企央企（我）都在见，见了以后，他再跟其它的企业去联系，从央企、国企那里边去分包、转包这些（项目）。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觉得自己是有一个很好的幌子，我是推动经济发展，我是关心支持大企业。完了之后，他实际上背地里，他弟弟又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拿好处，所以他认为不容易暴露。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这班车。2017年，他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 这是资源问题，技术也不那么难。移动支付，就是外面买菜都已经能用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帮助批一批，这个是我打过招呼的。他之所以能拿就是因为我是领导干部。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移动支付业务的统筹权才是最关键的，至于兼容的技术方案，完全不是所谓的高新技术。如果没有他哥哥打招呼，他是绝对拿不到这个业务，他也不会享有这个统筹权。
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 从公司来入股的角度上，（股价）高肯定是高的。当时我心里也有这样想，你们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所以我开的价可想而知。你们利用我，我不反过来再利用你们吗？
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输送背后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易。领导干部用公权谋私利，自然让干部群众反感。巡视和信访渠道都陆续收到了一些关于周江勇弟弟经商问题的反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由此展开核查。在严肃的审查调查面前，只要存在权钱交易行为，不管如何掩盖，实际都难以遮蔽。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 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周江勇出身农家，在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为副省级干部。本应珍惜难得的事业机遇、时代机遇，但遗憾的是，他却在职务提升过程中，渐渐任性用权，背离了初心。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周江勇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这是一个能干事的时代，这是一座能干成事的城市，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而他自己，实际上却没能经受住考验。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一些人手握公权力，却不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而是为自己谋私利 ，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也影响党和国家事业。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必须不断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进行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监督对象从党员、干部，拓展到所有公职人员，体现的正是党中央加强对公权力全面监督的决心。
2021年6月，一场司法拍卖引爆网络热议。当时，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一桩贪污案件的涉案财物，其中有一张青眼白龙游戏卡，它是一款网络游戏的纪念品，没有任何实际功能，但因为全球限量发行500张，市场价约10多万元。没想到开拍才半小时，竞价就被抬到了8700万元。虽然这只是网友抱着凑热闹心态胡乱出价的结果，无人真的买单，导致流拍。但这张游戏卡和它曾经的主人张雨杰，却由此吸引了社会高度关注。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赃款买的，当时我买的时候也是花了5万多。小时候就关注这个东西，算是当时童心的一个念想，就买回来了。
张雨杰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2020年3月被留置。他的具体工作是在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窗口接待市民，收取买房托管资金，填写托管协议，开具银行存款凭证和资金托管凭证。经调查，他在2016年到2019年三年多时间里，采取收款不入账、伪造收款事实等方式，陆续侵吞公款竟达6900多万元。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他感觉到，今天网络游戏我买了一身装备，我很潇洒地在那上面打了一个通关，那我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了。没有把工作，没有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理想。然后又把他放在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得到钱财这样一个岗位上去， 说不出问题那才怪。
和传统腐败案件相比，这一案件的涉案财物显得很特别，有许多游戏装备，而他之所以产生侵吞公款的念头，就和玩网游有关。2016年的一天，一名买房人带着几万元现金来办理资金托管。由于按规定只能刷卡付款，张雨杰就先为他办理了手续，将现金存到自己卡里，打算第二天帮他刷卡支付。谁知当晚打游戏时，由于充值买装备，控制不住把这几万元全花光了。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充着充着充着，充到卡显示余额不足了。刚开始是属于最害怕的一个时间，那我就慢慢攒一下，我先还，当时是这样想的，结果一直就没人发现。这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一直没人发现，那我再弄一点儿，应该也没事儿。后面就是真的就跟雪崩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让张雨杰欲罢不能的，是充值后完全不一样的游戏体验。在网游世界里，只要肯花钱，就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者。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一直以来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过，自己比别人有能力，或者厉害过。这个时候一旦第一次出现了这么一个情绪之后，就会发现这感觉让人上瘾，现实中体验不到的一个虚荣心以及攀比心。
张雨杰靠不断充值买顶级装备，登上了一款网游某赛区的排行榜榜首。他沉醉于在虚拟世界里用金钱买到的成就感，继而发展到在现实世界里，也用金钱来满足各种欲望。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一个就是玩游戏，这是一部分，然后更大的一部分，基本花在了自己跟女朋友消费上面。开始消费之后，我发现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消费欲望，后面那个金额你都还不上了。这个时候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就又出来了，就觉得反正没被发现，那就先这样吧。
调查发现，张雨杰贪污的近7000万元，到案发时几乎挥霍一空，花在游戏上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用在了各种高端消费上。他先后结交了三位女友，为她们购买各种奢侈品牌的服饰、手表、首饰，到各地旅游，一起体验各种奢华享受。海南一家酒店最贵的豪华海底套房10万元一晚，张雨杰和一名女友在这里就连住了四晚。他自然不会告诉女友，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就是说我是从事房地产方面工作的，也不算说岔了什么的，因为确实在房地产方面工作。
黄安明（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很长一段时间，你看他白天在滁州上班，他其实住在上海。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从滁州坐高铁到上海。（在上海）租了一套房子，租金是3万8一个月。早上再坐最早的一班高铁到滁州来，到单位上班。（想到）上海的整个繁华，他就不考虑单位的这些事情了，也不考虑贪污这个钱的事情了。
只要没钱花了，张雨杰就再次向公款伸手，三年中总计贪污公款400多次。他并非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暴露，但却无法自控。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心里面一直都是不安的，但是花钱的时候，那个属于欲望吧，把不安给它压住了。经常性地梦见自己坐警车上，然后前面几个人盯着你，一醒来发现没什么事儿，继续用消费麻痹自己。
在近年查处的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案件中，财务人员是易发高发人群之一。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经手大额资金，如果自身又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影响，就容易抵挡不住诱惑，引发违纪违法行为。这个时候，单位的管理责任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监督制约到位，没有可乘之机，也能避免或减少问题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在张雨杰案件中，单位的监督管理却层层失守，暴露出多方面的问题。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暴露出来的相关人员失职、 渎职的问题，确实是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有人给他拉一把，或者说有人发现过，“哎？小张，你今天填的这个小票是怎么回事儿”哪怕给他提一个醒，他可能后面就没有了。但是很遗憾这些因素都没有出现。
经调查，滁州市从市房产交易主管部门到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都存在失职失责。按照滁州市2011年出台的相关制度，资金托管窗口必须岗位分设，一人收件、一人审核、一人办理凭证，相互监督。但不动产登记中心却从未按制度执行，从主要领导到科长，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项制度。
周立凯（时任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受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处分）： 我不知道这个制度，后期查的时候查到过，但是这个相关东西从来在中心里面 ，在单位里面没有执行过。
资金托管机构的职能，是为二手房买卖双方提供一个中间的第三方资金托管平台，保障交易安全。买房人将房款交到资金托管机构，进入资金池，经审核交易手续完备，再从资金池放款到卖房人账户。收款、审核、办理凭证，全是张雨杰一个人一条龙操作，给了他可乘之机。他的贪污手法其实极为简单。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张雨杰整个贪污的手段，就是用虚开凭证，这个钱实际上没有打到我们规定的二手房的池子里面，是打到他的账户上去了。
由于滁州市每年二手房交易量不小，资金池里常年有进有出，张雨杰从中侵吞一部分，缺口不那么容易显现。但其实，只要将进账和出账认真比对，并不难发现问题。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这个漏洞说白了其实很好堵，只要你真的想对的话，基本上不用半个小时你就对出来了。
然而，不论是科室会计，还是各级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员，都全无风险意识，麻痹大意，连基本的对账都没有认真做过。此外，按照制度，放款之前，全套资料必须经房产交易管理科的副科长、科长，不动产登记中心分管副主任三级审核、三级签字，但实际也变成了只签字不审核。
赵元（时任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我们没有核对进账这一块，也就是个形式上面看一看，还是工作的责任心，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也没怎么太多想。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副主任，甚至就自己主动讲，我不审，而且要求交易管理科的科长，你也不要审了。他认为这种审核没有意义，自己就把规定给否定掉了。就因为你制度不执行，给张雨杰留了这么大一个空子给他钻。
案发后，滁州市监委在调查中发现，资金托管账户财务管理极其混乱，大量原始资金凭证、会计资料都已丢失，历史账目极不健全，一个管理大量资金的部门竟然是这种情况，令人震惊。早在2016年8月，国家住建部、发改委等七部委就联合发文要求各地主管部门对二手房资金的监管情况、监管制度要进行检查评估，滁州市主管部门却只是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自查。
范恒军（滁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没有去到下属单位检查评估，账目不健全，或者岗位分设的制度执行不到位，都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督促整改。如果按照要求去做，这个问题应该及时就暴露出来了，也不会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单位管理的极度缺失，张雨杰才敢于一再铤而走险。2019年，他打算结婚，便以女友名义购买了一套二手别墅，没交一分钱房款，利用职务之便虚开了一套资金托管手续，购房款就从资金池里支付了。随后，他就从单位辞职了，幻想或许能就此逍遥法外。他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竟然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他的行为迅速暴露了出来。
黄安明（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2020年3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交易全部停止了。本来那个资金池是一边进一边出，疫情来的时候只出不进了，不停地出到最后，然后银行的账户就没有钱了。
资金池空了，却还有近7000万元待支付的资金缺口。经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张雨杰。2020年11月，张雨杰被判处无期徒刑。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 联想一下自己，我信任别人，那么别人辜负我的时候，那种受伤感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意识到给老百姓以及给政府的形象带来了什么，恨自己，为什么抵不住诱惑，也都是我的过错，挺对不起的。
而需要深刻反思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被挥霍的巨额资金大部分难以追回，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调查认定，各级共19名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负有不同程度责任，都被追责问责，其中交易管理科科长、副科长更是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他个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组织上更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个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教训非常惨痛。
腐败问题不是朝夕形成，激浊扬清也绝非一日之功，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才能渐渐培育养成。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监督之网越织越密，惩腐之剑越磨越利。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对205.6万名党员作出党纪处分，对54万名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公职人员5.6万人。
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手段也在变异，隐蔽性进一步升级，为正风反腐工作带来新挑战，这些都考验着正风反腐工作的决心与意志。反腐败斗争不能退，也无处可退，必须不断地、永远地吹冲锋号，坚定不移向纵深推进。
韩晋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 有一些人心存侥幸，认为自己一些行为不会被发现，但事实上方式不管再怎么翻新，只要是腐败行为，都逃不出恢恢法网。
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严重违反党的多项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予以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2020年12月，法院判处张琦无期徒刑。经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达1.07亿余元。张琦收受这些钱物时，就试图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和繁复的花样来逃避监管。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我非常地后悔，我觉得在这一些问题上不能侥幸。我自己没想到，我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张琦是1988年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号召下，辞去安徽老家的工作来海南发展的，当年20多岁的他也曾满怀激情，希望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他从基层做起，几十年里一步步晋升，历任儋州、三亚、海口多地市委书记，却也在权力增长的过程中，渐渐丢失了当年闯海南的初心。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的（受贿）金额是1.07亿元，发生在他任省部级干部之后，就是2014年之后的，大约是1.01亿元。从他的从政经历来看，也曾经是一个有为青年。当了省部级干部以后，大权在握，这个时候完完全全忘了我是谁？为了谁？
党的十八大之后，张琦明知中央正风反腐的坚决态度，却克制不住权力套现的欲望，试图通过周密设计来规避监管。在权钱交易对象上，张琦专门筛选那些企业不太大，跟他交往时间长的老板，认为这样能降低风险。在权钱交易途径上，张琦受贿的1亿余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万元，其余都是通过妻子儿子来收受的，而且拿“经营投资”当幌子，张琦的妻子钱玲早年就下海经商，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明令禁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张琦安排妻子表面上和公司撇清关系，实际上藏身幕后控制。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我让她不要办公司了，实际上她是转给别人，她还在操作。
赵军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张琦的妻子钱玲与张琦，可以说是典型的前店后厂。（他）为老板、开发商谋取利益之后，找合适的机会，把他的家人介绍给老板，然后老板也是心知肚明，给他进行利益输送。
在权钱交易具体手段上，张琦则用各种貌似合法的外壳来包装。他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启动一条主干道的景观提升工程，这个标的额数亿元的工程，中标企业董事长张海林，正是和张琦有利益往来的关系户。一方面，张琦让妻子在“炒股”、“理财”等貌似合法经济行为包装下，从张海林的企业收受上千万元贿赂；另一方面，他则通过表面合规的招投标程序，来掩盖收钱为张海林批项目的实质。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我在那儿，他就做两个项目，一个东岸湿地公园，一个是这个路的改造。表面上是招投标的，实际上张海林有一次，来找我老婆，要约我吃饭，来讲的这个事。我就跟他说你去找谁，招投标，走个形式。
除了妻子，张琦还将儿子张岩也拉进了权钱交易之中。张岩早年留学加拿大。2012年，张琦出国，参加了儿子大学毕业典礼，并让儿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板送上的“生活费”。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我对家里管得也很少，特别是对我那孩子有愧疚心理，我就说要帮他一下，跟我一块出访的一个老板就主动提出来说给他10万加元。我当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跟儿子说，你将来还给他，工作了以后还给他。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这个老板当着他的面，给了他儿子10万加币。在他儿子心目中的形象，你是公职人员，应该和这个老板保持这种亲清的政商关系。他自己用自己的行动，实际上就破碎了儿子对他的这种期望。
在儿子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十字路口，张琦用自己的“示范”，给儿子上了人生第一堂贪腐课，也由此将儿子带上了一条违纪违法的不归路。张岩回国后提出想做生意，张琦就介绍各路老板给他认识，并再次向老板“借款”给儿子作为本钱。海南建丰旅业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海强就“借”给了张岩3000万元。作为回报，张琦为罗海强的企业在推进征地拆迁上提供帮助。这些所谓的借款，自然都没有还。张岩很快就习惯了倚仗父亲不劳而获，也开始主动向老板索要。他往返于中国、加拿大之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妻子也好，儿子也好，始作俑者都是我，管家治家的失败，也是失教。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儿子也是有样学样，在加拿大生活期间，跟老板索要钱财， 要几十万加币购买豪车，没几天这个车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几万加币去修车。
张琦还让海南恒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陈学辉出资，在海口和深圳为儿子购买了两套房产。深圳的这套海景房，购买价格就达到3500万元。张琦则利用职权，帮陈学辉的公司在承揽项目、解决土地纠纷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了掩人耳目 ，房产一直放在陈学辉公司名下不办理过户。2019年，张琦感到组织在调查自己，又安排陈学辉多方进行掩盖。
马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这个房产的钥匙，是掌握在（张琦）儿子手里面。他为了躲避调查，就把这个门锁就让陈学辉换掉了，另一方面要求陈学辉，要求把这个房子重新装修，安排陈学辉的下属住进去。这样的话，就证实这个房子不是他的。
张琦和一些老板长期结成深度利益捆绑关系，形成共腐圈。他并不急于在当下兑现全部利益，而是精心布局，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乃至为自己的下一代作长远打算。
马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张琦）说老板的钱，放在他口袋里和放在我口袋里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花钱的时候不缺钱就可以。等我将来退下来之后，我相信他们还会认可我的。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张琦还是利用手中的这个权力，为（老板的）第二代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实际上是为他儿子将来的发展铺路搭桥，更好地密切他儿子和这些老板，和老板的二代之间的关系。他的目的是为了权力和财富继续在二代之间的传承。
利益共同体的定律，从来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19年，和张琦关系密切的一名老板被留置。张琦预感到可能会牵出自己，开始想方设法对抗组织调查。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得知情况以后，第二天就安排他的儿子、儿媳出逃加拿大，还企图切割他和钱玲之间的关系，就是保自己，给多名与他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私营企业主联系，要求这些人出境躲避。
种种徒劳之举，都无法改写结局。2019年9月，张琦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由于他儿子涉案金额巨大，中国向全球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张琦这才深感后悔。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我特别后悔这件事，也是希望对我儿子说，他现在还年轻，不要自暴自弃，能尽快地回国来投案自首。
马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 他到后期实际上非常后悔让儿子出逃，他是希望在他接受审查期间，能够把儿子劝回来。他给他儿子发了几十条微信，但他儿子始终没回，他感到比较伤心。
张岩至今背负红通在海外东躲西藏，在张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板却很快认清了形势，纷纷主动回国配合调查。当权钱交易一笔笔被查清，张琦才反思，自己给妻子儿子带来的究竟是什么，自己的父母又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对不起我93岁的老父亲和87岁的老母亲。我妈妈特别讲不能拿人家钱，不能要人家钱，不能要人家东西。有一次我老婆去一个商场买东西，拿着那购物卡。她陪我妈妈一块购物，我妈妈看到以后，就问她这购物卡哪里来的，我老婆说人家送的，我妈妈当时扭头就走，让退回去。
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这是最简单的做人道理。然而，当张琦身陷贪欲之中，忙于设计各种复杂的贪腐手段，却恰恰忘了这最简单的道理。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 是我毁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一个美满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现在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男人，对吧，要忠孝吧？我现在不仅不能为国家尽忠，而且成了国家的罪人，尽孝也尽不了。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是党中央从政治大局和工作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判断。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新征程上，我们党也必须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以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和十四亿人民一起，不惧一切风险和挑战，在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十年】在2019回看2016·12强赛高洪波的“4场1分”（完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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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是高洪波成为12强赛中国男足主教练的日子，三年过去了，高洪波还在中甲蛰伏等待一个属于他的机会，而如何评价高洪波的国家队生涯不仅对他个人，对中国足球也应该有些价值。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吾观体育】撰写长文解析高洪波第二次国家队的经历，并重点分析“4场1分”是怎么来的。
2019年新国足主帅的谜团始终未能揭晓，是卡纳瓦罗还是卡纳瓦罗+里皮？还是其他人选？媒体和球迷也是云里雾里。随着中国杯两场“0:1”，2019年中国男足再次输给了泰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直接导致国足主帅现在仍然“待产”。3年前的4月1日，中国足协宣布高洪波带队参加12强赛。
民间有声音传来：中国足球不应再“高价请外教”，而应立足本土主帅。而【吾观体育】此前撰文：“高洪波，不支持你回归国足的理由”在头条引起球迷热议。笔者观察中国足球20多年，发自内心地认为：高洪波不适合现在重回国足。具体谁能出任国足主帅我认为都不重要，只要不是高洪波就好。但值此高洪波二次回归国足3周年的日子，在此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高洪波被全国球迷和世界名帅里皮讨伐的“4场1分”的问题。
先简单说一下里皮主教练在总结12强赛和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我接手的时候中国队4场只得了1分……” ，世界名帅说的没错，“4场1分”这是事实，是高洪波带队得到的，高指导一定要承担责任，不管10月11日 赛后高洪波是“请辞”还是“被辞职”都是正常的结果（据说当时足协已经在运作接班人，只是想在第五场与卡塔尔比赛后换人，因为那时有一个相对长的周期可以准备，但足协未能在中国足球困难时刻站在高洪波身后支持，让他独自面对全国媒体和球迷的讨伐，结果高洪波“先手”选择出局，这个替罪羊来得有点突然让足协和蔡振华非常难堪）。10月22日 ，足协宣布世界顶级名帅里皮担任中国队主教练，希望能创造“奇迹”（但不强求），即便不能创造奇迹也希望里皮先生把经验带给中国足球界。而不是希望把光环留下，把锅甩给前任，这样既没有意义，也不够绅士。更何况高洪波带队如果4场3分或者4分，里皮先生能有机会在第4场结束之后接手国足？参加过任何竞技比赛的人都会有体会：开局和决胜阶段的比赛有多难，多么重要，因为不适应而显得慢热、紧张等因素会影响发挥和结果，而且球员在联赛末期都在冲击亚冠名额，伤病和疲劳缠绕着12强赛的参赛球员，但些高洪波也没有过分强调，媒体更是没有渲染此刻本土主帅的艰难，只能扛下他能承担的责任。高洪波作为本土教练，对于球员和足协都不具有外教的权威性，这是本土教练天生的弱点。但这些讨伐指责和讽刺是他应得的吗？
好了，先不说里皮了，他在中国球迷和媒体人心中依然是“神般存在”，我会在近期推送一篇：里皮，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吾观体育】，推送时间会在微头条发布）今天我们只谈高洪波的“4场1分”。
“4场1分” 好刺眼，而它是怎么来的？笔者早就想写篇文章，但也需要沉淀，转眼3年时间过去了，笔者也怕记忆有误，又把时间调回到2016年的9月1日，从中国队出征韩国的第一场12强赛开始，回看了10场中国队的比赛（高洪波的4场和里皮带队的6场），4、5场叙利亚对阵其他球队的比赛（或是全场集锦），还有中国队的赛前赛后发布会视频和相关报道，以及近些年一些媒体人或者前国脚透露的信息，加之笔者对足协、国家队、主教练、球员的长期观察，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高洪波被诟病和耻笑的“4场1分”。
为什么主教练是高洪波
2016年，中国足球年度人物非高洪波莫属。1月8日宣布佩兰下课。1月9日足协在总局的指导下全球招聘中国男足主教练，希望邀请世界名帅接手中国男足并带领球队完成2019年亚洲杯和冲击2022年世界杯任务 ，其中包括里皮等冠军级教练都是足协追逐的目标（招聘书显示足协目标可谓长远，决心之大，几乎已经放弃2018俄罗斯世界杯，剑指2022卡塔尔世界杯。据说，根据选聘标准高洪波是第一位报名的本土主帅，是否还有其他本土主帅报名未见有报道）。2月3日 足协宣布，公开招聘中国队主教练的工作截止并中止（并非终止），因时间紧迫，专家推荐，足协评估，领导批准，由高洪波接替佩兰临时出任中国男足40强赛主教练，带队完成3月24、29日 的40强赛最后两场比赛（对战马尔代夫、卡塔尔）。后续将再为中国足球长远考虑选择更合适的主教练人选。结果，高洪波带着中国队赢了两场，而命运更是给了他和中国足球一个希望：15年后再次打入12强赛 （以前的10强赛）。举国欢呼：我们拿着上上签，终于从幸运小组侥幸出线了！
高洪波上任40强赛官宣
接下来，本该足协继续招聘工作为9月1日开赛的12强赛选聘主教练，但不知因何原因那么多世界名帅投身中国足球的“热情”被足协无视，连高洪波在40强赛后媒体采访时都在说未来足协还会继续选择有经验的外教带领国足冲击2018年世界杯。4月1日晚间，足协官网宣布正式聘请高洪波为12强赛中国队主教练（如果有合同的话，这个合同期限应该是18个月到12强赛结束，如果合同有价值，按照足协对于本土国字号主教练的薪资标准应该是年薪100万元人民币。高洪波带着满腔热情和希望仓促接手了中国男足，足协甚至没有给他一个新闻发布会和公众谈谈未来的机会，但笔者假想足协领导肯定会在办公室里与“小高”亲切握手并鼓励“好好干，为了中国足球的世界杯梦想，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有什么问题和需要直接找我也可以”）。
足协官网发布聘请高洪波上任12强主教练
备战，高家军可曾准备好？
4月1日足协“官网宣”高洪波上任12强赛主教练，备战9月1日开始的12强比赛。直到5月30日-6月8日 ，“高家军”备战12强赛才首次升帐 ，集训并参加两场热身赛 （真正集训的时间只有两天。热身赛对手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哈萨克斯坦，一胜一负，几乎全部球员都得到出场机会感受教练的战术要求）。7月2-8日 ，“高家军”再次集结，但直到4日参加联赛的球员才完成报到，本次集训主要是给球员继续讲解12强赛国家队战术思路和要求，对于联赛中的球员进行身体健康评估。7月31日-8月6日 ，“高家军”第三次集结，参加联赛的球员于8月1日完成报到，本次集训还补充征召了郑智和杜威两位“老球员”备战12强赛，一来充实防守阵容（张琳芃和冯潇霆在联赛中都出现伤情），二来希望老将能为球队带来经验和底蕴。8月22日 ，国足集结为12强赛第一比赛日做准备，随后直接出征韩国并在沈阳迎战了伊朗。经过四次集训，满打满算都不到30天的训练和2场热身赛，高家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冲击2018世界杯的征程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但高洪波从未在媒体前抱怨过（在面对叙利亚的高压逼抢时中国队未能展现个人和整体的摆脱能力，明显缺少默契，同时面对“必须赢”的舆论压力，队员是急躁加紧张。同为教练员的李铁在某平台的解说时无奈地说，这次留给高指导的集训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感觉球员间的配合还不是很默契，只能边打边磨合了 ）。
高一期事后的高洪波意气风发
高洪波根据比赛性质、对手特点和能力、球员自身特点和能力等因素，为球队制订了“以防守反击为主”的基本打法，把532或541作为基础阵型，虽然这一阵型在联赛中很少有球队使用过，但作为当前世界足坛流行的一种阵型打法，里皮也曾经给“恒大国家队级”后防线使用过这个阵型，虽然效果一般，但作为以恒大为班底的国足后防线基本能够理解这一打法的站位及协同要求，而高洪波也多年研究532到352的转换优势，在江苏舜天也多次演练过这种阵型，效果虽不是很好，但他认为是人员配置的缺陷。在国家队层面，高洪波认为可以通过选择球员解决各位置球员能力问题，应该会比俱乐部效果好些，而且对于整体防守会更加稳固，同时保持攻击的弹性。当然，国家队集训时间太少，让球员们感到在阵型理解和磨合上得不到充分的实战体验。在联赛中各队基本都不使用这种阵型（好像除了富力），一来不是每个球队都拥有能上能下有攻防双效能力的左右边后卫人选，二来联赛中坐镇中轴线的外援有能力解决球队在进攻时的套路，对于边后卫要求没那么高。但国家队不一样，需要本土球员在中路和边路都能有进攻手段来对抗实力经验优于我们的韩国或是伊朗这样的强队，所以高洪波选择3中卫体系作为第一阶段的基础打法让球员适应，毕竟如需转换成4后卫阵型球员们应该能很快适应。我判断高洪波认为两个边如果能打开了，中国队中路就会有很多变化，也更便于创造机会，在高洪波心里：532并不是一直防守，而是期待可以在实战中有更多的机会中国队可以用352来占据中场的优势。毕竟，高洪波深知要想去世界杯，就必须赢球，赢球要有一定的攻击能力，但首先要做好防守，以保持信心和机会。
几次集训很快就过去了，高洪波希望足协能为国足多安排两场热身赛，便于球队用比赛来磨合打法，增强球员配合的熟练程度，但足协也无法满足国家队的要求。本次12强赛足协用了很大的力量做了球队的后勤保障，比如客场包机，比如酒店和厨师团队，但在教练团队的建设上足协真的只是常规投入，不管是教练、还是情报搜集都有一定的问题。
关于教练组 ，高洪波在上任前就说过中国队应该是“中外结合”的教练团队，不管是本土为主还是外教为主，凝聚各方力量为世界杯梦想出发。但最终他上任的时候，足协向高洪波推荐的一名助理教练是斯蒂芬（斯蒂芬是国际足联讲师，是足协请来培训教练员的专家），后来这位讲师没有进入教练团队名单，估计是被高洪波拒绝了（据传后来足协让高洪波自己找人），高洪波希望请老搭档阿里·肖也没有成功（肖的理由是要照顾家人，但也许阿里·肖是因为2011年亚洲杯没有得到足协的尊重。当年亚洲杯备战初期足协只认定肖是高洪波的私人助理教练，但后来看到效果不错，球员也反应不错才与阿里·肖签约）。此后，高洪波再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寻找外籍助理教练了，最终出现在高洪波12强赛教练团队中的只有荷兰体能教练诺尔，诺尔也是高洪波在荷兰联赛时结识的荷兰联赛著名体能训练师，至今还是高洪波教练团队的一员。最终出征12强赛，高洪波教练团队只有傅博、区楚良、诺尔三名助理教练 ，薪资最高的体能教练诺尔据说年薪30万美元，而两位本土助教的薪水按照足协标准（据说高洪波私下和足协领导商量拿出自己的年薪补给两位本土助教，使得团队核心成员心理上感到“足协的温暖”）。
高洪波和战友区楚良
高洪波、傅博和诺尔
高洪波教练团队
里皮教练团队
留给高洪波的时间只有这么多，留给高洪波的人也只有这么多，高洪波放弃了参加12强分组抽签仪式，而专心备战工作。同时，还要为球员与俱乐部的关系请求足协帮助，并亲往协调（求情），希望俱乐部能为李学鹏、任航、赵明剑等球员提供比赛或是训练机会。
时间一天天过去，不管高洪波和他的高家军是否准备好了，12强赛都如期而至。
进入俄罗斯世界杯曾经是高洪波和他的队员们的追求，也是中国球迷的梦想，也是中国足协和中国媒体的梦想。再次的失败，高洪波应扛下属于他的责任。
高洪波“4场1分”是怎么来的？
高家军的12强赛从9月1日到10月11日，总共经历了42天，四场比赛，积1分。
9月1日 2:3 输韩国
9月6日 0:0 平伊朗
10月6日 0:1 输叙利亚
10月11日0:2 输乌兹别克斯坦
如此战绩，虽然还存希望，但小组出线变得非常困难。输给叙利亚后舆论已然一片哗然，足协压力巨大。在兵败塔什干的当晚高洪波承担了主教练能够承担的责任，发布会宣布辞职。个性鲜明的高洪波用5个多月走完了他的“下半场”。
从高洪波4月1日接任国足主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随着里皮的到来，随着中国国家队战绩起伏，对于本土主帅高洪波的嘲讽和质疑始终不变。但高洪波又是中国本土主帅中少有的拥有大批球迷的主教练，这些支持者大致分两种，一种人认为“是高洪波带队进入12强赛的，此生不黑高洪波”，还有一群人认为“高洪波是曾经改变过中国足球趋势的主教练，曾经给中国足球带来过希望的主教练，是有能力的主教练（主要是因为“高一期”）”。我始终认为质疑高洪波不是问题，作为中国男足的主教练就要接受欢呼，更要接受质疑，不管是高洪波还是里皮都不可避免。【吾观体育】从 “旁观者”的角度尝试分析，或者说为高洪波辩护几个大家质疑的核心问题，来解析2年前的“4场1分”，同时也分析一下我们的舆论场中的媒体人和球迷心态。言归正传，我们说点技术问题。
打法与阵型
532打法问题，前文中已经简单讲过，这里笔者只再说一下我理解的“高洪波思路”，根据对手强弱、我方球员配置、身体状态、比赛能力，大赛经验，最终的目标追求，防守反击是一种战术选择，但也并非高洪波的唯一选择。而且第一场对阵韩国的比赛我们的阵型保持的还不错，至少丢第一个球之前未给孙兴民的韩国队太多机会，但随着那个乌龙球让中国队突然变得被动和遗憾，球员和教练如果希望至少拿到1分就要想办法尽快扳回一球，后卫线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结果那个2:3其实应该算是一场完败，但却被媒体粉饰成了颂歌，但这至少让球队的精神压力得到了放松，但也使得高洪波的532成为保守懦弱的代名词。而在与伊朗队的比赛中，我们的防守就没有出现太多问题，伊朗队也没有打出自己的东西。12强赛大家都希望打开阶段，但谁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532只是高洪波选择的12强赛初期的基础阵型，并且至少可以转换出541、352等几种变化。我认为，如果说阵型设计有问题，那一定就是短时间内球员不能熟练把控阵型要求，尤其是在激烈对抗中的位置选择和战术使用中会出现茫然迟滞。毕竟，中国很多球员长期踢4后卫阵型，而12强赛高洪波的集训时间和质量又无法保证。笔者认为，高洪波的选择并不保守，很多时候隐隐能感觉到高洪波是希望球队能在上半场守住比分，消耗对手主力球员的体能，下半场换上技术能力强的中场和快速的前锋向疲惫中的对手防线做一些冲击，目标是换取胜利的机会。但鉴于中国球员整体能力和当期的身体和竞技状态，我们在这四场比赛中展现自我的机会并不多。每场比赛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当然这之中也存在高洪波经验不足的问题。
人员选择
人员选择最大的争议是任航和杜威 。任航是高洪波的主动选择，任航的特点是在左路的防守进攻比较均衡，体能好作风顽强速度也不错（比李学鹏慢，比姜至鹏均衡），而且能够踢左中卫和左后卫，角球时在两个禁区的头球有优势，作为高洪波在俱乐部带过的球员对战术要求非常清晰，缺点是有时毛躁，犯规不太合理，容易吃牌，但最大的争议是其与俱乐部合同问题导致长达数月被江苏舜天停训，令其状态有所下滑。但高洪波选择任航依然是相信他有能力通过训练找回状态并完成比赛，事实证明任航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国球员都会出现的问题，但因其争议焦点这些失误被媒体和球迷放大和指责，也成为高洪波“任人唯亲”的案例。如果真的表现很差或是没有能力，里皮接手后也不会继续招入任航（里皮对于中超球员应该非常熟悉，任航即便是在4后卫体系下也是国内不多的几个选择之一）。关于杜威，我认为是高洪波后续想在球队中找到一个可以在更衣室里平衡球队关系的老球员，招入杜威更多的是发挥他在训练中和更衣室中的作用，如果单独招入郑智，高洪波担心更衣室中“恒大”主导的气氛对于球队团结产生心理影响。但没有想到，比赛中杜威真的需要首发上场了。第四场客战乌兹别克斯坦，由于张琳芃被停赛，后卫线上只能安排杜威出场，而就是杜威的一个失误使得局面急转直下，最后在塔什干完败。除了任航和杜威，在用人方面就是顾超的争议点，在三位门将中，顺位应该是曾诚、杨智、顾超，但对阵伊朗曾诚受伤，上顾超的理由是因为杨智在联赛中有些伤情初愈状态似乎也不是很好，热身也不够，而且顾超活动范围大，需要给年轻人大赛的机会，顾超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封堵住了伊朗队的大量射门保证球队逼平对手。在曾诚退出之后，高洪波选择了颜骏凌作为第三替补。笔者认为：如果说高洪波团队在选人用人方面有什么遗憾的话，选择颜骏凌应该比顾超更合适。现在看来，颜骏凌的能力要远超顾超，尤其是在心理素质层面。 此外，还有很多球迷说过为什么不用曹赟定，但事后里皮用比赛证明了曹赟定也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关于郑智的使用，高洪波在首场比赛中让郑智打拖后中卫，基本能完成球队要求，但那个意外的乌龙球让高洪波的计划被打乱，心里恐怕也有点忌讳，此外郑智在开场不久的一次失误险些造成韩国队抢到球形成单刀（谁都有可能失误，只是没有弄成惨剧球迷都可以忽略，但教练是不会忽略这些细节的）。关于人员使用，如果我们看着结果来讨论一定有很多质疑，但作为主教练就是要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跟着媒体和球迷的意志选择球员，高洪波也不会根据足协的意志选择球员的，12强赛不是游戏，而是战斗。
临场指挥
关于临场指挥的问题，笔者认为高洪波已经是本土非常好的主教练了。当然也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这种大赛的时候，正像里皮不是也会在多场比赛陷于被动时去调整战术和用人吗？而有些媒体和评论员会说：大师就是大师，能及时改正自己的问题，敢于否定自己 ，云云。而首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一次做到位呢，因为战局变化，对手与你是一种博弈，不可能每次都被你算对，而高洪波更是这样，他在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支援团队的配合下，也只能是尽量做得更好，但其实运气真不是太好。可高洪波得到的评价就是：缺乏经验，不善变通，死板或者混乱。比赛场上，主教练就是要通过调整，利用场上球员的位置变化，利用换人，力图使局面改观或者更加有利于获胜。在这四场比赛中，临场换人被质疑最多的是对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孙可受伤后换上姜至鹏，在下半场又用张玉宁换下姜至鹏。这对于球员的信心是种打击，但在比赛层面，高洪波似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必须孤注一掷。至于解说员说：看不懂。这很正常啊，第一你不是教练，第二高洪波不是里皮。如果是大师的操作很多人就能看懂了。
如果你用高洪波的“4场1分”与里皮的“6场11分”以小学生数学的思维方式一定会认为一个不及格一个算优良，如果你以更成熟、周全的思维方式来看待“4场1分”就不会那么简单。中国足球本就不应该用简单的分数来评价。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高洪波既然执掌这支国家队就有责任梳理好上下关系，梳理好球员的心理状态，像米卢那样至少让球员做到不紧张。这点上，我想高洪波做得很不够，也是他事业上的短板，这个问题其实大于战术、选人、临场指挥的问题。如果他有金志扬的气场，有徐根宝的狠劲，有里皮的江湖智慧，有米卢……那高洪波将变得更强，也将不是高洪波。我们不能对高洪波要求太多，高洪波不是大师，高洪波只是这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本土主帅。
高洪波的思路与他背上的“锅”
通过长期关注国家队，包括“高一期”，我揣测高洪波团队对于12强赛的整体思路是在上半阶段（9-11月）的五场比赛中，尽量去争取积分，通过比赛了解对手情况，更重要的是让球员适应12强赛的节奏和压力，扛过第一阶段有四个月的调整期，正好联赛结束队员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冬训备战，国家队也能通过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对球队进行战术强化，提高球队进攻能力和默契，看看能不能找回“高一期”时的状态和信心，争取得到14-16分以小组第三名获得附加赛资格，高洪波相信2017年时中国队的状态会比2016年会好很多（适应了12强赛不会那么紧张，了解了对手的情况，也能正确评估自己和对手。记得高洪波在第一场对阵韩国赛后发布会上曾经说过：我希望中国队在四、五场之后更加成熟，能够在12强赛表现出自己的实力 ）。高洪波也希望运气好点，在韩国或伊朗身上能多拿几分也许以小组第二直接出线。但最终，小组第三归属了叙利亚，这让高层和球迷很不服气，在大多数人心里中国绝不是小组最弱的球队，而“最弱的叙利亚”居然差一点出线了，以此倒推中国队其实很有机会的。但比赛就是这样残酷，你没有准备好，你没有这个实力，只能拿着名单，拿着积分在这里梦想，甚至以贫富差距民不聊生来衡量足球的强弱。高洪波只能承担属于他的责任，中国足球最终没有出线的锅可以背在高洪波身上，但如果我们始终看不清问题的本质，永远走在找个替罪羊了事的状态里，中国足球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希望。
高洪波背不动的锅： “示弱和输给叙利亚”
高洪波强调“我们是12强的最后一名，我们是小组最弱的球队” ，这样的说法当初让球迷和媒体都很气愤：“怒其不争，妄自菲薄，未战先怯……”。据我所知，高洪波是有着非常高远梦想的人，带领中国队冲进俄罗斯世界杯，既是他个人理想也是这一批球员的梦想。但高洪波不想外界对于球员和球队造成太大的舆论压力，因此他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调低外界预期。而在球队内部有可能是两种情况，对于信心满满的球员他可能是一种降温的方式，对于缺乏信心的球员他可能是一种鼓励刺激的方式，不管是哪种方式灌输这样的理念和情绪管理都不是高洪波擅长的，不知道球队内部有没有人来掌控球员的心理建设。高洪波在媒体前“示弱”不等于不想赢得比赛，比赛中用5后卫也不等于不想争取胜利。里皮来了，告诉球员：你们是亚洲最好的球员，你们可以战胜任何亚洲对手。 说实话，我只认为里皮和高洪波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效果也不会有太大的不一样，根据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能力，高洪波在没有任何舆论掌控能力的情况下做出示弱选择，希望媒体创造舆论引导球迷为国足低调启航建立外部环境。试想当初，高洪波说出了里皮说的话，公众会不会哈哈大笑，进而嘲讽这个狂妄的本土主帅一定是疯了。这其实就是我们国人的整体心态：本土主帅不行，一无是处的不行。（下文我会讲几个事例来讲述媒体人都说了些什么）
中叙之战中国队全场16脚传中成功4次
公众认为“我们不是最弱的，至少战火中的叙利亚就比我们弱”这样的认知甚至也在赛前我的思维中存在，但看过几场比赛后我确认了高洪波说的没有错，不仅是低调也是实情，即便里皮接任比赛之后我也没有改变这一认知——中国队真的是最弱的。而我们口口声声应该赢的叙利亚不仅不比中国弱，甚至在与强队交锋中也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和战斗力。
叙利亚在小组赛中两次逼平过伊朗、战平过韩国，战胜过中国、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在附加赛中也是在主客场常规比赛时间3:3战平澳大利亚，最终在加时赛被绝杀。
这样的叙利亚还能算弱队吗？ 我们凭什么笃定可以赢叙利亚。
当中国队输给叙利亚后著名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在中国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前的直播中说：这样一支叙利亚队如果是我们的中超冠军球队（恒大）用几位有能力的本土球员替换外援的位置，我们也不至于踢成这样啊？！ 言外之意，主教练无能啊？当场的解说嘉宾李铁补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球队没有坚持开局阶段中场控制的战术方式，而是单一的边路传中，效果非常不好（李指导，难道你没有看到西安球场的情况吗？雨后的草地松软，蒿俊闵和张稀哲在中场的中短传总是出现失误，很容易被抢断，幸好这样的场地对方也送不出精准的直塞球，没有形成太多的反击机会，下半场对手得分的进球靠的是一次长传反击）。 说实话，当年听到这些我就预感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墙倒众人推，这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和队内的球员都保持着联系沟通，高洪波并不在乎外界怎么说，但如果受到球员的质疑他就悬了。后来我还得知，在西安比赛中，某俱乐部老板携外教亲临赛场观看比赛，和足协领导见面沟通。这些，想必高洪波也不会不知情，但考虑到中国队的局面，估计他也不会想太多，只能做好自己吧。
高洪波留在塔什干的问号？
兵败塔什干，高洪波的辞职也是有所准备的。高洪波说：他明白领导的意思。蔡振华说：他没有让高洪波承担所有责任（辞职）。但有一点蔡局长没有否认：他们谈过话。而高洪波会不会敏感了？或者说领导对于舆论批评的问题给高洪波提出建议，高洪波本以为应该得到足协的支持，而足协却受到舆论的左右“劝说”主教练做出改变，加之高洪波感觉自己的位子已经不稳了，随时可能下课，自己一切的计划可能都会在不久成泡影，毕竟球队内部情绪和人员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又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主场，这场比赛他已经很难掌控了。比赛前球队首发名单有人提前泄露给了媒体，这让高洪波大为愤怒，他意识到对球队的掌控出现了问题。高洪波不是一位善于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人，在媒体圈朋友不多，“对手”却不少，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没有人为他发声。而球队内部不管是管理层还是队员，也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替他梳理关系，一切都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这只是我的个人分析，毕竟本人有多年工作经验，熟悉G场作风）
高洪波是个怎样的人，没有共过事的人我从不评价人品，谁说什么都有可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这是一种人性也是常识。我只能说高洪波是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主教练，但他需要一个强力的帮手（战友），尤其是在掌控球队方面给予他支持，落实他的所有战术部署和团队沟通。但看看他当初团队中，真没有这样的人。
高洪波与媒体人
高洪波与媒体关系自从2011年亚洲杯后就是“凉凉”。很少看到大牌主流媒体或是知名媒体人和高洪波关系近密，而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高洪波的冷淡，他没有“欲望”和媒体走得太近，他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在媒体中周旋。当然，媒体在他这里得不到“第一手”资讯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搓火，尤其是当有些媒体取得信任而主流媒体的大牌记者却无法获悉的时候，情绪就会让新闻变成武器。
我上文举了黄健翔的直播评论，我认为那只是一时生气的“胡言”“调侃”，但对于广大球迷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引导，最终的结果其实还是很打脸的。这就是媒体人或者名人的“舆论力量”。黄健翔在里皮上任后的第一场赛前预测时还曾提到“昆明也许是高洪波留给里皮的坑” ，意思是“高原”会不会成为中国队的不利因素，会给里皮造成困难。首先，当初高洪波在任时你们怎么不说高原是坑，应该选平原？里皮上来你们就先给失利铺垫好理由。但事实证明卡塔尔虽然采取了最有效的策略来到昆明小高原，但依然出现体能方面的问题，对球速也不是很适应，对手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而那场比赛中国队虽然没有进球，但打得很精彩。比赛后，黄健翔没有再提高洪波留下的“高原锅”，也不提对手不适应问题，只说里皮带队就是打出了中国队自己的东西，只差一个进球。黄老师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但只要前后对比就知道什么是“双标心理”导致的结果。
不认可高洪波的名人不止黄健翔，当年的李承鹏，还有刘建宏、马德兴都是热衷明里暗里指责嘲笑高洪波的名人。董路也曾经在直播中痛斥过高洪波，央视解说员也曾在直播后发微博指责高洪波的辞职是：肇事逃逸。只有董路是站在技术层面提出质疑，并讲得非常清晰，属于可以对话的范畴。
再举个马德兴的例子。12强赛集训期间，高洪波采取训练场全部封闭，只开放15分钟媒体采访，严禁球员私自接受媒体访问，严禁透露球队战术等信息。马德兴在接受采访时说：媒体的朋友们都觉得球场全部封闭，只给媒体15分钟采访时间，这样做球队心理会更加紧张，也说明主教练缺乏自信。而不久，里皮到任了，和高洪波一样的方式隔绝球队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这时候马德兴说：里皮带来了世界级的训练方式，只开放热身时间，进入技战术训练采取全部封闭，其中有一次围挡布没有遮挡到位，里皮居然要求弄好后再开始训练，体现了老帅的专注和认真。不得不佩服媒体人的笔，怎么都能找到“新闻点”，而你们可曾问过内心，你们是用什么标准要求本土主帅呢？你们为中国足球营造了怎样的舆论环境？
总之，对于本土主帅你们尽可能地做着些什么？即便高洪波不愿接受你们的采访，你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引导吃瓜群众吗？可见你们的价值也不过如此。新闻人也不是那么的高尚。
在此，【吾观体育】有几个问题一直想问足协。对于本土主帅高洪波们你们真的给予尊重了吗？你们是否想为中国足球培养本土主教练？12强赛你们给予本土主帅和外籍主帅的支持有什么不一样吗？每次比赛前给外籍教练团队开会吗，听取他们的汇报和提出要求吗？高洪波在12强赛时得到了多少对手比赛录像和信息，是否能够满足教练团队的时间要求和分析要求？
当初高洪波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赛前的发布会回答了乌兹别克斯坦记者提问后，我就知道他对对手信息都不可控了，这个责任是高洪波团队，还是足协保障团队？！
最后【吾观体育】发表几个观点：
1， 里皮是世界名帅，高洪波是本土优秀主帅。我从来不比较谁更强，那显得很愚蠢。但我认为高洪波曾经是中国队最合适的主教练，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这个阶段绝对不适合他回归国足，否则对他是第三次伤害。
2， 我不赞成“现在不要花大钱请外教，不如就让高洪波带带，也差不到哪去”的说法，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也是对本土主帅高洪波的一种羞辱。
3， 我不同意“12强赛，高洪波没有选人用人的权利”，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事实，也有替高洪波甩锅的嫌疑。高洪波外表温和但内心应该是非常刚硬的，其不会是任人摆布的主教练（通过其过往在俱乐部执教和这次国家队辞职方式就能判断）。高洪波12强赛在选人用人方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个人认为如果顾超换成颜骏凌可能会好些），任航在比赛中也并没有那么差，还有很多在联赛中经常打比赛的球员到12强赛也不是很适应，后卫线出现失误的也不仅是任航一人。中国足球的命运不是某个教练和球员来决定的。
4， 我不赞成对高洪波和里皮的全面否定，他们都是替罪羊。只不过一个人可以带着钱离开中国足球，一个人还要为自己的足球梦想在中国的足球环境中继续奋斗。
5， “里皮带队不成功是球员的问题，是中国青训的问题，高洪波带队不成功是主教练的问题”这是不是个笑话？
6，我不喜欢“此生不黑高洪波”的言论。我既不想发誓，也不想做谁的粉丝，我只想做一个中国足球的观察者。保持客观、独立和冷静。
4月1日，是高洪波被官宣为12强赛主教练的日子。从2016-2019年，中国足球从12强赛回来，现在即将进入2022周期，准备好了吗？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其实大家心里很明白，就是不想也不敢承认一个事实。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祝福我们的中国队在新的征程中好运吧。祝福53岁的高洪波指导能有更好的发展和机会，遇到一个“有能力”的伯乐，高洪波不一定要用中国足球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拥有属于你的时代。（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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