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法蒂玛事件，罗马教廷不愿公开的世界三大预言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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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奇闻轶事，UFO目击事件咱们也讲了不少了。这些事件当中，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事人只有一个，或者是少数几个人。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发生在上个世纪，被称为是至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目击者最多的神秘事件。在葡萄牙的一个小镇上，有7万民众，共同目睹了圣母玛利亚的显灵。
事情发生在1917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战争分为同盟国和协约国两个阵营。在战争爆发的头一年，葡萄牙试图保持中立。但是德国对英国的封锁严重影响了葡萄牙的经济。1916年3月葡萄牙加入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再加上1918年世界范围内流行的西班牙大流感，各国社会都是动荡不安的。而法蒂玛圣母显灵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
1917年5月13日，中午12点左右，在葡萄牙一个叫做法蒂玛的小镇上。三个小牧童在镇子前面的一片空地上玩耍。三人中年龄最大的是10岁的露西娅.桑托斯，其次是她9岁的表弟弗朗西斯科和7岁的表妹杰西塔。三个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草地上一棵树的上方，闪现了一位无比美丽的女性。根据孩子们的说法，圣母一袭白衣，闪烁着比水晶还要明亮的光芒，手上拿着一串念珠，双手合拢，美丽的容颜下，似乎有一丝悲伤。圣母告诉孩子们，她来自天堂，并且承诺孩子们，他们将来也会去天堂。孩子们站在树下，仰望着圣母，做了简单的交谈。圣母告诉孩子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逢13号，她都会在同样的时间出现在这里。她希望孩子们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那些饱受苦难的人们，多念玫瑰经。玫瑰经，是天主教徒用于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圣母玛利亚，大家应该都知道。她是耶稣基督的生母。圣经新约称，圣母玛利亚在还是处女的时候，受到了神的感召而怀孕，生下了孩子，取名以马内利，含义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
总之，在圣母第一次显灵的时候，目击者只有这三个孩子。孩子们回家很快把这事儿告诉了父母。父母的反应可想而知，觉得就是小孩子说胡话呢，还警告他们不要扯谎，不要造谣。但是孩子们坚持说，他们没有撒谎。
时间很快来到了6月13日，孩子们又来到了同一地点，等待圣母的降临。圣母如约而至，而这次偷偷跟着孩子们来的有几个大人。但是，大人们都没有看到显灵的圣母，只看到跪在地上的孩子们，嘴唇一张一合，像是在跟人说话，但是又听不到声音。
这次10岁的露西娅问圣母说，什么时候会带他们去天堂。圣母回答，她会很快带弗朗西斯科和杰西塔走，但是希望露西娅能在人间多留一段时间。在第二次的显灵中，露西娅请求圣母救救镇上一个快死的患者。后来，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圣母真的显灵，那位患者的病真的好了。
7月13日，圣母再次显现时告诉了孩子们3个秘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法蒂玛三大预言”。这个我们稍后再说。孩子们每月13号目击圣母玛利亚显灵的故事，在周围城镇不胫而走。
事实上，在当时那个年代，葡萄牙刚刚推翻了君主制，成立了共和国。新政府颁布了很多反天主教的法令。所有宗教机构的居民都被驱逐，物品被没收。而3个孩子所说的关于圣母玛利亚显灵的故事，无疑是有强烈宗教性质的。法蒂玛的市政警察为了防止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进一步扩散，在8月13日这天，把3个孩子拘留了，还强迫他们说出来那所谓的三个秘密。但是任凭警察叔叔如何恐吓他们，吓唬他们，他们一直对三个秘密守口如瓶，并且坚定地声称，圣母显灵的事是真的。在被关押期间孩子们还带领其他囚犯一起诵读玫瑰经。这牢房都快被他们改造成信徒诵经室了。最后，没办法，警察只能把孩子们放了。因为8月13日，原本约定的第三次显灵的日子，孩子们是在监狱里的，就没能去约定的地点。
可谁知道，警方的这次逮捕行动，反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圣母显灵事件。9月13日，有两万多名群众聚集到了圣母将要显灵的大树傍边，准备一起见证奇迹的发生。中午12点左右，几个目击者，先是在大树傍边看到了一个球状的光芒，指着天空大喊着“她来了！她来了！”然后在大树的傍边出现了大约16英尺高的云彩。顿时间，炎热潮湿的夏季，变得凉爽宜人。圣母告诫三个孩子说，让他们继续每天回去诵读玫瑰经，并且约定在10月13号，会完全公开自己的身份，还会在当天，表演一个奇迹，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并且相信。在圣母离开时，人们还听到了一声巨大的声响，像打雷一般，震动了大地。
10月13号，圣母的最后一些显灵，将整个事件推向了高潮，出现了后来被广为流传的太阳奇迹。那次的围观人数达到了空前的7万人。在场的不仅有天主教的信徒，还有很多怀疑论者，等着看这场闹剧被揭穿。
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一直下着濛濛细雨。快到中午的时候，露西娅告诉人们可以将伞收起来了。大约在下午1点半左右，一团柱状的云雾又在3个孩子所在的位置升起。云彩的出现预示着圣母的来临。突然之间，太阳失去了光辉，然后又从乌云中冒出了一个角。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自转，上下跳动，变换不同的位置，持续了有十几分钟。泥泞的地面和人们被雨水打湿的衣服，都干了。云彩呈现不同的颜色。用村民们的话说，就是彩色的太阳在空中跳着华尔兹。几万民众，匍匐跪在地上，向圣母祷告，场面十分壮观。甚至在几十公里以外的人们都目睹了当天的太阳奇迹。圣母告诉孩子们大战即将结束，士兵们会返回家园。请众人在这个地方建一座教堂，继续诵读玫瑰经。为罪人们祈求宽恕。
在这几次连续的显灵事件中，只有那3个孩子可以和圣母沟通，其他人都是看到奇异的景象。此事很快被葡萄牙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刊登，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同时，人们也想到了，孩子们所说的，在圣母第三次显灵时告诉他们的三个秘密。巧合的是，三个孩子中的弗朗西斯科和杰西塔很快死于当时爆发的西班牙流感。还记得圣母显灵时所说的，会很快带弗朗西斯科和杰西塔先去天堂吗？这样的巧合，的确有些令人震惊。
按照圣母的要求，法蒂玛居民从1928年开始修建法蒂玛玫瑰圣母圣殿，将近25年才完工，规模非常的宏大。圣殿开工两年后，1930年10月，罗马教廷正式宣布法蒂玛圣母显灵事件值得相信。而此时，知道圣母三个预言的人就只剩下露西娅了。她成了教廷的重点保护对象。
1941年，露西娅首次在回忆录中公开了前两个预言的内容。第一个预言说到：
圣母向我们显示了似乎是在地下的广大火海，人类外形的恶魔和灵魂陷在其中，看起来像是燃烧中的透明炭块，沉浮在大火中，一下被从体内发出的火焰举入空中，痛苦和绝望的尖叫与呻吟声使我们因恐惧而发抖，恶魔与看似可怕和让人反感的不知名动物相似，全是黑色和透明。我们对仁慈圣母的感激恐怕永远无法完整表达，因为她已预先保证将带我们前往天堂，否则我想我们会因恐惧惊骇而死。
这一则预言，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幻想，很明显，描述的是地狱。
第二则预言说到：
天主希望世界崇拜我的无玷之心，如果我告诉你的事做到了，许多灵魂会被拯救而且会有和平，战争将会结束。但人们若不停止冒犯天主，更糟的一个会在庇护十一世的任内发生。
。。。。
我请求俄国对我的无玷之心的奉献，和首星期六的补赎圣餐。若遵从我的要求，俄国将会改信，并且会有和平，若不，她会将她的错误散布到世界，导致战争和对教会的迫害，多个国家会被消灭。
内容很长，宗教用词也比较多，我就不念了。大意是预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以及极端反宗教的苏联意识形态，并且要求俄罗斯奉献，否则的话就会由生灵涂炭，多个国家被灭。关于第二则预言，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1941年，二战已经爆发了。这预言就相当于马后炮。不过有很多相信预言的人反驳说，从1941年的局势看，苏联是不可能打败纳粹德军的。二战初期，由于纳粹法西斯的突然袭击，苏军一路溃败。但是，结局现在咱们都知道的，德军战败。不过，在二战中，苏联是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惨烈，伤亡最严重的战场。苏军凭借顽强的战斗精神，用巨大的牺牲彻底摧毁了强大的法西斯政权，也在战后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如此看来，也算是预言的应验。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人们更关心的是第三个预言，预示着怎样的未来。露西娅本来是不愿意说出第三个预言的。但是教厅担心如果有一天她去世，秘密将从此失传。于是在1944年，露西娅写下了最后一个预言，并且以密信的形式寄给了莱里亚主教（Bispo de Leiria）。
此后十几年里一直放在莱里亚，在1957年才被送至罗马教廷。但是教廷收到密信之后，表示不打算公开。这下可好了，万千民众，抓心挠肺，流言四起，都说，完了，这第三个预言肯定是世界末日，要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期。
因为教廷迟迟不肯公开第三个秘密，甚至还引发了一起劫机事件。1981年5月2日，一架从爱尔兰都柏林飞往伦敦希斯罗的飞机上，56岁的澳洲男子劳伦斯·唐尼在飞机快要到达目的地时，突然冲出来，全身上下浇上了易燃液体，一手拿着打火机，一手拿着一个瓶子，要求机长把飞机开到伊朗德黑兰去。机长没办法只能照做，但是飞机油不够了。协商之后，飞机迫降在了法国巴黎。巴黎特种部队迅速制服了劫匪劳伦斯。当问及他为什么劫机时，众人听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答案，他说他要求教皇公开法蒂玛的第三个秘密。虽然这次劫机事件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但是劳伦斯还是为他疯狂的行为，坐了5年牢。
2000年5月13日，终于在万众瞩目之下，教皇在法蒂玛圣母显灵83周年纪念日时宣布，将于下个月公布第三个秘密的内容，届时露西娅也会在现场。
那么万众瞩目的法蒂玛的第三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露西娅的密信中写道：
“在我之前所述的两部分之后，在圣母的左边稍微上方，我们看见一位天使左手持一把燃烧之剑，其焰看似可以点燃世界，但在接触到圣母右手向他放射的光后即熄灭。以右手指向地，天使大声叫喊：“忏悔、忏悔、忏悔”。然后我们在天主的无边之光内，“就像是人们从镜前经过镜子反射的影像”，看见一位穿着白衣的主教，“我们觉得他是圣父”，和其他主教、神父、男女信徒正攀爬一座险峻之山，山顶有一座像是用带树皮的黄柏粗制的木头大十字架。”
后面还有很长，我就不念了。也许对于信仰天主教的人来说，这段话很好懂。不过我读起来就跟天书一样。教廷的说法是，第三个秘密，并没有公开未来，也没有揭晓重大的谜团，更像是引导和动员人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是很多人对教廷的说法是不买单的，他们认为这第三个预言被篡改了。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惊人的秘密的话，干什么那么多年不公开。真正的圣母预言内容很可能就是“人类会遭遇灭顶之灾”。第三个预言到底有没有遭到篡改咱们暂且不论，刨除宗教信仰，咱们先来看看这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我想最大最明显的bug就是几次显灵中，没有任何人拿相机拍下圣母的真身，或者那所谓的太阳奇迹。而且真正看到圣母，能和圣母沟通的就只有那三个孩子。在弗朗西斯科和杰西塔去世之后，露西娅就成了传递圣母信息的唯一渠道。在网络和报纸上，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太阳奇迹”的照片。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一张了。
这是1951年葡萄牙某知名报社刊登的一张“太阳奇迹”的铁证。可问题是，谁能这张照片就是1917年10月13日拍摄的呢？当年报纸上刊登的大多数都是聚集在一起的民众们，并没有拍到天空，或者女神显现。如果真有这么一张铁证，为什么当年没有登出来呢？
此后，有些人提出一种假设，太阳奇迹发生当天，那忽高忽低，忽远忽近舞动的发光体，根本就不是太阳，而是UFO。而三个孩子所看的圣母玛利亚有可能就是外星文明。不明所以的孩子们，因为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让他们以为那是圣母显灵。
就在UFO说，和圣母显灵说争论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又一波人跳出说，你们都错了，那是集体幻觉。有意思的是，在海奥华预言这本书中，还专门提到了法蒂玛圣母显灵这个事。外星高等文明，Thao说，法蒂玛事件就是外星人所制造的一次集体幻觉。Thao说，外星人可以通过控制人类的心理活动从而制造集体幻觉。就比如说，想让人类看到飞船，那么就首先要让人类有想看到飞船的心理。如果想让人类看到大象，那么就需要有看到大象的心理。也就是所谓的所思即所见。
事实上，历史上，集体幻觉的事例不在少数。最有名的要属南极哥斯拉事件了。1958年，一艘在南极考察的日本船，“宗谷号”，在南极近海，目击到大型不明生物。全身没有毛发，身体的形态如同一只巨型蜥蜴，有锯齿形的“脊突”。当科考队员们，准备拿相机拍摄的时候，却发现怪物不见了。此事，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哥斯拉》。
近些年来，更是有物理学家提出一种说法，时间是最大的集体幻觉。
在描述事物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用“现在”这个词，似乎“现在”与过去和未来很容易区分开来。
假如真的有一架宇宙飞船，可以载着你，绕着黑洞转了几圈，飞船上的你和地球上你的亲人都感觉时间就是正常流逝的。可是当你回到地球的时候，你的家人就劈头盖脸地骂你：“你个鳖孙，不是说去三天吗？咋一下走几年啊？”你一脸无辜的说，我就是去了三天啊！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时间是相对的，你的现在可以是我的未来，我的现在也可以是你的过去。时间并不是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是因为人类的意识会感知到物质在发生变化，而变化会产生过程。我们对这个变化过程的感知就产生了时间。关于时间是否存在是另一个话题了，说起来可能还要再讲一集。
回到法蒂玛事件，至今为止关于圣母是否真的显灵过，天主教徒和非宗教信徒仍然争论不休。
在巨大的争论中，2005年2月13日，露西娅逝世，享年97年。如今法蒂玛这个只拥有1万多常驻人口的小镇，成了世界神迹之城。每年无数的信徒会来到法蒂玛圣母神殿朝拜。他们认为这里是离神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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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法蒂玛事件，万人见证“圣母现身”，3大预言真相是啥？
1981年，在一架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飞往伦敦的客机上，一名叫唐尼的男青年突然从厕所冲出，并拿着打火机叫嚣 道，他身上浇满了汽油，如果飞行员不按他的要求做，所有人都将葬身火海。
机组成员只能就范，然而，因为航程有限，所以在唐尼离要求的降落地点，伊朗首都德黑兰还有数千公里时，客机就没油了，没办法，飞行员只能紧急迫降在法国马赛的一个机场， 与此同时，接到命令的特种部队也将客机团团围住，意图解救几十名乘客，可就在此时，唐尼却提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哭笑不得的要求。
按理说，搞出如此的大动作，劫匪要么是谋财，要么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诉求，可唐尼却表示，除非罗马教廷公布有关法蒂玛的第3个预言，否则自己宁愿烧死，也不愿举手投降。
原来，在64年前，葡萄牙小城法蒂玛曾发生了一起圣母显灵事件，而天主教的核心，罗马教廷便顺势提出了3项预言，其中有一项的内容是：“唯有俄罗斯作出重大牺牲，人类文明才有可能延续。”
在当时，人们并不相信该预言，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启，无数人都成为了该预言的笃信者。也正因如此，当罗马教廷做出保证，将在1960年公布第3个预言，可最终却食言后，“求知心切”的唐尼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举措。
不过，有很多人认为，“圣母显灵”只是表象，实际上，法蒂玛很有可能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观看人数最多的天外来客降临事件，而罗马教廷，无疑是从亲历者身上，得到了足以颠覆世界的秘密。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教廷所做的第3个预言究竟是什么？而法蒂玛民众看到的圣母显灵，又有哪些蹊跷之处呢？
1917年5月13日，葡萄牙牧童路济亚带着表弟方济，表妹雅先达，来到了家乡法蒂玛以南5公里的一处山上， 可正当他们安顿好牲畜，准备做游戏时，一股温暖，却十分反常的亮光，在透过云层后照到了他们的身上。
三名孩童也顾不上玩耍了，立即抬头循着光亮看去，他们看见从光芒中飘出了一位穿着雪白的妇人，与此同时，在孩子们的惊讶声中，妇人缓缓降落，并最终落在了他们面前的一棵栎树上。
孩子们感到惊讶之余，妇人竟然还开口说话了，她表示：从今天开始到10月为止，你们在每月的13日都要在此相聚，除了念诵玫瑰经之外，还要一直秉承天主教一切的行为准则， 而在最终结束时，她便会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孩子们。说完话，妇人便消失在了光芒中。孩子们哪经历过这样的事，吓得一溜烟跑回了家，并将所见所闻告知了村内的大人们。
然而，孩子们得到的却是不理解与严厉的训斥，在这其中，被训得最惨的就是路济亚。原来，根据她对妇人外貌与行为的描述，完全符合天主教中的圣母玛利亚。
要知道，葡萄牙一直是天主教坚定地拥护国，而生活较为穷苦的法蒂玛小城，更将宗教作为了摆脱贫困的一种手段，也正因如此，在大人们眼中，他们虔诚了一辈子都没见过圣母显灵，几个毛孩子又有什么资格呢？
不过，即便面对义正言辞的警告，甚至是柳条的抽打，路济亚仍一口咬定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在看到她如此坚定后，不少大人也动了心思，原因很简单，彼时的路济亚刚满11岁，若非亲眼所见，她又为何愿意吃这么多皮肉之苦呢？
一个月后，30多名村民“押送”着路济亚，来到了她口中圣母显灵的小山上。不得不说，村民们着实是开了眼界，因为就在他们站定仅5分钟后，相同的光芒再次照在了人们的身上，到此为止，村民们也彻底相信了路济亚。
当圣母降临后，村长首先上前“搭话”，可对方却好像看不见他一样，只是自顾自地与路济亚说话，可令人疑惑的是，明明能看见双方在交谈，但村民们却听不到交谈内容。
就这样，村民们看着路济亚与圣母，光张嘴不出声了10分钟，最后只能目送圣母回到了光芒中。而为了探知真相，他们在回到村庄后，要求路济亚将交谈内容原封不动的广而告之。路济亚表示，除了和之前一样的，每月13号前往当地朗诵玫瑰经之外，圣母还告诉她，在某一天，表弟方济，表妹雅先达将被先行带往天国，而路济亚则将在世界上多待一些时日。
经历如此大事，村民们自然不敢怠慢，一方面，他们将路济亚奉为了“圣母的使者”， 成天追着她咨询问题；另一方面，一些村民也开始互相奔走，以至于在7月13日，也就是约定的第二次显灵时间时，想要跟随路济亚一览圣母显灵景象的，已经达到了3000多人。
圣母没有食言，如约降临在了相同的栎树上，只不过和上次一样，即便面对3000人的规模，她还是只与路济亚交谈，直到村民们后来询问，路济亚表示，这次的交谈内容中，圣母还要求他们唯有用善举感化罪人，人类才会从战争的泥沼中走出。
众所周知，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而葡萄牙虽说是中立国，但也因为外部的种种压力，使得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也正因如此，当民众得知自己能为结束战争，贡献一份力量时，包括法蒂玛城内，那些对宗教不是那么重视的民众，都开始将路济亚奉为指路明灯。
不过，就在9月12日，路济亚正为面见圣母做准备的时候，却被当地政府再一次囚禁了起来。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在此前几次活动中都是路济亚与圣母交谈，旁人完全插不上话，所以在掌权者们看来，一手资料应该由自己掌握； 另一方面，葡萄牙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是因为他们刚完成改革，政权不稳，可路济亚之前的言论却宣称，应该“下场拯救”战争中的罪人，所以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当地政府并不能接受，路济亚传达圣母所有的旨意。
当然，因为前4次圣母显灵时，都有路济亚在场，所以政府并不能确定，当缺少路济亚这一“媒介”时，圣母能否让他们如愿以偿。然而木已成舟，所以在当天，法蒂玛的2万多名民众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法蒂玛的山顶。
不出所料的，圣母准时出现在了栎树上，只不过，或许就是因为路济亚不在的原因，圣母只是匆匆一瞥，便重新回到了光芒中， 并未对民众们做出什么指点。
根据当时的记载，2万多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上，不断朗诵着玫瑰经，以等待圣母降临，可到时间时，天空中只是出现了一个耀眼的光圈，随后就恢复如常了， 只在那棵栎树的树冠上，留下了一些白色的花瓣。
不过，虽然圣母没有与民众沟通，但无论如何，此次神迹也是由2万多人共同见证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消息传遍了整个葡萄牙，以至于在10月初，有7万多人都早早来到了法蒂玛，准备亲眼见证圣母的光辉； 与此同时，深感无力的当地政府只能释放路济亚，并表示，与圣母交谈可以，但当仪式结束后，必须先将消息告知给当地政府。
时间来到1917年10月13日，路济亚在7万多人的目光中，再一次与圣母交谈了起来，经过40多分钟的交谈， 圣母也在集体朗诵的玫瑰经中，重新回归了光芒。
而在葡萄牙政府向路济亚询问交谈内容时，她也老老实实地表示，这次没怎么插上话，圣母一直在教导自己，与此同时，对方还告知了一条预言，内容是，致使生灵涂炭的战争，将在一年后结束，届时，所有人都将享受到久违的和平。
在当时的葡萄牙政府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消息，简直就是对他们无比虔诚的肯定， 也正因如此，在给予路济亚无比崇拜的同时，原本分裂动乱的葡萄牙也变得安宁和稳定了，不仅如此，在圣母显灵的一个月后，葡萄牙还举全国之力，开始在法蒂玛修建一所堪称奇迹的修道院。
到此为止，圣母在第一次见到路济亚时，许诺的6次降临也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就在葡萄牙享受着宁静，并紧锣密鼓的修建修道院时，在1928年，圣母当初对路济亚说的一段话，无疑再次影响了民众的内心。
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爆发了流感，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相继“沦陷”，而在这其中，路济亚的表弟与表妹相继不治身亡，唯独她本人幸存了下来， 这便与圣母在第2次降临时表示的，将在某一天带方济与雅先达先行前往天国不谋而合，也正因如此，或许是为了保护路济亚，亦或许是为了提高其地位，总之，在见过圣母显灵的牧童三去其二后，葡萄牙将路济亚送到了天主教的核心枢纽，罗马教廷中生活。
时间来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此前一直保持“缄默”的罗马教廷突然发表了一则言论，称在1917年10月13日，路济亚其实得到的是3个预言，只是当时因为某种原因，她选择隐瞒了后两个， 而第二个预言的内容是，战争结束带来的平静不会保持很久，下一次战争将会因为有罪之人亵渎生命提前到来；与此同时，不同于第1个预言，第2个预言还明确指出了应对方法，那就是唯有东斯拉夫人，也就是俄罗斯的主体民族做出牺牲，正义才能战胜邪恶。
然而，在外界看来，教廷此时宣称的圣母预言，完全就是马后炮。
其实很好理解，毕竟在1939年，德国就通过闪击波兰，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廷只是将已经发生的事复述了一遍， 以达到某种目的，再加上彼时的欧洲早已打成了一锅粥，谁还会在乎宗教呢？ 也正因如此，有关圣母的第2个预言发出没多久，就石沉大海了。
不过，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画上句号之后，一些人回想起了教廷说的话，他们表示，该预言根本不是马后炮。
要知道，根据1941年的形势判断，苏联在战场上可以说被德军揍了个鼻青脸肿，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德国将会在几个月内攻击莫斯科，彻底完成对苏联的“吞并”，而作为同在轴心国阵营的意大利，教廷完全没有为“敌人”呐喊助威的道理。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言论在逻辑上也有很强的自洽性， 所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被信任后，教廷再次拿回了权威，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增强公信力，教廷还在1943年表示，因为路济亚身体抱恙，所以他们已经让她秘密写下，当时圣母所说的第3个预言，并在1960年时完成公布。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咱们一开始聊到的，原来，在时间来到1960年后，教廷并没有履行约定， 这才使得那名叫唐尼的青年实在是等不及了，才会在1981年做出错事。不过，唐尼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真相，在法国特种部队的努力下，再加上他本来就是吓唬人，所以，在飞机降落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被捕了，而有关圣母的第3个预言，再一次成为了风中之影。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唐尼劫机事件之后没多久，一名叫穆罕穆德-阿加的男子，曾在5月13日，趁教宗出席公众活动时，对其进行了暗杀， 巧合的是，阿加当时连开3枪，统统命中了教宗的躯干部分，但根据医疗记录，子弹无一例外的避开了人体重要器官，而教宗也得以存活了下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痊愈后，教宗曾公开表示感谢圣母的恩泽，与此同时，他还前往牢狱中探望了刺杀自己的阿加，并通过几个月的交流，成功的让阿加成为了忠实的天主教信徒。 也正因如此，外界猜测，圣母的第3则预言，莫非就是警告教宗的？
不过，此时的教廷却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直到2000年5月13日，在外界即将忘却这件事时，罗马教廷公布了圣母的第3个预言，称他们此前之所以不公布最后预言，是因为前2个预言都是关于全人类的，优先程度很高，而第3个关于教宗本人，没什么必要。
教廷表示，该预言描述的确实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被一名非天主教徒刺杀，与此同时，教宗将会用真情，感化这名刺客，并令他回归圣母的怀抱。
然而，此言一出瞬间引起了舆论的反对，一方面，如果前2次预言还有逻辑可循，第3次预言无疑太过滑稽。就如同教廷阐述的那样，前2则预言都是描述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可第3个预言却聚焦在了教宗个人的生死层面，难免有些“头重脚轻”。
与此同时，除了“马后炮”的嫌疑之外，人们还发现，无论是1941年还是2000年，每当教廷出现一定程度的公信力下降，就会在短期之内发布预言内容， 这显然是其别有用心的表现，而在这样的声音传出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83年前的圣母显灵疑点重重。
首先，天主教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拉丁语与希伯来语，可作为葡萄牙人的路济亚第一次见到圣母，就能听懂对方的话， 显然太过蹊跷。
其次，圣母足足显灵了6次，虽然葡萄牙民众表示，圣母只与路济亚对话，但作为教廷来说，前后明明有超过10万人见证了圣母显灵，他们为何从来不问成年人经历了什么？ 反而是将重点全部放在了年龄很小的孩子身上，而这也正是外界表示，圣母的3个预言，有很强的人为加工属性的原因。
最后，则是一些俄罗斯人提出的反对意见。
众所周知，斯拉夫民族信仰的一直都是东正教，而教廷代表的则是天主教， 二者虽然都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但在风俗与习惯上差异很大，但圣母的第二则预言却明确表示，只有斯拉夫人做出牺牲，战争才有可能胜利。
所以在俄罗斯人眼中，以仁爱为本的圣母，凭什么要让作为“外人”的他们牺牲呢？ 而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斯拉夫民族刚刚完成革命，正处在俄国与苏联的交替时期，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动摇，从这个角度来看，处于西欧的教廷，通过预言干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也似乎说得通。
与此同时，穆罕穆德-阿加刺杀教宗失败，并被真情感动信奉天主教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与教廷想要“扩张”的想法联系在一起。
不过，就在此类言论被提出后，也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教廷利用预言达成某种目的，可圣母显灵的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毕竟前前后后超过10万人经历了显灵的时刻，而且当地政府也参与了事件，总不能说10万人都撒了谎吧？
也正因如此，很多人相信，让葡萄牙民众进行跪拜的，并不是所谓的圣母，而是某种远高于人类文明的地外生物， 因为只有这样，他能使用葡萄牙语与路济亚交流，以及在降临时，引发的种种奇异现象才能说通。
然而，局限于技术手段，并没有人拍下当时的情况，与此同时，因为年代太过久远，所以百年前的这起圣母显灵事件，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而对于其预言的真实性，以及教廷是否别有用心，也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高云翔︱“圣母显灵”：法蒂玛事件与二十世纪初的葡萄牙
1917年，这是一战（Great War）的第三个年头，也是葡萄牙第一共和国（Primeira República Portuguesa，1910-1926）这个新生政权的第七年。就在这一年的10月13日，葡萄牙中部一座名为法蒂玛（Fátima）的小镇传来大量目击报告，人们声称太阳在天空“舞蹈”，它变幻、移动，散射出奇异的光彩。这一切都与当地三个儿童所做的预言相吻合，据说一个自称为玛利亚的女人会在每月的十三日与他们相见，人们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新约圣经》中所描述的圣母玛利亚（Maria），而那些异象就是她显灵的证据，后人称此事件为“法蒂玛显灵”（Aparições de Fátima）。事件发生后，当地主教旋即展开调查，而后葡萄牙天主教会与教宗本人分别于1930年和1951年承认了这是一桩真实存在的“神迹”（Miracle），它的真实性也得到了独裁者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领导的新国家政权（Estado Novo，1933-1974）的支持。一个世纪过去了，法蒂玛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天主教圣地之一。就在2023年的8月，这座人口不过一万的小镇作为世界青年节（World Youth Day）的会场之一接待了现任教宗方济各（Papa Francisco）以及成千上万的朝圣者。
法蒂玛事件如此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葡萄牙乃至整个天主教世界，但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科学进步、理性至上的年代，在一个刚刚完成革命的欧洲帝国腹地，一场中世纪式的奇迹如何在现代成为现实？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透过法蒂玛事件探讨二十世纪初葡萄牙的政治、宗教以及现代化等问题。
葡萄牙的天主教传统与圣母信仰
葡萄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据2021年统计数据，百分之八十点二的葡萄牙人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紧随其后的第二大宗教为新教，仅占百分之二点一三。从历史上看，自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便在这片土地流行起来，而后以西哥特人（Visigoths）为代表的诸日耳曼部族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其统治者也相继改信。公元711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入侵并几乎占领半岛全境，北部山区中残存的基督教势力开始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718-1492），持久的冲突反复强化身份认同中的宗教元素，它凝聚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成为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葡萄牙王国即是如此。开国国王阿方索一世（Afonso Henriques，?-1185）自1139年称王伊始就寻求罗马教皇的支持；1147年，十字军直接参与了里斯本攻城战，而后以圣殿骑士团为代表的武装修会进驻葡萄牙，继续与穆斯林作战。哪怕在宗教改革时代，葡萄牙王国也是罗马天主教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它资助耶稣会的海外传教事业，也设立宗教裁判所，今天，历史学者们普遍认为天主教信仰是葡萄牙走向海外扩张的驱动力之一，可见天主教在葡萄牙影响之深厚。
英国历史学家谟区查（Charles R. Boxer）在论及葡萄牙民族精神时提到过两个词，一个是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另一个就是塞巴斯蒂安主义（Sebastianism）。前者出自《旧约圣经》，弥赛亚（Moshiahch）是希伯来词语，后转译为希腊语的“基督”（Christos），是救世主的意思。弥赛亚主义概括来讲，就是相信未来将有一名救世主带领以色列人摆脱苦难。塞巴斯蒂安主义则始于葡萄牙民间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塞巴斯蒂安（Sebastião，1554-1578）是若昂三世国王（João III，1502-1557）的孙子，阿维斯王朝（Dinastia de Avis，1385-1580）当时仅存的直系王位继承人。塞巴斯蒂安于1568年亲政，然后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于1574年与1578年两次远征北非，以应对奥斯曼帝国在北非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578年8月4日，葡军在摩洛哥北部一个名为凯比尔（Alcácer-Quibir）的城镇附近惨败，塞巴斯蒂安失踪，直接导致王国后继无人。两年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1527-1598）趁势而入，篡夺了葡萄牙王位。自此，民间开始流传塞巴斯蒂安国王有朝一日将会回到葡萄牙并率领国家走向独立。因此塞巴斯蒂安主义更像是葡萄牙版的弥赛亚预言。
这两个故事描述的都是全能的人物如何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反映出在一个国家能力微弱的时代，人们只得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以满足其对生命安全与个人福祉的需要。塞巴斯蒂安主义的不同点在于它将弥赛亚主义与葡萄牙本位意识结合，其中暗含拒斥外来统治者的政治能量，也许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萌芽。在葡萄牙这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类似的神话层出不穷，法蒂玛事件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例。据既存一手材料与教会肯定的说法，1917年5月13日到10月13日期间，三个孩子见证了圣母玛利亚在法蒂玛的六次现身。它与弥赛亚预言或塞巴斯蒂安主义类似，只不过主角从救世主和国王换成了圣母玛利亚。
在《新约圣经》中，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为了解释耶稣的神性地位，基督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主流观点认为玛利亚的怀孕是圣灵力量在她身体上的显现，即所谓“圣灵感孕”。“三位一体”的教义中，圣灵是上帝三个位格中的一个，它与圣子耶稣和圣父本质上同为上帝。以处女之身诞下圣子的玛利亚因而没有染上原罪，并同时作为圣母与信徒受到崇拜，随着时间推移，圣母崇拜本身也自成体系。需要注意的是，神学家与民间对于玛利亚的定义与想象并不相同，即便对作为释经人的神学家来说，不同时期、不同宗派的观点也各不相同。玛利亚在最初几个世纪里的神学讨论中，更多是以人的一面被尊崇，如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所说“信徒玛利亚远胜于神母玛利亚”。但在基督教盛行于民间以后，玛利亚逐渐被神格化，对最普通的信徒来说，玛利亚可能就是一个神祇，而圣母流行的原因之一也恰恰在于她人性的那一面，作为女性与母亲，玛利亚对于同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和底层百姓来说可能更具亲和力。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孩子们看到的是作为母亲的玛利亚，因为在家庭领域中母亲的劳动和陪伴总是多于父亲。
最后，法蒂玛事件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显灵”。葡萄牙语中把圣母的显现称为“Aparição”，该名词源于拉丁语动词“apparere”，有出现、显现的意思，英语的“appear”即出自此词。我将该词译为显灵，以强调其中的超自然性。广义的显灵不只意味着鬼神将自己的形象展示出来，也包括各种使人感受到其存在的行为或现象，这在几乎所有的民间信仰中都可以看到。在天主教中，圣母的显现作为圣母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得到了教会的承认，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显灵事件都能够被承认。如同一个官僚机构那样，教会将对目击报告层层审核，判断神迹的真伪，然后再将它们归纳、分类和记录在案。据统计，自公元40年起，有记录的两千多起目击报告中仅有十六起完全得到了梵蒂冈的承认，反直觉的是，其中的大多数发生于1830年到1933年之间，恰恰是宗教遭到从科学到政治全面挑战的时期。这些显灵多发生于乡村之中，正如被抛下的信仰一样，农村人口也被腾飞的工业时代甩在身后。
国家的命运也是如此。葡萄牙崛起于中世纪，并一度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帝国，那时也正是天主教最盛的时刻，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化作宏伟的教堂，传教士踏遍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初，昔日强大的帝国只剩下入不敷出的非洲殖民地与几块亚洲的飞地，精英们将国运的衰弱归咎于君主与教会，他们热切地想要让葡萄牙改头换面。但法蒂玛发生的一切会让城市的精英们意识到，这片土地远比想象的要笨重，改变于大多数人而言更是一种奢侈的特权。
法蒂玛与葡萄牙第一共和国
法蒂玛是位于葡萄牙中部的一座小镇，距离首都里斯本一百二十多公里，与西部沿海城镇纳扎雷（Nazaré）相隔约三十公里，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有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二人居住在这座城市。从地理上看，东西走向的埃尔山脉（Serra de Aire）横贯在法蒂玛通往南方的道路上，往西或往北要更平坦一些，1917年以及之前的人们只能通过山间的土路前往别的城镇。法蒂玛有着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天干燥，冬季多雨，来自海洋的水汽在山脉的阻挡下容易凝结成雾，因此秋冬总是更加潮湿。这样的气候适合耕作。
法蒂玛的位置
一百年前，这座小镇的多数人口正是依靠农业过活。根据杰弗里·本内特（Jeffrey S. Bennett）的研究，在1917年，作为行政区划的法蒂玛堂区由法蒂玛镇及其周边二十个村落构成，总计约两千五百人。当地人口主要散布在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如小麦、玉米、橄榄）和畜牧业的小型聚落中，以小农形态为主，几乎看不到机械化农具。根据经济史学者佩雷拉的一份研究显示，1911年葡萄牙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数（约五百九十六万）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七，农村人口更是占比约百分之八十，仅百分之二十的城镇人口中又有一半以上生活在里斯本与波尔图，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而根据伊冯·斯托尔兹（Yvonne Stolz）等学者的另一项报告指出，在1910年代葡萄牙的生活水平仅为西欧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人仍过着传统的生活，海外流入的财富也未曾进入农民的腰包。
帝国在相继失去对亚洲贸易的垄断地位与经营三个世纪之久的巴西后，财政收入几乎完全依赖以农业为主的本土，这使得葡萄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越来越依附于传统盟友英国。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葡萄牙精英们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尝试各种改革方案，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追赶其他欧洲列强的脚步。1910年，在保守派与进步派近一个世纪的较量后，一场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军人哗变结束了布拉干萨王朝（Dinastia de Bragança，1640-1910）近三百年的统治。在市民的欢呼声中，第一共和国（Primeira República Portuguesa，1910-1926）诞生。这个新生政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保守派展开清算，教会则首当其冲。
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法蒂玛。前文提到了“法蒂玛堂区”这一说法，其中“堂区”（Freguesia）是葡萄牙现代行政区划概念，它源自教会为管理教众而设立的基层单位，一般一个堂区以一座教堂为中心，并配有相应的神职人员。中世纪以来，教会一直承担着在今天看来是政府所应负责的部分职能，例如救济、医疗乃至教育等。而在君主制倒台的近代，教会及其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视为国家衰弱的症结之一。从1890年代起，共和党人就积极炮制神职人员丑闻，频频引发对于教会的暴力抗议。共和国建立第二年，即1911年，临时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出台了《政教分离法》（Lei da Separação do Estado das Igrejas），推进国家政权的世俗化，施行包括取缔天主教结社、教会财产充公、限制宗教仪式等各类严酷举措。
比起城市反教权运动的轰轰烈烈，在法蒂玛这样的内陆农业地区，教会本身的存在都略显单薄。根据1920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报告，法蒂玛堂区仅有一名常驻牧师负责照管当地两千多人的精神世界，其中仅有百分之十三的男性和百分之八的女性识字，而同时期全国（七岁以上国民）平均识字率为百分之三十四。比起城镇人口，法蒂玛的民众可能很难被动员起来反对教会，即便如此，第一共和国时期仍有上千名包括教士在内的保守派人士遭到逮捕或驱逐，雅各宾式的恐怖氛围笼罩在葡萄牙上空。
1910年10月5日革命当天的一张照片，刊载于《新闻日报》（ Diário de Notícias）
从1910年建立到1926年被军人推翻，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十六年的短暂生命中有过七届议会、八位总统。同许多国家一样，在制度转型的初期，葡萄牙各政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缺乏建设性的对话和磋商，难以组建起稳定的执政团体。建立于1876年的葡萄牙共和党在领导革命成功后迅速分裂成三个政党，与此同时保皇派谋求复辟，发动了几次不大成功的起义。及至1914年，在葡萄牙还苦于国内的政治分歧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没有立即参战的葡萄牙再次陷入争执。
其中脱胎于前共和党的民主党与演进党倾向于参战，但包括军方和保守派在内的反对声音始终阻碍着葡萄牙直接加入战局。最终，是英国将这个虚弱的国家推向战争。1915年末，在无限制潜艇战导致英国运力不足的背景下，伦敦方面要求葡萄牙扣留所有同盟国船只并交予英国处置，作为回应，德国在1916年3月9日正式对葡宣战。后据葡萄牙军事历史档案馆（Arquivo Histórico Militar）统计，至少有六千两百三十二名葡萄牙人在欧洲与非洲战场阵亡，这场战争也使国家债台高筑，为葡萄牙最后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位独裁者——萨拉查的崛起埋下伏笔。这位独裁者也将在我们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是1917年的葡萄牙人尚不能预见的。
至此，我们回顾了葡萄牙帝国在二十世纪初所遭遇的重重困境，但它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短短几年里，法蒂玛的居民和其他葡萄牙人一样见证了如此之多的巨变，君主被推翻，教会被镇压，但应许的繁荣与和平却并未到来。如果说城市的精英们兴奋地在现代化的愿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么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农业人口就是被迫卷入一场陌生的游戏，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后者缺乏应对的资源、经验和想象力，而比起大众的生存境遇，里斯本的官僚们更在乎的是如何保住自身的政治地位。于是在1917年，《政教分离法》颁布后的第六年，一个古老的形象回应了那些未被理睬的焦虑——人们说圣母玛利亚在法蒂玛显灵了。
法蒂玛事件始末
1917年5月13日，在法蒂玛西南部一个叫Cova da Iria的牧场里，十岁的女孩露西亚（Lucia Santos，1907-2005）和她的堂弟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Marto，1908-1919）、堂妹加辛塔（Jacinta de Jesus Marto，1910-1920）见识到了奇异的一幕。几道闪电掠过天空，只见一个硕大的光球落在栎树（azinheira）上，光球中站着一位如太阳般散发光芒、身着白衣的女人。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
女人：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露西亚：你来自哪里？
女人：我来自天堂。
露西亚：你找我做什么？
女人：我希望你连续六个月在同一时间的十三号当天来到这里。这之后，我就会告诉你我是谁以及我想要什么。以后我还会再来一次，那就是第七次……请你每天诵读《玫瑰经》，为了世界和平，也为了停止战争。
以上的文字记录了圣母第一次显灵的情景，全部出自露西亚本人的回忆。今天，教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期间整理和出版的一系列资料，以及露西亚在1935年到1941年间写作的回忆录是了解法蒂玛事件的主要文献。此外，摄影技术与新闻媒体还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图像资料。但总体而言，由于事件的突发性以及当地的低识字率，文字记录可以说相当匮乏，而后萨拉查政权积极肯定了法蒂玛显灵的真实性，因此与之相关的内容也遭到审查，进一步限制了材料的留存。对法蒂玛事件的研究在1974年葡萄牙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才活跃起来。
今天的法蒂玛，宗教建筑的面积几乎和市区一样大
在继续法蒂玛的故事前，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作为记忆的“法蒂玛显灵”具有一种公共性。媒体、教会、国家、学术界以及露西亚本人都留下了他们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和看法，它和历史上所有被记录的“事件”一样曾经被也将继续被现实的多重力量塑造。本文对该事件的概述主要参考了露西亚的回忆录和美国学者杰弗里·本内特的专著《当太阳起舞》（When the Sun Danced）。
现在让我们回到1917年5月13日。据弗朗西斯科和加辛塔的父母说，两个孩子在吃晚饭的时候把这个奇遇告诉了他们。可能他们的叙述过于绘声绘色，父亲竟认为这件事可能是真的，第二天消息就传遍了村子。露西亚则守口如瓶，她的父母从别人口中得知这件事后一致认为是小孩子的胡言乱语，尤其是母亲，对露西亚的“谎言”大为光火。
露西亚的母亲玛利亚（Maria Ferreira Rosa，1869-？）是当地少数能够识字的女性，而露西亚一家也算得上是阿尔茹实特雷尔村（Aljustrel）——这个法蒂玛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小村庄中较富裕的家庭。露西亚的父亲安东（António Santos）从桑托斯家族继承了很大一片土地，但仍以农活和买卖农产品为生。而安东与他的姐姐都与同样富裕的费雷拉罗萨家族——也就是玛利亚的娘家结为姻亲，进一步整合了两个家族的财富。安东姐姐的前夫曾在莫桑比克大赚一笔，但回国后没几年就去世了，因而留下不少财产。
和许多乡绅一样，露西亚的父母也很虔诚。母亲玛利亚会在夜晚向她的孩子们讲述《圣经》中的故事，也对村里的年轻人开设一些与天主教教义相关的课程。露西亚的家庭也以乐善好施闻名，经常收留和接济穷人。因此只有十岁的露西亚从小耳濡目染，对于宗教故事已经十分熟稔，玛利亚还要求露西亚背诵玫瑰经，所以前文对话中出现的宗教元素都是露西亚早已知道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出玛利亚是一名相当体面且严格的母亲，作为六个孩子（五位女孩，一位男孩）中最小的一个，玛利亚的童年既得到了严厉的管教也有家人的照料，但桑托斯家还没有富裕到能够供每一个孩子去上学，尤其是女儿。
见证圣母显灵的三个儿童
桑托斯家的日子在进入191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难过。尤其是1916年，村里新上任的神父更加保守以至于认为跳舞是一种罪过，于是限制了村子里的娱乐活动，这引起村民对于教会的不满。露西亚的父亲也因生意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沉，桑托斯家的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在1916年底，生活的变故摧垮了母亲玛利亚的身体，她生了一场大病，而露西亚唯一的哥哥也极有可能被征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露西亚回忆当时母亲曾抱怨革命是城里有钱人发明的一场骗局，他们破坏了教堂还禁止人们去祷告，而现在他们又要让她的儿子去打仗送死。“上帝救救我们！”玛利亚不止一次在孩子们面前哭喊道。
但母亲不相信露西亚“编”出的故事，村子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露西亚为了吸引关注而撒的谎，但露西亚不曾松口。5月27日，当地的神父与露西亚有过一些交谈，在桑托斯一家看来，事情也差不多该到此为止了，直到一个月后。
6月13日，将近五十个来自其他村子的外地人亲自来见证露西亚与圣母的交谈。即便除了露西亚以外无人看见圣母现身，在目睹露西亚异常自然的对话后，在场的人大多相信圣母真的显灵了。在这次显灵后，露西亚要求母亲送她上学，理由是圣母希望她学会阅读。面对女儿过分的要求，不愿失去任何劳力的玛利亚请神父去揭穿露西亚的故事。在又一次的盘问无果后，神父改变了策略，他恐吓露西亚说这可能是魔鬼设下的圈套。
尽管露西亚非常害怕，但在7月13日当天，她还是决定前往那棵栎树。等到那里时，露西亚发现有近两千人围在栎树周围，他们慕名而来，树前甚至搭起一个简易的圣坛，摆满了鲜花。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也有一小部分衣着光鲜的绅士。这次交谈结束后，面对蜂拥而至的人群，露西亚宣布圣母已经为她揭示了一个秘密，但不准她声张，所谓的“秘密”在后来衍生出各种阴谋论，流传甚广。法蒂玛有圣母显灵的消息在这些见证者的口口相传下也传遍全国，媒体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其中天主教报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而亲共和派媒体认为这是教会势力别有用心的阴谋。
接踵而至的朝圣者、记者和神职人员扰乱了桑托斯家的日常生活，露西亚的家人们不堪忍受，父亲安东请求地方当局介入，希望让这场闹剧彻底结束。当时行政上管辖阿尔茹实特雷尔村的是奥伦（Ourém）的市政厅，时任市行政官亚图尔（Artur de Oliveira Santos）是反教权的坚定支持者，他要求三个孩子说出所谓的“秘密”并再也不去牧场与圣母“会面”。
8月13日当局将露西亚送到管理法蒂玛堂区的司铎面前，让她承认自己在说谎，但露西亚再次拒绝，于是亚图尔限制了露西亚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约六千人不安地等待着迟迟未到的露西亚，直到有人得到消息，露西亚被市行政官“绑架”了，愤怒的人群一度发生了骚动。十岁的露西亚则在8月15日当天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共和派媒体将亚图尔塑造为反迷信、反教权的英雄，而当地的村民因政府的粗暴干预更多地转而支持露西亚。
9月13日，据《新闻日报》（Diário de Noticias）称，约两万人参与了第五次显灵。在二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露西亚透露在第五次显灵时，圣母答应她将在10月13日向所有人展示奇迹。前所未有的规模将露西亚和桑托斯一家推向风口浪尖，里斯本宗主教区也终于决定介入调查。愈演愈烈的风波将这个家庭原先的生活连根拔起，玛利亚的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医生说她可能时日无多了。
终于，时间来到了10月13日，那是一个雨天。三个孩子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赴约地，早在前一天他们的家就被朝圣者挤得水泄不通，而在现场，据说人数已经超过了七万人，他们热切地注视着露西亚，口中念诵经文。据后来的采访，露西亚表示她们曾收到恐吓，威胁者声称要使用炸弹袭击现场。等到雨渐渐停止，露西亚让人群放下雨伞，并宣告圣母的降临。与历次相同，没有人能够看见圣母的真身，降临与离去都依赖露西亚宣布。她对人群说，圣母已经告诉她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士兵们很快就会回家，她还告诫所有人祈求上帝的赦免。紧接着，据目击者称，露西亚突然对人群大喊了一句：“快看太阳！”
里斯本最大的报社《世纪报》（O Seculo）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如下描述：
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下——他们的态度令人回想起圣经时代，满怀敬畏，赤着头，凝视着蔚蓝的天空——太阳在颤动，并突然地位移，前所未有地超出了所有宇宙定律——按照乡下人那经典的说法，太阳“起舞”了……
1917年10月29日出版的《葡萄牙画报》（ Ilustração Portuguesa）剪影
后来有科学家尝试用集体幻觉或气象景观来解释当时的“太阳奇迹”（Milagre do Sol），但无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法蒂玛显灵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轰动。主张世俗化的共和派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便依托报业指责法蒂玛事件为教会的阴谋。10月23日，一群反教权人士砍掉了那棵栎树并在城市中供人展览，这激起国内强烈的批评，论战一触即发。就在精英们唇枪舌剑之际，普通人似乎找到了新的慰藉，自10月13日后前往法蒂玛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沉默地带着各自的郁结来寻求救赎。而对于被镇压多年的反对派来说，法蒂玛事件就像一个出口，使人们公开表达对传统信仰的支持，它也使执政党在舆论上陷于不利地位。
1917年12月5日，一场由极右派政治家西多尼奥（Sidónio Pais，1872-1918）领导的政变爆发，媒体把这一事件比作“雅各宾派遇上了热月政变”，西多尼奥则被塑造为蒙受圣母祝福的“弥赛亚”。民族主义与天主教传统的结合将塑造葡萄牙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面貌，法蒂玛事件将是这场新浪潮的一面战旗。
教会与国家的反应
法蒂玛事件发生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葡萄牙的政治与文化转向全面保守。作为1910年革命成果的民主体制最终在1926年军人政变中被破坏殆尽，文化上崇尚传统天主教价值观、政治上反对议会民主的右派开始掌权。而彻底结束葡萄牙动荡时代的萨拉查正是在二十年代末登上历史舞台，并于1932年到1968年期间担任葡萄牙总理，实行独裁统治，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法西斯主义，1933年到1974年的葡萄牙政权也被称为“新国家”（Estado Novo）。而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曾被共和派口诛笔伐的法蒂玛事件分别为教会与国家所承认乃至推崇，但其中的过程究竟如何？
首先来看教会方面。上文提到早在消息刚刚传播的时候，法蒂玛堂区就已经对露西亚展开了调查，出于政府当时采取的反教权措施，处于基层的司铎抱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甚至与地方当局合作。但随着“太阳奇迹”在全国范围内的轰动，以及国内政治态势的转变，教会越来越主动地利用起这股在民间兴起的圣母信仰。对于国内的反对势力来说，法蒂玛俨然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象征着对反教权运动及共和派政府的不满，共和派自然也明白这一点。1920年，加辛塔继弗朗西斯科后也染疫去世，法蒂玛堂区决意在5月13日举行一场纪念游行活动，为此，当地市政府部署警力，阻断交通，破坏了这场游行。同年新上任的莱里亚教区主教席尔瓦（José Alves Correia da Silva，1872-1957）是使法蒂玛圣母信仰“转正”的关键人物。
需要注意的是，天主教会有着一套等级分明的科层制组织架构，教宗在梵蒂冈通过教廷管理全世界的天主教事务，地方教会也有一定的自治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跨区域组织，其制度十分复杂。今天的葡萄牙设有里斯本、布拉加（Braga）、埃武拉（Évora）三个教省（província eclesiástica），每个教省包括一个总教区（Arquidiocese）和受总教区节制的数个教区（Dioceses）。在葡萄牙，其中本应为总教区的里斯本在历史上被升格为等级更高的宗主教区（Patriarcado）。每个教区又下辖数量不等的堂区（Paróquia），是以一座教堂为中心的基层单位。在教会的体制中，法蒂玛即是一个堂区，它所属的教区即是莱里亚教区（Dioecesis Leiriensis），负责莱里亚的席尔瓦主教属于高级神职人员，其影响力与资源比负责堂区的司铎要大得多，这位曾在反教权运动中惨遭迫害的主教决心要捍卫法蒂玛。
席尔瓦于1921年在法蒂玛购买土地，修建为朝圣者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并在1922年创办了一份名为《法蒂玛之声》（Voz da Fátima）的月刊，将其作为主要的舆论阵地和信息平台。他还将露西亚送往波尔图附近的一座修道院，让她隐姓埋名生活了十数年，席尔瓦自述是为了保护她，无论目的如何，此举的确保证教会控制了当事人以及对整个法蒂玛事件的话语权。但席尔瓦一系列高调的举措引起了共和派的不满。
1922年3月，一群不明人士在夜间用炸弹袭击了法蒂玛的圣母礼拜堂。这引起两个月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以此为契机，席尔瓦正式向教廷申请对法蒂玛事件的承认。共和派的阻挠没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法蒂玛朝圣，和两年前相比形势已完全不同。
在1917年发动政变的西多尼奥提供了一个与议会制民主截然不同的愿景，相当一部分精英在看到1910年革命以来的乱象后认为民主体制是腐败且不稳定的，因此有必要将权力收回，打造一个更加有道德、有纪律的优绩主义政府，这部分精英往往在价值观上更保守，更信任传统的天主教伦理。就整个社会而言，葡萄牙在一战中令人失望的表现引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与法蒂玛事件后复兴的信仰热潮取代了早已退却的革命热情。1918年7月11日，右翼组织“努诺·阿尔瓦雷什·佩雷拉民族圣战运动”（Cruzada Nacional D. Nuno Álvares Pereira，简称CNAP）成立。该组织以历史上的英雄佩雷拉（1360-1431）命名，他曾在1383年到1385年抵抗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保卫了葡萄牙王国的独立，此外，佩雷拉还虔诚地信仰圣母玛利亚。该形象恰好同时迎合民族主义情绪与法蒂玛事件后流行起来的圣母信仰。CNAP主要由君主派和保守共和派人士组成，他们在维护天主教传统上有强烈共识，并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制，萨拉查即为该组织的支持者之一。
CNAP成员参与了1926年5月28日的政变，并在1928年与法蒂玛当地教会合作，开展了一场“兼具宗教与爱国主义”的游行。同年，军人总统凯尔莫纳将军（Oscar Carmona，1869-1951）亲临法蒂玛参与圣母显灵的纪念活动。可以说，法蒂玛已经成为这个新生军事独裁政权的精神图腾，此时距离露西亚第一次见证圣母显灵不过十一年而已。1930年10月13日，法蒂玛圣母信仰正式被教会承认，翌年的5月13日，有近一百万人参加法蒂玛的庆典，葡萄牙级别最高的枢机主教塞雷热拉（Manuel Gonçalves Cerejeira）也亲临现场。而后，作为凯尔莫纳将军的继任者，同时也是塞雷热拉在科英布拉大学的挚友与同学，萨拉查继承了右翼独裁体制和亲天主教倾向。
在1926年5月28日政变中向里斯本进军的部队
萨拉查本人1889年出生于维塞乌的乡下，家里有一定的地产，但并不富有。他曾在神学院接受教育，于1910年赴科英布拉大学学习法律，最终于1918年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专攻经济政策领域。1928年，萨拉查在卡尔莫纳的邀请下担任财政部长，有效地化解了一战造成的债务危机，以稳健的形象在政坛中脱颖而出，同时因长期掌握财政大权而积累了可观的政治资本。1932年萨拉查担任总理，成为葡萄牙的实际掌权者。
就在萨拉查上台的第二年，葡萄牙通过了新宪法，该宪法与1911年相比更加保守。在第三章谈到“家庭”的第十四条指出，“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预防道德的腐败”；第九章“教育、指导与国民文化”中指出国家提供的教育应该基于“该国的传统原则和基督教的教义与伦理”；第十章“国家与天主教会之关系”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保障了宗教自由和结社的权利。可以看到，萨拉查政权在文化上推崇天主教传统价值观，在政治上延续议会共和制架构以及政教分离的原则，通过调和各方利益实行独裁。凭借灵活的政治手腕，萨拉查结束了1910年革命以来的不稳定局面。
一些学者认为法蒂玛圣母信仰是萨拉查政权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柱，甚至得出“没有法蒂玛显灵就没有萨拉查政权”的结论。显示萨拉查与法蒂玛有直接联系的证据并不多，但当时的舆论倾向于把萨拉查塑造为一个塞巴斯蒂安式的救世主，并把他与法蒂玛显灵联系起来。1939年5月13日，萨拉查政权的官方报纸《早报》（Diario da Manha）中的一篇报道认为，如果法蒂玛显灵没有“重新点燃葡萄牙人的灵魂”，“萨拉查的建设性运动”将不可能发生。1945年，早已成年的露西亚也在写给塞雷热拉的信中说萨拉查是“上帝选中的人”。同年，枢机主教塞雷热拉则在写给萨拉查的信中也这么写道：“你与（法蒂玛的奇迹）紧密相连：当圣母玛利亚正在准备我们的救赎时，你已在上帝的计划中。”1946年，在萨拉查的授意下，里斯本的帝国广场（Praça do Império）上举行了一场法蒂玛圣母的纪念活动，以感激圣母玛利亚的赐福使葡萄牙免于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害。
萨拉查执政时期还出现了一系列将宗教与政治诉求紧密结合的右翼团体，最具代表性的有成立于1933年的葡萄牙天主教行动（Ação Católica Portuguesa），以及成立于1934年的法蒂玛圣母十字军联盟（Pia União dos Cruzados de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两个团体都将法蒂玛圣母视为精神图腾，并致力于在国内传播天主教，打压共产主义。法蒂玛成为包括这些团体在内的右翼力量集会与活动的舞台。1967年5月13日，国家权力的代表萨拉查与上帝的代言人教宗保罗六世（Papa Paulo VI）在法蒂玛会面，三个孩子的闹剧最终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整个天主教世界都瞩目的神迹，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萨拉查与教宗的会面
尾声：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2023年8月5日，时任教宗方济各来到法蒂玛市，这里是天主教世界青年节的会场之一，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和任何政要见面。1974年葡萄牙民主转型后，法蒂玛褪去了政治色彩。如今，宏伟的教堂与广场矗立在小镇边缘，可见百年前那场颇具神秘色彩的事件深刻而持久地改变了当地的景观。而在另一侧，轿车、广告牌与麦当劳所构成的画面阻断了那种神秘。尽管设计者努力从视觉上调和教堂与一座现代城镇之间的不协调感，一股莫名的张力始终在两种空间中存在、升腾。作为历史与神话的法蒂玛事件就像一道撕裂现代化想象的豁口，透露出自启蒙运动乃至工业革命以来另一个较少被提及的叙事，那就是“古今之变”中未变的部分，它关于传统，关于信仰，关于城市化以及工业化所尚未抵达的腹地。
哪怕是对于像葡萄牙这样一个掌握广阔殖民地的欧洲帝国来说，它最核心的领土也远未如它所宣称的那样均匀散布着现代文明的灯火。在山野之间，在乡村，乃至城市的边缘和底部，前现代的观念和生产关系坚韧地盘亘着，它与工业文明犬牙交错，甚至在某些地区淹没了它。然而，这些与“科学”“进步”相悖的地方、人或事，并未得到现代社会的青睐，它们中的大多数会被渐渐遗忘。所幸法蒂玛的故事允许我们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在主流记忆中那曾是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年代，但在现实里保守、传统与迷信也许才是大部分地区的常态，阻碍现代化的壁垒比想象的还要坚固。
比起原因，法蒂玛事件更像是现代化停滞的后果，进步派精英们未能抓住时机推进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和制度化，从而遭到保守力量的反扑，使葡萄牙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沦为欧洲最欠发达的国家之一。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在葡萄牙历史上无数次曾发生过的显灵事件，1910年的革命反倒是更像一个偶然了。
法蒂玛的大教堂，笔者摄于2023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