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锦赛60年，文化和政治冲突破坏“欢乐颂”
来源：环球时报
首届即陷入冲突
这正是巴拉西在1958年斯德哥尔摩欧足联代表大会上的担忧。当时，这位意大利足协主席强烈反对创立欧锦赛。二战的野蛮状态刚刚过去13年，他担心欧洲内部的信任达不到能在足球场对垒的程度。毕竟，正是巴拉西在二战期间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雷米特杯藏在床下，以确保它不落入德国人手中。他担心举办欧锦赛或将带来“引燃民族激情”的风险。反对者指出这正是欧锦赛的核心要义所在，并于1960年在法国举办首届欧洲国家杯（欧锦赛前身）。从一开始，该赛事就成为一场政治混战，首届锦标赛的名声因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与苏联爆发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受损。拒绝前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队被取消比赛资格。
随着整个欧洲大陆正因大规模移民、俄罗斯问题和英国“脱欧”而扭曲，今年的赛事在对新冠疫情的焦虑不安中举行，并很快证明昔日足球政治的回归。除“阿瑙托维奇门”外，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也引发激烈争吵。“分裂的”英国正在享受它在脱欧后的第一届欧锦赛，英格兰和苏格兰这对宿敌在他们的政治联盟濒临崩溃之际再次交锋。帝国和殖民主义的幽灵也卷土重来，围绕球员下跪抗议种族主义的行为展开痛苦的辩论。还有嘘声。德国人在马赛曲奏响时嘘法国人，英格兰人则在本队球员单膝下跪时向后者发出嘘声。
现代人的关注也得到展现。C罗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可口可乐而选择瓶装水，该呼吁健康的举动导致可口可乐市值缩水28亿英镑。一名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人士乘滑翔伞进入慕尼黑安联球场以示抗议，差点伤到法国队主教练德尚。
分崩离析的“欢乐颂”
但这届欧锦赛本不该如此。当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在2012年提议时，在12个不同国家举办2020年欧锦赛以纪念该赛事60周年是一种新奇理念。如今到了2021年，普拉蒂尼想象的欧洲“欢乐颂”正在一定程度上分崩离析。在莱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威廉斯看来，欧锦赛中的沙文主义是对全球化梦想愿景的回应。“我们以某种方式想象世界已变成一个非常同质化的地方，”他说，“但足球提醒我们民族认同何其重要，全球化仍有局限。”
难怪英格兰球员在赛前下跪引发的争吵已成为文化战争的焦点。下跪凸显东西欧的分化深度。你不可能看到俄罗斯人、波兰人或匈牙利人为乔治·弗洛伊德单膝下跪，美国的这种文化要求无法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尽管法国、比利时、英格兰、荷兰等西欧国家和地区派出由来自前殖民地移民后代组成的多元化球队，但种族组成上更单调的东欧球队提醒人们，种族民族主义仍在欧洲盛行。
欧锦赛是个有益的提醒。正如戴高乐喜欢说的那样，欧洲从大西洋一直延伸至乌拉尔，到基辅才走了一半，它远大于欧盟且不止于波兰边界。然而，只有在欧锦赛期间，我们才能看到东欧的流行文化。
体育展现多样性
观看今年被政治化的欧锦赛，很难否认体育其实就是剔除射击环节的战争。然而，没有子弹绝非小事。尽管身份认同引发吵嘴、手势和争斗，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上空不再被冲突威胁所笼罩。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相互诅咒并表达成见，因为我们知道场上队员不会被很快部署到前线。
毕竟，在1958年的争论中出现迥异于巴拉西的愿景。该愿景由亨利·德劳内（欧足联首任秘书长）提出，如今他的名字被刻在欧锦赛奖杯（德劳内杯）上。这位法国人宣称，“我们欧洲国家的多样性需要这种体育的表现途径”。德劳内用在今天听起来仍尤具意义的话说，“我们不能再继续生活在一成不变和死气沉沉的氛围中”。希望如此。随着观看姆巴佩、德布劳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哈里·凯恩比赛的激动之情将我们从沉闷的封锁中唤醒，英格兰敢于再次梦想，法国为崇高而奋斗，最终还是德劳内的光荣愿景更加明亮。（作者乔什·格兰西，王会聪译）
欧洲历史上的今天：法国作曲家鲁日·德·李尔创作《马赛曲》
【搜索下载中新社·华舆APP,浏览世界各个国家媒体的新闻资讯，且无需翻译】
视频加载中...
安卓用户，可在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中新社·华舆”APP，浏览世界各个国家媒体的新闻资讯，且无需翻译。
鲁日·德·利勒《马赛曲》充满激情和浪漫主义气息
在巴黎的凯旋门上，有一座浮雕。上面雕刻的是一位飞翔着的自由女神，手持短剑，引导着战士们为正义和自由进军，这座浮雕被命名为《马赛曲》。浮雕的作者吕德使用浪漫主义手法，在有限的画面内表现出千军万马向自由进军的气势，飞翔飘逸的自由女神充满激情和浪漫主义气息，整座浮雕表现出自由法兰西精神。看到那浪漫激情的画面，人们自然会想到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马赛曲》。
与许多共和制国家的国歌诞生的过程一样，《马赛曲》也有它的大背景和小故事。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全部封建制度，发布了《人权宣言》。人权和自由平等的新制度基本原则一经确立，就意味着封建贵族的王权将被永远废除。法国大革命引起了欧洲邻国封建统治者的不安和敌视，他们企图以武装干涉扼杀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发表宣言，要求法国恢复国王的权力。法国逃亡贵族在国外招募军队准备复辟，瑞典、俄国、西班牙、萨丁王国都表示支持。1792年4月20日，法国对奥宣战。
在下莱茵地区的斯特拉斯堡，对“战争”的概念比在巴黎要切实得多。这里与敌对的德国仅一水之隔，在莱茵河对岸，普鲁士军队的调动隐约可见。军号声、口令声、炮车的隆隆声随着春风送进斯特拉斯堡人的梦乡。战火一旦燃起，来自对岸的第一批炮弹将落在法兰西的这片土地上。
斯特拉斯堡的街头也是一片“缮甲兵、具卒乘”的战争动员场面，人们枕戈待旦，战争一触即发。斯特拉斯堡的市长是一位男爵，他虽然身为贵族，思想却很激进，支持自由运动。男爵市长忙着做各种战前准备，组织集会，鼓舞士气，与军官们热烈地谈论建功立业的豪言壮语。市长先生忽然想起，将士们冲锋陷阵的时候应该有一首符合眼下情景的战歌才好，高唱慷慨激昂的战歌扑向敌人阵地，那才够味。他想到当地驻军里有一位军官曾经写过一首自由颂歌，经人谱曲后唱起来还算上口。于是，市长先生找到了陆军上尉鲁日·德·利勒。鲁日上尉接受了市长的邀请，答应试试看。上尉对自己没有什么把握，他虽然既写诗又作曲，但那都是些业余消遣，可以讨女人的欢心。他的诗从未发表过，他甚至写过歌剧，不过他自己也知道不必奢望有哪一天歌剧会上演。但是，他对自己善于灵机一动，写些即兴的小诗这方面的才能是了解的。
鲁日·利勒上尉回到自己的住所，当晚就开始了创作。夜已经深了，连日来的激昂情绪此时仍难以平静。想到一旦战争打响，法兰西的美丽田庄将被外国军队践踏，他很快找到了歌词的起句：“起来，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只是这两句，就把上尉自己感动了，他知道灵感正在降临。他不敢放过这稍纵即逝的感觉，几天来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各种爱国热情，对专制制度的愤怒，对平等自由的热爱，一时间汇聚笔端，变成斗志昂扬的诗篇。音乐的韵律也不必苦苦琢磨，士兵行军的步伐、军中的号角、炮车的辚辚声、骑兵的马蹄声早已构成高响入云的战歌，此时似乎有一个来自夜空的声音在向他传授，只须记下这个声音就行了。鲁日上尉从未感到过像今夜这样的激情，从未经历过今夜这样的亢奋，一种神奇的力量聚在他的体内，使他热血沸腾，使他这个庸常之辈奇迹般地爆发出雷霆千钧之力，一夜之间便跻身于不朽者的行列。
天将破晓，歌曲已经完成，鲁日上尉仿佛被榨干了一样睡去。不知何时，鲁日醒来，他拿起夜里完成的初稿，重新看了一遍，又做了几处小的修改，认为可以满意了，就去找请他创作这首歌的市长。市长感到很意外，难道这么快就写完了？市长马上拿着稿子在钢琴上试奏。市长夫人闻声过来，她决定为这首歌写伴奏部分，并把歌曲抄写分发。当天晚上，在斯特拉斯堡市长府邸的客厅里，市长先生亲自演唱了这首《莱茵军战歌》。应邀出席的客人们听后热烈鼓掌，不知他们是真地认为这首歌很有价值，还是仅仅表示应有的礼貌。有一点是肯定的，包括作者本人在内，没有人知道一首不朽的自由战歌问世了。
鲁日·利勒因市长演唱自己的歌而高兴，他请人抄写歌片，分送给莱茵军的指挥官们，希望军队采用作队列歌曲。斯特拉斯堡市乐队根据市长的意思在广场上演奏了这首曲子，为开赴前线的国民自卫军送行。斯特拉斯堡出版社印行了《莱茵军战歌》，以示爱国热情。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这首歌并没有真正激起人们的热情。作者本人因写作这首歌曲而产生的激情也渐渐消退，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那些印刷的和手抄的歌片却无声地在人们手里流传。
两个月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普鲁士奥地利联军攻入法国；并且发出威胁，如果法国国王和王室受到侵犯，就要对巴黎进行“军事惩罚并全部毁灭，处死暴徒以惩其罪行”。这个宣言激怒了法国各地的革命力量，各地纷纷招募新兵，组成结盟军开赴巴黎，展开废除王权的共和运动，并准备抗击外国军事干涉。
在远离斯特拉斯堡的法国最南端城市马赛，迅速组织起一支500人的结盟军向巴黎进发。一个叫米勒的医科大学生把他得到的《莱茵军战歌》推荐给马赛军。歌曲的激昂气势振奋了人们，马赛结盟军一路上高唱这首革命歌曲开往巴黎，沿途还散发印刷的歌片。当他们到达巴黎时，以军旗和这首歌为前导，成千上万的人在街头迎接这支部队。他们听到马赛人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一支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那歌词唱出了此刻他们要喊出的战斗口号。这首歌，很快就不胫而走，传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由于是马赛人带来了这首歌人们把它叫做《马赛曲》。
《马赛曲》迅速地传播，在集会上、剧院里、宴会上都要集体合唱；后来，甚至在教堂里唱完赞美诗后，也唱这首歌；再后来竟由它取代了赞美诗。《马赛曲》成了全民之歌、共和之歌。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事部长看到它具有振奋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下令印刷10万份，分发到军中所有的连队。在前线，士兵们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必是齐声高唱《马赛曲》，在这首军歌的作用下，队伍像咆哮的海浪扑向敌阵，势不可挡，敌方的将领发现这首歌带有一种可怕的力量。
这时，《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利勒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并没有因为创作了这首歌而获得巨大的荣誉，在全法国竟没有什么人知道是这个小小的工兵上尉创作的这首歌。鲁日·利勒本人也并不为此而烦恼，他甚至不想站出来“认领”这首歌。因为，此时他已经退出了革命。当人们高唱他写下的这首革命圣歌，攻打王宫推翻国王的时候，鲁日·利勒拒绝效忠共和国，从军队里辞职了。鲁日对国民公会里雅各宾派实行的恐怖政策非常反感，他认为罗伯斯庇尔派不啻为新的暴君和独裁者。鲁日的旧友，当初对《马赛曲》的诞生产生过重要作用的斯特拉斯堡市长和莱茵军的吕克内将军都被送上了断头台。鲁日对此公开表示不满，于是，他也被逮捕入狱。更富于戏剧性的是鲁日·利勒这位革命圣歌的作者竟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和叛国罪，这样的罪名应当被斩首。幸亏，这时发生了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派被推翻，鲁日才被释放。
鲁日·利勒出狱后，没有去寻找他应得的荣誉，他也不想因为这首歌捞到什么好处。他的军阶职务都已失去，退休金也被取消，他的歌曲、歌剧、诗都不能出版，他穷困潦倒，甚至干过不光彩的勾当被警察追踪。为了躲债，他隐居在偏僻的地方，像老鼠一样啃啮自己的余生。他变得乖戾而不通情理，当政的拿破仑想要给他一些帮助，他却给拿破仑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说自己为在全民投票时投了他的反对票而自豪。他与世隔绝，自我幽闭，好像躲在坟墓里窃听着《马赛曲》的命运，像局外人一样。
拿破仑在1804年称帝之前曾下令禁止唱《马赛曲》；1815年路易十八复辟，再次禁唱；1830年爆发七月革命，在巴黎战斗的街垒上《马赛曲》重新响起；1879年，法国政府重新批准唱《马赛曲》。
《马赛曲》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运动中，革命者都高唱《马赛曲》。许多共和制国家的国歌里都有《马赛曲》的影子：德国浪漫派音乐家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里采用了《马赛曲》的旋律，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音乐创作者》采用了此曲，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里更是巧妙地运用了此曲。
《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利勒于1836年去世，死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作为一夜之间的天才，命运又把他抛回渺小者的沙堆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遗骨被安葬在荣誉军人教堂，与拿破仑的遗体同在一处。鲁日·利勒生前遍尝人间寂寞，死后也算享尽光辉荣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