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黑夜都在直播 为求打赏不惜擦边 大学生在寝室教室直播合适吗?
编者按
直播行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年轻学生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直播展示才艺、推介校园文化、进行创业和公益助农等,让人感受到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和敢试敢闯的年轻活力。可有些学生却走偏了,在教室或寝室不分时段直播,影响他人正常学习生活;有些学生为了做直播,陷入经纪公司、培训公司骗局,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有人打着“学生”名号进行直播,将自己包装成学生直播引流带货,甚至为求流量打擦边球直播低俗内容。
为引导规范学生直播行为,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法治经纬版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深入调查学生直播乱象,探索依法治理方式,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张博图
正在当主播的广东某大学在校生刘婷(化名)打算合约到期就立马停播,因为“做主播一年半以来,每天都在内耗,每天都精神恍惚,拼命熬,人都干‘废’了”。
她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让直播间刷礼物的大哥“开心”,让他们觉得礼物刷得值还想继续刷。为此,她要想方设法丰富直播内容,精心设计话术、活动、主题,安排好每一个环节。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此一来,她的学业一落千丈,同学们知道她做主播后也疏远了她。
“做直播很容易失去底线,坚守起来真的很艰难,千万不要轻易入坑。”刘婷说。
《法治日报》记者经过多日调查发现,虽然大家都知道做好直播很难,但还是有很多人想要“跳进去”。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经常可以刷到标题带有“大学生”“女大学生”等字眼的直播,这些直播地点有的在景点、餐厅,有的在校园,更有甚者在寝室或教室。直播内容包括分享学习经验、展示才艺、公益助农等,但其中也不乏性暗示、打擦边球、曝隐私等乱象。
受访专家指出,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但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更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责任,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行直播,鼓励他们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平台也应优化算法和人工审核机制,抵制低俗不良的内容传播。
在教室寝室做直播
影响同学学习生活
5月15日9点,记者打开手机,很快就刷到一名定位在海南海口某高校的主播。她用非常轻的声音和网友互动,直播背景是教室,能看到同学和正上课的老师,评论区有不少人发弹幕:“上课怎么还能直播?”
还有一些大学生在宿舍开启直播。记者统计发现,在某平台一个晚上至少有上百名以寝室为背景进行直播的大学生主播。
一名定位在东北某高校的主播,直播间名称是“女大学生挣学费”,直播内容是在寝室里吃饭,找话题和网友聊天,并索要礼物。
“来,大家聊一聊恋爱的话题”“送个啤酒(礼物名称),就做个下蹲”……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发弹幕质疑:“你这宿舍一看就是假的。”该主播主动拉开身后的花色布帘,证明自己没有作假。
在学校和寝室进行直播,周围同学对此如何看待?
“我就深受其害。”对于室友的直播行为,正在为考研做努力的浙江某高校大三学生艾雯雯(化名)非常恼怒。
“一开始还好,但为了留住粉丝,室友逐渐增加直播时长,直播时间也从之前的固定时间变为随时开播,可能是一大早,也可能是半夜,宿舍里很难再有安静的时间。”艾雯雯说。
最令艾雯雯生气的一次,是她有天想要在宿舍里多睡一会儿,跟室友说明情况后,她还坚持直播,一大早艾雯雯就被超大声的动感音乐吵醒。
“即使这些都可以忍受,那我们的隐私,怎么办?”谈到这个问题,艾雯雯说自己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在宿舍有限的空间里直播,所有声音都会被播出去,尽管她们已经注意不在直播时说人名和讨论学校的事情,但偶尔还是会被镜头扫到。
“直播间观众会不停地提及‘你的室友怎么样哦’之类的话,让我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也没有安全感。最后我申请换了一间宿舍。”艾雯雯说。
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室友在宿舍直播”,记者发现有多篇笔记对大学生寝室直播吐槽:“每天晚上吵死了,我也和她们说过希望她们声音小一点,人家每次都不耐烦地答应一下,然后继续吵”“我觉得在寝室直播就是不合适啊,但是想不到什么严肃有效的理由让她不直播,求大家帮忙出谋划策一下”……
直播时长要求不低
难以跳出流量陷阱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直播,在不少学生主播眼中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朱晓(化名)是一名大二在读学生,去年3月加入直播行业,她只坚持了1个多月。
公会经纪人和朱晓约定“一天播4小时,一个月100小时”的最少直播时长。起初朱晓以为,每天利用零碎时间偶尔播一下,肯定能凑满时长,但直到开播之后朱晓才发现,经纪人的意思是必须每天都上播且连续播满4小时。
“他们说这样直播间流量才高,才能赚到钱。”朱晓说,自己的课程安排相对紧凑,只有一天的课程结束后才有完整时间进行直播,“基本每天都要播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还得早起上课,特别疲惫”。
即使没有时间限制,也有更难以跳出的流量“陷阱”。
2023年9月,因一段爵士舞才艺,让在内蒙古读大学的孙涵(化名)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关注。在众多伸来橄榄枝的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中,孙涵选择了一家不要求固定时间上播,并承诺助其寻找直播定位,营造直播氛围的机构,不过需要抽取孙涵直播收入中的10%。
直播的前两个月,平台的流量非常可观,粉丝数量涨到4000多人。最好的一次,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了3000人,3个小时的直播,孙涵拿到了400多元的打赏。
但很快直播进入“平台期”,平台不再给流量扶持。为了留住观众、转化粉丝,提升互动频率、增加直播间热度成为孙涵每日的必修课。
直播间内,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想方设法留住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快速准确地击中观众的情绪,还要学会接住各种梗;
直播间外,要琢磨自己的话术、妆容、直播场景等,每一个细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失去观众。
“真的很累,很难坚持下去。”孙涵说。
她的运营指导李飞提供了一些建议——将宿舍灯光调暗,布置出朦胧隐约的氛围感,穿着低胸衣服和短裙,在深夜和凌晨直播。
“说白了就是要我秀身材,收到不同的礼物要设计对应的动作。一个啤酒(虚拟礼物)就是深蹲一次等。”孙涵说,李飞还会实时关注她的直播,指导她相关话术,比如“我也想骑上我心爱的保时捷(虚拟礼物)去兜个风”“想看看真的保时捷长啥样!要是大哥开着保时捷和我一起去就更好了”……
为了流量和打赏,孙涵一一照做,“有时还会有擦边动作,但我当时分辨能力低,就听信了”。
虽然直播间数据有了起色,但孙涵没有因此松一口气。直播间的粉丝变多了,评论区各种留言也都来了,甚至有人直接发来骚扰信息问她“约不约”。
孙涵不想再忍受私信骚扰和评论区的黄色玩笑,思索再三,拒绝了李飞让她线下约“榜一大哥”(打赏最多、处于榜首的观众的代称)的提议。“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主播打造的人设很难改变,索性我就不频繁直播了。”现在孙涵保持着大约两周直播一场的频率,准备合同到期就解约。
耗费精力遭遇网暴
学生当主播风险多
在经历了两次网暴后,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周木子(化名)决定走出直播这座“围城”。
2023年年初,一条关于自己情感经历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爆火,周木子因此变成了一名拥有3万粉丝的网红。借助这一波流量,周木子开启了自己的直播生涯。她将自己打造成阳光开朗的大学生角色,借助原有的粉丝基数,很快收获了一大批新粉丝。
令她没想到的是,一次跨平台的网暴毫无预兆地袭来。周木子的视频被人恶意剪辑后搬运到其他平台,尽管她本人和朋友不断在评论区正名,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给周木子发私信、短信甚至打电话,内容大多是指责,甚至辱骂。
周木子选择沉默不作回答,“没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做回应,否则那些人会继续抓住细节大做文章”。后来,舆论慢慢平息下来。
可很快,第二次网暴又来了。起因是身边的同学在网络上散播她的谣言。
“我逐渐意识到,网络带来的名气可能成为生活中的绊脚石,我就像在放大镜下生活,现实里的琐碎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一点小问题就会被放在网络上任人指摘。”周木子说,尽管她已经避免为了流量在直播间撒娇、跳舞等,但在班级评选一些荣誉奖项的时候,还是有同学向学校“打小报告恶意中伤她”。虽然误会最后解除,但她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本该属于她的荣誉。
“我决定减少直播的频率。直播虽然带来了一些收益,但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周木子说。
对此,曾是某知名娱乐公司的星探张新(化名)表示“很正常”。他曾招聘了100多名娱乐主播,其中90%都是大学生。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就只剩10%的人还在直播。现在的主播更新迭代很快,特别是大学生主播,大多数人其实做不了太久。”张新说。
5月14日,记者随机统计了某平台当晚直播的50多名大学生的关注度,基本没有过千,其中有一半大学生主播的关注量只有两位数。
在张新看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播并不容易,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天定时定量的直播可能并不适合有课业压力的大学生。
据张新总结,各大平台的推流规则大同小异,但是如果想要获得推流,有一项基础规则:一个月至少开播15天;如果想要获得持续稳定的推流,每个月至少要开播20天,每次开播不得低于2个小时,最好大于2个小时。“这些只是基础要求,想要流量更好还得再加场次和时长,一般人根本熬不住。”
引导创作积极内容
加强审核优化算法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根据规定,直播需要实名认证,主播必须年满18周岁;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时,需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并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只要年龄符合要求,当主播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很多学校也将运营短视频账号当作实训。
“但是,大学生直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更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学校对于宿舍有行政管理权,在宿舍里,对于居住的学生来说,属于私密空间,应受隐私权保护,直播不应影响他人休息和获得安宁的权利。”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说。
郑宁提出,大部分博主以当下热点来吸引流量,却没有认真界定传播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莠不齐的直播类型间接导致一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传播意识的匮乏。
“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容易造成观看者信息获取也碎片化,导致在观看直播时无法准确获取主播传达的价值观点,再加上有些人恶意传播不良价值观,对一些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容易为了流量,盲目跟从甚至做出擦边违规动作。”郑宁说。
那么,针对大学生直播目前出现的一些乱象,该如何进行治理?
马丽红建议,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责任,通过各种形式宣讲法律规定,并对直播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指导性规范,通过制定合理的社区规则,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同时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行直播,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提升学生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这也有益于正向价值观的传播。
“近两年来,随着各项关于网络建设的政策发布,各个网络平台对平台审核机制进行了优化。对于多样的板块类别,平台应当加强算法审核机制,也应当继续优化人工审核机制,坚决抵制低俗不良的内容传播。对于大学生直播行为,平台应当给予相应的流量扶持,引导大学生传播积极正能量的话题内容,优化优质内容的审核。”郑宁说,监管体系只有在人力、技术与制度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才能有效地约束和避免在网络直播中出现低俗现象。
作为业内人士,张新也提醒,直播要有产出内容的能力,而产出内容需要时间、创意和拍摄技能,需要多次拍摄,很多时候公司的作用就是搭把手,创作还是以主播为中心。成为一名大主播需要长时间的作品和产出及粉丝维护,想要一蹴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开始直播可能断断续续有人进出,但平均下来每个时段也就一两个人,这其实很正常。从开播到吸引粉丝,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蛰伏,而大多数学生有课业压力,很难坚持。”张新坦言,所以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直播行业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的光鲜亮丽,大学生对待直播还需谨慎。
来源: 法治日报
5天花了5万多元?“抽抽乐”成为未成年人新宠,有家长发现直播间暗藏套路
收到信用卡月度账单的短信提醒时,黄女士被账单上的数字吓了一跳。
“怎么花了5万多?是有人盗刷了吗?”慌乱中,她赶忙去查看账单明细,发现消费时间竟都集中在5月1日至5日前后,且都跟“拆卡”有关。
消费明细。
她随即点进相应的店铺,看到商家正在直播售卖小马宝莉的卡牌,这才回想起来,当时恰逢五一假期,她曾将手机交给13岁的女儿,“一般都是放假才会让她玩手机,也没留意她到底在干什么。”
女儿随后向母亲承认,自己的确在几个平台的直播间下了单,“每笔订单价格在几十到几百不等,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花了这么多钱。”随着交流的逐渐深入,黄女士惊觉,直播间的“拆卡”似乎并没那么简单。
卡牌成新型社交工具
近些年来,卡游逐渐在年轻人群中风靡。跟盲盒类似,一张张小小的卡片被随机装入卡包中,卡面上则印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动漫形象、明星以及各类IP衍生卡片。尽管印着的图案不同,但玩法却几乎一样,以动漫小卡为例,每个卡包里装着5至6张小卡,其中包括普卡以及不同等级的高位卡,如中级卡、高级卡、稀有卡、隐藏卡,等级越高的小卡抽中的概率就越小,一些稀有卡甚至可以在二次售卖中升值,有的高位卡可以卖到上百元一张的价格。
在诸多卡牌中,动画《小马宝莉》IP周边产品“小马宝莉卡”最受中小学生群体的喜爱,根据不同的包装又被分为“趣影”“彩虹”“辉月”“暮光”等,每包售价2元至10元不等,最贵的“暮光包”为50元一板,每板4包,每包大约5至6张卡,卡牌按稀有程度分为不同等级,整盒购买需要花费上百元。卡牌风靡后,多所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干脆将“小马宝莉卡”摆在店内最显眼的货架上,而线上网店销量也十分可观,能带动单店最高超200万件的月销量。
如此高销量的背后,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身影。社交平台上,不少家长发帖表示疑惑:“现在的小朋友为什么会喜欢卡牌?家里的娃有时候一连买好几包,停都停不下来。”入坑两年的小吉告诉记者,“拆盲盒”本身就有快感,“就是那种等待谜题揭晓的刺激感”。而层出不穷的卡牌上,还有自己喜欢的IP和人物,尽管卡片面积不大,但精致的实物总比图片更让人喜欢。
不过,黄女士回忆,此前,女儿并未展现过自己对“小马宝莉卡”的喜爱。“我们零花钱给得少,更没带她去文具店买过,家里也没有发现这个卡片。”直到这次深入交流,黄女士才知道,原来,小马宝莉卡早已成了小朋友间的社交货币。
“之前有一次,有人送了她一包‘小马宝莉卡’,拆了以后,旁边的小朋友就给她科普,介绍这个卡值多少钱,还说他们手里有很多更好的卡,可能就是攀比心理,让她开始关注这个东西。”黄女士说。
后来,黄女士家里收到了一堆小马宝莉的卡牌(受访者提供)。
除了享受快感外,拥有相同爱好的人还通过卡牌这一实物实现了联结。例如,收藏“小马宝莉卡”的中小学生群体还形成了自己的圈子,称为“马圈”,大家在圈子里购买、交换、收集心仪的小卡。
直播玩法暗藏套路
伴随着“入圈”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商家看到了卡牌背后的商机,除了售卖卡牌盲盒外,最近不少直播间干脆开始做起了“代拆”生意。
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后,主播在镜头前展示消费者挑中的卡包后,即时拆卡、展示并完成打包,这种拆盲盒的方式叫“平拆”。跟自己私下拆盲盒相比,线上直播间既能享受刺激感,一旦抽出稀有卡,直播间便会响起“叮——”的铃声,赢得同在直播间其他人的惊叹。“而且看到别人中了稀有卡,感觉很轻松,觉得自己也可以。”小吉体验过一把“抽抽乐”后,有些欲罢不能。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直播间还推出了不少新玩法:叠叠乐、数小马、推推乐、大非酋等等,在平拆的基础上新增了奖励内容。以数小马为例,每包“小马宝莉卡”包中有5至6张卡,卡面上则画着不同形态、数量的小马,拆卡后计算卡面上的小马总数,不同数量对应着不同的奖励,幸运的人或可直接再获得1盒(30包)“小马宝莉卡”;大非酋则是以较高价格获取一包卡片,如果未开到卡位,则可免费再获取一包,直到开出有等级的卡位为止。如此“以小博大”的玩法吸引了不少人下单,5月28日晚,记者在某直播间观看时,一位昵称前标着数字14的顾客接连获得半盒、一盒的奖励后,直播间瞬间热闹了起来,弹幕中满是惊羡声,主播则赶忙劝围观的观众赶紧下场,下单的人数逐渐开始增加。
直播间内有不同的玩法。
而在黄女士出示的消费记录里,其女儿购买的正是这些五花八门的玩法。“小朋友分辨能力本就弱,主播一说有概率中大奖,就下了很多单。”齐先生则发现,直播间里还有不少人声称会高价购买某类型的卡,诱导消费者下单。“女儿今年12岁,5月中旬在直播间下单了100多笔订单,但其实她平时都舍不得花钱,后来问她,她说直播间里有人说开出高等级的卡可以回收,她就心动了。”
黄女士女儿下单的正是各类不同的玩法。
类似的套路层出不穷。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遭遇的“骗局”:有主播在抽出高等级的卡后,利用镜头遮挡迅速调换成了袖子里的普卡;有的人在收到快递后,发现根本不是自己当天选的卡池里的卡;还有资深玩家介绍,拆卡直播间会有各种办法,比如在镜头外搞小动作或是提前抽取卡包中的小卡来控制抽中卡的等级,从而操控下单人的心理……
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抽抽乐”套路。
监管还需多方合力
未成年人因其心智尚未成熟,更容易成为这场游戏的牺牲品,甚至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齐先生告诉记者,女儿因拆卡上瘾,连着6天都偷偷盗刷了父母信用卡和花呗,“这是不是可以算作诱导未成年人赌博啊?”
为此,记者咨询了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泽若,她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判断是否构成治管法和刑法上的赌博行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目前,消费者通过购买产品以小博大,只是构成赌博的要素之一,但更多的是追求娱乐刺激的射幸行为,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商家或者平台是否提供了反向‘变现’的路径,比如提供现金兑换等,能够通过以小博大最终变相实现营利目的,如果有,则存在涉赌风险,商家也涉嫌开设赌场罪。”
究竟是否涉嫌赌博,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判断。而目前,摆在不少家庭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未成年人这笔巨额消费究竟能否追回。
齐先生和黄女士在发现孩子的大额消费后,赶忙向平台发起申诉,可平台的回复却让他们始料未及。“平台反馈说商家在下单界面已经提醒过只有成年人才能下单,而且盲盒产品拆开后是不退不换的。”这一解释让黄女士无法接受,“这种消费行为远远超出了我们整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啊!”
在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类似的反映不在少数,有家长直言孩子被诱哄着下单,要求全额退款。
下单界面均有是否已成年的提示。
退款,显然并不容易,至今,齐先生和黄女士仍旧没能得到满意的回复。对此,刘泽若提醒,监护人要及时留存相关证据,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盗用监护人的账号和付款账户时,要保留相关符合未成年人言语特征的聊天记录或是手机账号交付记录等,以及平时的消费习惯等,并结合消费发生的阶段、时间等,来充分证明的确是未成年人消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来,伴随着“抽抽乐”争议声四起,卡游公司和相关直播平台也陆续发布声明,要求主播规范直播行为。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所谓的规范仅流于表面,摆上“未成年人禁止下单”的牌子后,主播售卖商品时并不会对下单人的身份进行核查,而奖励玩法亦在不断加码。对此,刘泽若建议,平台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对违规店铺依法进行清退和处理,同时,可以采取一些数字化手段甄别未成年人的身份;家长也要尽到监护责任,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要杜绝未成年人在直播间的抽卡乱象,还需要相关部门、平台、学校、家长乃至未成年人自己,共同履行责任,形成监管合力。”刘泽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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