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注定要复活？乌议员预测俄白乌将再联合，并拯救混乱中的东欧
日前乌克兰在野党“为了生活”党的议员伊利亚·基瓦在乌克兰最高议会拉达发表演讲，预测称未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国家将像历史上一样重新联合起来，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东欧世界从混乱、疯狂中拯救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伊利亚·基瓦发表上述言论的时间恰逢白俄罗斯独立日；1944年7月3日，苏联红军经过“第五次斯大林突击”把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从德军铁腕下解放出来，这一天也就成为了白俄罗斯的国庆日。
当天伊利亚·基瓦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向白俄罗斯独立日纪念活动致辞，并暗示已经解体三十年的苏联还会再次复活；他的推文中写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过去的历史并未被抹去，并且未来也将恢复往日团结和睦的关系，斯拉夫人将重新团结起来。
从这个在野党的名字“为了生活”就基本能对其纲领有一个大致的判断，简而言之就是一群对乌克兰现状不满意的人建立的政党；事实上对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拥抱资本主义并变得越来越贫穷这一现状不满的人，这样的人在乌克兰并不少，但他们的话语权究竟能有多少呢？
该党曾经也算是乌克兰的执政党，很可惜2014年美国和欧盟支持下，乌克兰的亲西方派发动政变把他们踹了下来，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元气，虽然很多乌克兰民众支持他们，但毕竟现在乌克兰政、军两界的要职都被泽连斯基把持着。
非常有趣的是，现在东欧国家间似乎掀起了一股泛斯拉夫主义的风潮，此前普京也曾经公开表态称“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属于一个民族”类似的言论，当然泽连斯基当局是不敢予以赞同的，反而用极端情绪化的方式回应称“两国不是一个民族”。
不过这种泛斯拉夫主义似乎代表了未来苏联加盟国的一种发展道路，这在“为了生活”党身上就有体现，该党主要主张社会主义与欧洲怀疑主义；前者非常好理解，而后者也就是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种思潮，几乎整个欧洲都存在有支持这种思潮的政治势力，比如说此前推动英国脱欧的英国保守党。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欧洲怀疑主义放在东欧国家，其含义和西欧国家还是有所区别的，他们更多地强调一种对现有“欧洲集体国家”这个概念的反对，与历史上斯拉夫国家那种统一向西扩张统一西欧的思潮有一些关系。
直白点说，泛斯拉夫主义倾向下的东欧政党，主张联合斯拉夫人世界，也就是波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形成一个对抗西欧的联盟，虽然现在他们很少提起这种主张，但这根植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深处。
但泛斯拉夫主义也仅仅是有存在，而不能代表东欧国家普遍的政治意愿，甚至即使是作为泛斯拉夫主义认为的主体国家的俄罗斯，他们其实官方的态度也与此不尽相同，毕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虽然还不算特别纯正的美式资本主义，但俄罗斯精英阶级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态度已经非常微妙。
例如他们为了照顾老一代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的感受，以及维系与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外交关系，并不会直接否定社会主义，但他们也不希望社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传播，这体现在俄罗斯的教科书上，他们对苏联的抹黑力度其实不比美国轻多少。
也就是说，如果泛斯拉夫主义政党想要真正地完成团结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国家，根本上讲他们也必须摈弃社会主义，建立新的政治思想体系，所以你能看到他们经常强调斯拉夫人这个概念，他们也会强调过去大家拥有共同的历史，但绝不会指名道姓地说大家都是苏联加盟国，所以从思想角度上来说“复活苏联”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泽连斯基政府仍然是铁杆的亲美派并且执掌乌克兰大权，也就是说前苏联加盟国中主要力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联合仍将是遥不可期的，那么等于从现实角度也而言，乌议员口中“注定要复活的苏联”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除非世界格局迎来全面洗牌。
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苏联？让我从苏联和日本的教训来告诉你答案
#普京祝贺戈尔巴乔夫91岁生日# 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91岁生日，普京和拜登分别送上祝福。还记得去年这位苏联末代总统90大寿的时候，写了“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苏联”的文章。如今戈尔巴乔夫又过生日，普京为了恢复帝国荣光，正在向乌克兰发起进攻，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再思考一下。
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时，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也都为之献上祝福。从苏联解体事件中获益最大的美国人，更是点赞其“对自由的忠诚”，称“世界已经变得更安全”。 “世界已经变得更安全”这句话大抵是没有错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强者打架只要有一方服软，这个架就算结束，周边的池鱼们也能松口气。
“对自由的忠诚”虽然刺耳倒也算中肯，毕竟基于意识形态之争，“自由”这个词早已不那么简单，在政治化后几乎成了西方价值观垄断的标签。于是乎不认同此种价值观的人，自然被打上了“不自由”的标签。只是“吾之蜜糖，彼之砒霜”，这纯粹是主观感受，各家维持自己的看法便是。
时至今日，苏联已经解体了30周年，只是5个月后的纪念日，不知是否还会有那么多政治大佬发声。如今的世界普遍担心还会再来一场新冷战，以此来说苏联的话题兴许还会再热上一热。
不管新冷战是否开启，美国和中国是这个世界的最强者，并且不属于一个阵营已是没人能够否认的事实。一个中国、一个美国，GDP加起来占了全球GDP总量的一半，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相处，已然不是这两个国家自己的问题。
站在金字塔顶端后，没有谁会愿意被后来者反超。面对来自中国的追赶，此刻更为紧张的肯定是美国。至于美国会出什么或软或硬的政策针对中国，并不是中国所能左右的。知彼固然应该，却没有知己更为重要。
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让很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集中精力按着既定目标做自己就是。真正让中国人有些许担心的是苏联的前车之鉴，看似相同的意识形态，同是美国竞争者的身份，不让人对比也不现实。 要是以发展阶段来说，正处在上升期的中国，远还没有到面临危机的时刻 。
一场新冠疫情在无情展示西方价值观短处的同时，也极大增强了现下中国人的制度自信。然而居安思危是中国人的本性，也是文明基因使然。越是这个时候，有忧患意识的人越会想知道，到底有什么办法在这场竞争中笑到最后。最低限度中国人要知道，当年的苏联到底是怎么死的，中国又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加拉帕戈斯现象
先来讲个故事吧。在南美厄瓜多尔的外海，有一个由13个火山岛和19块礁石组成的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个群岛之所以闻名于世，是由于当年达尔文在考察过这里之后，感悟提出了“进化论”。
给达尔文以灵感的是岛上异于他处的动植物种群。由于地理封闭，少人干扰。生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物种，进化的与其它地区的同类显著不同。这当中比较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象龟（加拉帕戈斯的原意便是“巨龟之岛”）。
加拉帕戈斯象龟
好了，这不是一堂生物课，让我们回到主线来。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生物，沿着自有路径封闭发育的现象，还衍生出了一个经济学名词——加拉帕戈斯化（也称加拉帕戈斯综合症、加拉帕戈斯现象）。
这个名词最初是用来形容日本商业生态的，意指日本的商品只能在日本内部这个孤立环境下，自我进化发育。使得日本的产品因缺乏外部交流，而变得越来越跟不上世界技术演化的潮 流。
看起来还很繁荣的日本商业街
自我进化的风险在于，一旦壁垒被打开，很有可能被外部那些低价格、高性能、技术领先的商品冲垮。一如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原生物种，当下同样在面临外来物种入侵的困境一样。如果不是人类的保护，那些自我进化了亿万年的珍稀物种大多已经灭绝了。 手机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功能机时代你还能看到一些日本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挣扎，但在智能机时代，除了日本人自己，日本之外已是鲜有人在用。
这两天还有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软银集团旗下的雅虎日本母公司Z控股和Line公司自3月1日起正式实施经营合并，诞生了日本最大的IT企业，新公司服务的总用户约为1亿。
日本现在好歹还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最大”这个称誉看起来很容易让不明就里人，感到日本发力打造出一个IT巨头。要知道体量不如日本，一直以后者为追赶目标的韩国，还倾斜资源打造出了“三星”这头经济怪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掠地。
然而考虑到日本的“加拉帕戈斯化”，以及日本当下1.27亿的人口总量。悲观的看，一亿用户估计就是这家“日本第一”的巅峰了。
作为后发者，韩国似乎在经济上与日本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在政府主导下，韩国集中力量打造头部企业，然后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我们常说中国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韩国也是。本质看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区别的只在于用什么方法集中 。
从这点来说，东亚整体能够崛起，率先在诸文明板块中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核心竞争力便是这“集体主义”思维，个体愿意让度更多权力给集体。这一次疫情，东亚文明圈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新加坡），整体表现都要大大优于欧美国家便是例证。
日本并不是一直在加拉帕戈斯化。曾几何时，日本商品也是让世界各国趋之若鹜。出现当下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大号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历史上，日本实际只在战略层面打开过两次国门，一次是公元7世纪“大化改新”全面学习中国的唐王朝；一次是19世纪“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
这几年“内卷”一词很热。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日本是最合适的。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使得他们在固化的情况下，会集中全部的精力在一个方向上打磨。如果大方向没有错，也没有革命性的变化，那么这种一根筋式的“匠人精神”，的确可以让日本商品做到极致。不过万一出现迭代，或者说方向性错误，那么你做得越多、越细，反倒是错误越多、纠错的成本越高了。
如今的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的迭代关口。我在另一篇文章里给人类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的技术革命划分了三个大阶段（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七个小阶段。如今正处在第二次信息革命与第三次信息革命相交的卡点上。 技术的发展，会让技术革命的周期越拉越短。
人类真正开启第一次信息革命，是随着个人电脑的商用，开启于20世纪90年代。短短20多年，就已经准备再次迎接第三次信息革命了。再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日本的衰弱，与整个信息革命的发生时间是重叠的。简单点说，善于在一个方向上主动内卷的日本，无法应对如此密集的技术革命。比如当日本人还在精心给模拟信号电视升级时，电视技术已经进入到数字信号时代。
反观韩国经济则是在上世纪6、70年代开始启动，80年代完成原始积累，90年代开始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包括与1992年中国建交，打开中国市场）。这一节节高的经济发展路径，让韩国完美的踩上了信息革命的点，使之无论在品牌还是技术上，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员。
当然，韩国现下走过的路，日本比他早一个世纪也走过，当时日本跟上的是工业革命的节奏。如果不吸取教训，日后韩国同样有可能走上日本的老路，变成另一个加拉帕戈斯化国家。 虽然日本是最先被形容为“加拉帕戈斯化”的国家，但这个现象在人类历史存之已久。
回顾历史，一直偏于东亚自我进化的中央之国，不就是一个大号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嘛。要说战略优势，那就是与日、韩相比，拥有世界最大单一市场的中国，内部便有足够的市场，让企业良性发展并完成技术迭代升级。
典型案例便是高铁。早在上世纪6、70年代高铁技术便已成熟，1964年日本便铺设了第一条新干线。从起点来说，中国是远落后于：日、德、法、意等国的。现实则是，高铁网络的形成需要广泛国土。这几个掌握技术的发达国家都不具备足够的纵深。最终在中国凭借市场优势，消化发展出自己的高铁技术后，仅凭内部高铁网就足以得到技术优势及拉低成本，进而冲击国际市场了。
中国高铁
你不与世界脱钩，世界便不会与你脱钩 。
最后还是要回到苏联问题上来。冷战的特点就是在美苏两大阵营间拉上了一道铁幕，将世界分为了两个互不交流的经济体。可以这样说，这种平行竞争关系，本身就注定了零和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拉长，基础较弱的一方必定会与较强者差距越拉越大，导致全面溃败。
在人类历史上，新大陆与旧大陆就长期处于这种关系中。尽管两个互相没有交流的文明圈，一直都没有意识到竞争的存在，但当欧洲殖民者登上北美土地的那一刻起，竞争的结果便已经确定。人口、文明样本都要远逊于旧大陆的新大陆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已经与旧大陆拉开了不止一代的代差。以至于今天再去回顾，你会发现新大陆文明几乎被不留痕迹的消灭。
苏联阵营无论在人口、经济活力、商业创新度上都要劣于当时的西方阵营，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至于是通过一场外部入侵（像鸦片战争那样），还是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自我反省，想通过“休克疗法”与西方融合，结果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想避免出现苏联式悲剧，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保持对外开放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即便中国有一天在GDP乃至整体科技实力上领先，外部世界也一定是有很多值得吸取的技术。只要抱定绝不与世界脱钩，哪怕这个世界是由你的敌人主导的想法，便不会变成另一个苏联。
那么，最后的问题来了：如果美国一定要和中国脱钩呢？这个主动权依然是在中国手中。大家再回头看看，当年的大清帝国和后来的苏联都不是被外部关闭国门的，都是担心自己的这片“加拉帕戈斯”被所谓的外部势力所污染，才主动自我封闭。
今天就算某些国家的政客有这种想法，他的盟友和资本也不会天然捆绑。换句话说“你不与世界脱钩，世界便不会与你脱钩”。只要你自己不害怕竞争、不主动闭关，没有人能够孤立你 。
世界发展的潮流就有如黄河漫滩一般，会自然寻找能够接受它的低地。有着几千年治水经验的中国人知道，不能任由黄河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所欲为，却也更不可筑坝将水道完全封堵。最好的办法是筑堤将黄河引向自己想让它去的方向，让黄河之水既能为我所用，又不至于为患。
治黄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国与这个世界的磨合同样需要不断的动态调整政策，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只要不去搞把国门一关的懒政，以中国的体量及现下的基础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那些寄希望于中国崩溃的人一定会感到失望的。 温骏轩 2021年3月3日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背后：勃列日涅夫离世，邓小平果断出击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舞台上有过几次历史性的事件，既体现出了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智慧，同时也彰显了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政治实力。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让亚非各国大为称赞；毛主席主导的中美“乒乓外交”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的佳话；而邓小平对苏联发起的“葬礼外交” ，同样促使中苏两国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冷战，两国人民的友谊得以续存。
1.多年矛盾埋祸根，中苏关系趋恶化
新中国解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在美苏争霸的阴影之下，而中国这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在美苏两大阵营的眼中，也同样是一个极需拉拢的对象。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与“老大哥”苏联关系密切，而与美国则是针锋相对，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有所缓和。而与中美关系不同，中苏关系则是呈现跌宕起伏的态势。
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关系处于友好状态。苏联方面对新中国的扶持可谓是不遗余力，为中国带来了资金、人才、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支援，而当时的新中国也紧紧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阵营之内。
然而，斯大林逝世之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采取了与其完全不同的外交策略。在赫鲁晓夫的任内，中苏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表面上看，赫鲁晓夫依然支持中国国内的建设，对中国的援助更是有增无减，但实质上，赫鲁晓夫是把中国当成是“附属国”来对待，把对中国的援助看成是一种“恩赐”，是一种有条件的支援，而非真正的帮助。
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看出了赫鲁晓夫的“诡计”，于是两国之间开始出现了摩擦和争执。
随着苏联方面的进一步压迫，中苏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破裂，两国从“蜜月期”进入了“冷战期”。
1964年，勃列日涅夫通过发动政变，从赫鲁晓夫手中抢夺了政权。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在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基本沿用了赫鲁晓夫的思路，继续对中国进行打压。
于是，中苏关系依然处于冰点，没有一点改善的迹象，而随后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更是让两国的关系跌到了谷底。
1969年，苏联边防军队无故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在这个中苏国境的交界之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苏联军队展开了为期半个多月的领土守卫战，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
就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美国开始趁虚而入，通过各种手段与中国进行外交来往，而此时的勃列日涅夫才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企图重新修补中苏关系。
2.两国关系现转机，“葬礼外交”显成效
1982年，中苏关系出现了又一个转折点。
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距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 发表公开讲话。
在讲话中，勃列日涅夫一如既往地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同时也表露出同中国继续开展外交关系的意愿， 而且，勃列日涅夫明确表示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以及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很快就被整理成文件递送给邓小平，而这番讲话也被邓小平视为是苏联愿意同中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信号。
当时，国内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四年，为了让中国能够在更好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小平同志对中苏外交关系的恢复自然是非常的重视。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勃列日涅夫讲话中所透露的信息，与以往一样，他迅速地做出了决策，他让外交部针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回应。
当时，外交部跟如今不一样，并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而此次事出突然的讲话，也让外交部领导借机建立起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3月26日，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钱其琛外长主持了外交部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那是一场连座位都没有的发布会，几十名国内外记者将钱其琛团团围住，他们一个个屏住呼吸，期待着钱其琛发表惊动世界的演讲。
可是，结果却让记者们大跌眼镜，钱其琛外长只说了三句话就离开了发布会，“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的讲话，首先“依旧”是对苏联方面的批评表示反对，但同时也向苏联方面表示，在中苏关系的问题上，不要空口说大话，一切要付诸实际行动才行！
这次简短的发布会，在国内外媒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都把这视为中苏关系迎来转折点的预兆。
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苏双方围绕勃列日涅夫讲话的核心内容，多次交换意见，也都积极地通过媒体向外界释放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信号。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关系的恶化已经不是头一回的事情了，而是持续了十多二十年的状态，不可能是一两次简单的演讲就能改变局面。因此，这段时间两国更多地是在“纸上谈兵”，双方都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就在中苏关系再一次陷入了僵持局面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突然的事件。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发心脏病去世。
人们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震惊，要知道，勃列日涅夫刚刚在4天前参加完十月革命的阅兵庆典，当时他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结果却如此突然地离世了。
在得知此消息之后，外交部反复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在确定无误之后马上传达给了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从外交部那里听到消息之后，眉头稍稍皱了一下，随后他点上了一根烟。没过几分钟，小平同志便让人把黄华和胡乔木叫到办公室来，他知道，这是一次必须把握住的机会。
4天之后，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开始了前往莫斯科的行程。
要知道，此前的二十年时间里面，中苏两国停止了一切外交人员的往来活动，而黄华则是二十年来第一位踏足苏联的中国官员， 此事不仅在两国之间引起了轰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备受瞩目。
黄华离开北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番讲话，讲话中一改中方以往对待苏联的批评和谴责的态度，而勃列日涅夫这个被反面评价的领导人，也在黄华的这次讲话中被赋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而小平同志更是反应迅速，立即叫来胡乔木 草拟发表黄华同志在机场的“谈话”，其中称赞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 ，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 。
这是邓小平在黄华到访苏联前的又一动作。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善意姿态之下，苏联方面很快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黄华到达莫斯科机场之前，苏联早已安排了副外长伊利切夫在机场等候。 在黄华到达之后，伊利切夫马上安排了接待工作，他在同黄华见面之后，热切地提及到了黄华在首都机场的那番讲话，此时黄华的内心禁不住感叹：小平同志这一步棋下得是真的妙呀！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被安排在11月15日早上举行，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共有一百四十多个，而黄华则被安排在队伍靠前的位置。
葬礼结束之后，当天下午，黄华在克里姆林宫等候新任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接见。
在安德罗波夫当天接见的外国代表团中，黄华同样排在靠前的位置，并且安德罗波夫与其谈话的时间大约有四五分钟，明显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
在两人的对话中，黄华再一次代表中国表达了对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惋惜之情，而安德罗波夫也感谢中国人民的关心，并对中苏关系的恢复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态度。
3.外交手段显智慧，中苏友谊永长存
黄华的莫斯科之行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意义，虽然中苏关系并没有马上迎来转机，可是通过“葬礼外交”，两国已经奠定了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葬礼外交”之后，中苏关系还是没能够马上恢复正常呢？原因在于，当时有“三大障碍”阻碍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这“三大障碍”分别是苏联在蒙古国的驻兵、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出兵阿富汗 ，这三个事件实质上是对我国进行了军事包围，所以“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始终无法走向正常。
在“葬礼外交”之后，中苏双方为实现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做了不少的工作，可是苏联方面对于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一直是在“打太极”，避而不谈。
1984年，刚上任才一年多一点的安德罗波夫因病在莫斯科逝世，而他的接任者契尔年科也同样在上任一年之后，因病去世。
最高领导人的接连去世，让苏联政坛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那段时间里，也没有人有精力顾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直至当时被誉为“克里姆林宫新星” 的戈尔巴乔夫的出现
1985年，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上任之后，戈尔巴乔夫就在海参崴视察的时候，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表示苏联愿意同中国商量降低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问题，同时，他宣布苏联即将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考虑从蒙古撤军的问题。
此番讲话被视为苏联为恢复中苏关系正常化而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几个月之后，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愿意付出实际行动，消除中苏关系之间的“三大障碍”，那么他愿意破例到苏联的任何地方与其进行会面。
邓小平的话再一次释放出了中方愿意同苏联恢复良好邦交的态度，而前提则是“三大障碍”的消除。
1987年，中苏双方重启了边境谈判 ，在针对两国边境划分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谈判。
根据参与了这次谈判的领导人后来的回忆，这次谈判的气氛十分良好，苏联方面对于中方提出的边界划分主张基本没有异议，并建议双方成立专门的划界专家组 。就这样，两国外交关系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半正常化”的状态。
在边境谈判之后，中苏双方都觉得，是时候开启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经双方协商决定，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将进行两国外长的相互会面，而这也被认为是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之前的最后准备。
1988年，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前往苏联与苏方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面，之后，戈尔巴乔夫也接见了他。
两人会面时，戈尔巴乔夫“破天荒”地表示，中苏之间过往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也有“一定的过错” ，这是二十多年来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过的说法。
作为回应，1989年2月，苏联外长出使中国时，邓小平向其表示，中苏关系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
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隔空喊话”，为双方的会晤铺平了道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也只差最后的一步。
1989年5月15日，在中苏两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之下，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了对华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4天的时间里，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就中苏关系、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等问题做了深入的交流，两人的谈话既和谐又务实。
58岁的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年纪相差了将近30年，然而两人并没有因为年龄上的差距而显得生疏，相反，他们一见如故，都对彼此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深知对方在推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走向关系正常化的路上，都做出了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