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明：一个中国学人眼中的萨拉蒙教授
“我与萨拉蒙教授相识22年了，有过许多交流和合影，还未来得及整理，他就走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回忆道， “1999年7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首次非营利组织国际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中，我结识了此次会议的主旨发言者，来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萨拉蒙教授，印象中萨拉蒙教授秀发中黑色为主略带有花白，显得年轻、精神并有魅力。”
惊闻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荣誉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逝世，黄浩明副院长非常悲痛，经与之协商，同意再次发表他于2009年所做的“一个中国学人眼中的萨拉蒙教授和他的新著”一文，以悼念萨拉蒙教授。
2009年6月4日，萨拉蒙教授与王名教授、黄浩明教授合影
1994年，《全球公民社会》的作者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以下简称萨拉蒙）指出：“事实上，真正的‘全球结社革命’已经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大量的有组织的私人活动和自愿活动的高潮。”十余年过去了，历史已证实了萨拉蒙教授的推断是正确的。
翻开刚刚出版的“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中文版一书，很多往事浮在我面前，1999年5月15日，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民促会）郭力副秘书长和我访问世界银行公民社会部门，接待我们的世界银行官员介绍说，在1999年7月15日在北京将召开中国首次非营利组织国际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中，我认识了会议的主办者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王名教授，同时还结识了此次会议的主旨发言者，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萨拉蒙教授。
时隔6年，即2005年7月11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会议厅内第十七届国际公益学者会议上，萨拉蒙教授和王名教授作为会议的共同主席同台主持，我细细观察萨拉蒙教授，六年前花白的头发已完全变白了，银发标志着他已为长者，不过思路依然敏捷。这一次会议期间，萨拉蒙教授以及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分两批参观了民促会并与民促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充分交流，从而打消了萨拉蒙教授对访问民促会前的疑问。
先前他认为具有一定政府背景的民促会一定是官气十足、不可苟同，但当他和他们的同事在民促会了解到有两名外国专家作为顾问从事日常工作，有来自海外的志愿者在民促会工作，令他惊讶不已。他通过民促会业务工作展板了解到，在民促会拥有良好的非营利组织的环境、开放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和理念的讨论，还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萨拉蒙教授欣然改变了对民促会的印象。在这次交流会上，萨拉蒙教授也带来了他们的新作《全球公民社会》英文版，我的同事也欣然购买了一本。
2005年9月20日萨拉蒙教授在泰国曼谷参加由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组织的《国家帐户系统非营利手册》培训和研讨会
前排左一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李勇副局长，前排右一为王名教授。后排左一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齐舒畅副司长，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黄浩明教授。
正因为这次交流，我有机会也很荣幸地应萨拉蒙教授的邀请作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日在泰国曼谷由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共同召开的《国家帐户系统非营利组织手册》培训和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活动的还有来自政府界的代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李勇副局长和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预算司齐舒畅助理巡视员，学术界的代表王名教授。
除了两天的大会，萨拉蒙教授还特意安排了与中国代表的专门会议，萨拉蒙教授与中国代表就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国家统计开展交流、探讨和对话。我作为翻译对萨拉蒙教授的一句话至今难以忘怀，他说“研究和推广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工作，从十多年前的黑发已变成了白发”。这一字之差凝聚了萨拉蒙教授为了追求对全球公民社会量化研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辛勤劳动。
看到这一本普普通通书时，我对萨拉蒙教授的个人人格的敬佩油然而升。当在2005年底王名教授邀请我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担任英文审校工作时，我已没有任何理由来拒绝。我已从英文版的阅读中感到这本书的意义深远，应该有必要让研究非营利部门的中国学者、从事非营利部门实践的中国NGO实践者和从事政府管理的公务员以及所有关心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的社会贤达们了解和知道。
2005年9月20日，萨拉蒙教授在泰国曼谷参加由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组织的《国家帐户系统非营利手册》培训和研讨会。
后排左一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齐舒畅副司长，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黄浩明教授，后排右一为王名教授，后排右二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李勇副局长。
2006年初，我开始阅读《全球公民社会》中文版初稿，欣慰之余感到担忧，这本书的第一次翻译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志愿完成的，此书内容翻译中出现的专业性、国际性和多样性，审核初稿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顿然又感到如何准确的完成校对工作有些力不从心，幸运的是此书审校的合作者陈一梅女士的认真和深厚的外语功底以及我们团队的合作，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本书的翻译和审校工作。作为本书的审校之一，我重读今天的中文版之后，有很多体会要与读者们分享。
关于《全球公民社会》一书中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内容，书中运用定量文字描述替代了传统学者对非营利部门的认识和理解。例如耶鲁大学社会暨政策研究中心“非营利组织计划书”创办人约翰•G.西蒙教授（silk，1999）认为：即使在没有人刻意描述、宣导、鼓吹的状况下，难以计数的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早已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展了教育、医疗、娱乐、保护自然资源、维护人类尊严与人权……等种种疗病止伤的工作，以及开创或实验、孕育政府的主要政策方向，并刺激商业部门开发新市场的商机；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F.德鲁克教授也明确的指出（余佩译，1994）非营利组织是一种点化人类的媒介，它们的共通性在于提供社会变迁，造就脱胎换骨的人类。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迈龙•韦纳（Myron•E•Weiner，1990）更进一步地揭示：非营利组织提供各式服务或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动力，可以追溯到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亦即“促成社会上每一个人生活品质的最高水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定性描述非营利组织部门常常会使所有的读者看到一种雾里看花的感受和体会。而《全球公民社会》一书中则引用了大量的实证数据来描述非营利部门经济地位与社会作用。
根据萨拉蒙教授领导的团队收集了36个国家公民社会部门的规模具体数据（约1995～2000年），公民社会部门总支出达到了1.3万亿美元，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加之和的5.4%，拥有4550万相当全职从业人员的就业规模，这里包括2530万全职雇员，2020万相当全职志愿者。这意味着公民社会部门从业人员平均是经济活跃人口的4.51%，或者说平均起来每20个经济活跃人口里几乎就有一位；多出公共设施部门（水电）就业人数近8倍，和建筑业几乎相等，相当于制造业近1半的就业人口。又对于志愿者这支庞大的支持公民社会发展的队伍，也证实了公民社会组织有能力动员大量的志愿资源。事实上，在36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从事志愿工作的实际人数估计至少达1.32亿，相当与这些国家约10%的成年人口。以上数据足以回答前面三位教授所难以说明的问题。
书中第二章对公民社会的量化，即约翰•霍普金斯全球公民社会指数的描述更令人振奋。这一个指数的构建打破了传统理论对公民社会的描述和论证。根据台湾学者官有垣教授将非营利组织相关理论的归类分析，总结为三大观点。第一，经济学观点，包括公共财政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消费者控制理论和供给面的诠释；第二，政治学观点，包括搭便车的问题、类同限制、多样化、实践与创新以及科层化；第三，社会学的观点、包括历史的观点、制度理论和生态学观点。（萧新煌2000）官有垣教授的综述全面而到位，但有些遗憾，未能发现这些非营利部门的指数和标准，而萨拉蒙教授创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全球公民社会指数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即从概念化至操作化又上升到集合（即由指标到指数）。具体内容体现如下：
第一，概念化。 给公民社会下一个可行的定义，具体有五方面的体现：（1）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或结构式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ships）的一定人群；（2）私人的（private，即非政府机关的部分）;(3)没有利润分配（not Profit distributing）;(4)自行管治(self-governing);(5)志愿地构成和靠资源支持的（voluntarily constituted and supported）。这样的定义使人感到看得见摸得着，即把焦点放在组织上使定义更为具体，将概念的理解更为结合实际，同时又将能把组织的定义所包括的千姿百态的各种实体容纳进来。
第二，操作化。 （1）概念走向指标。客观来讲，由概念转向指标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公民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足以让每一个研究者而望其止步，敬畏之余，萨拉蒙教授并没有放弃，他将这一历史重担作为研究的基本要求进而提出了三个一级指标和十四个二级指标。即（1）公民社会部门的能力（capacity）或规模（scale），包括雇员量、志愿者雇用水平、慈善捐献的金额和多元化程度四个二级指标加以量化。（2）公民社会部门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或持久力（staying power）包括自我运营收入、政府的支持、公众参与力度和法律环境四个二级指标加以明确。（3）公民社会部门的影响力（Impact）,包括经济上的贡献以“附加价值”来衡量，人类基本服务的贡献以主要人类基本服务的领域，从业人员中非营利部门从业人数所占的份数来量度，在倡导和表达的贡献以公民社会组织雇员和志愿者在这类活动投入的人力来量度。公众参与以机构会员量来体现，关键职能的表现由活动领域研究来表现共六个二级指标来衡量。以上指标的量化客观上并不可能绝对准确，但至少有个数量的概念。即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统计学、计量经济学融合在一块，给读者以一个全新的概念来分析和证明非营利部门的存在价值。
第三，集合，由指标到指数。 构建一个指数的最后步骤就是将各种指标集合成一个综合评分，再参照一个固定标准来校准它。其次，将前面陈述的三个维度即能力、可持续性和影响力，对其中的每一维度的各项标准化评分综合成维度评分，最后再将三个维度的评分结果加权平均成这个国家的综合指数评分。而这一个国家评分结果，有三方面突出结果出乎于我们的预料。首先，一向认为公民社会最发达的美国调查得分仅得61分，排名第三，除能力单项排名为第二以外，而可持续发展性只排名第四，影响力仅排名第五；其次，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印度四国的排名。通常我们均认为菲律宾、印度的公民社会部门均强于日本和韩国，而这数据则显示了相反的结果。最后，阿根廷、坦桑尼亚、南非和乌干达的排名超越了奥地利、日本、韩国和意大利，这四个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即富国俱乐部成员国。因此，以上数据证实了我们传统的判断有误，所以对于非营利部门的国际比较并不能从感性的角度去理解，而更多地需要有充足的数据来证明。
关于书中第二至第五部分的内容，从区域分布上，填补了非洲板块零的记录，即增加了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及和摩洛哥六个非洲国家。而这些国家关于非营利部门的基本情况介绍，这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非洲地区的公民社会发展情况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与此同时，又展现了亚洲地区非营利部门的基本情况，在“全球公民社会”（萨拉蒙，1999），第一卷当中仅包括一个亚洲国家即日本，而从经济力量分布角度来分析，日本作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来分类的。从地域角度来看，中国的邻居即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和韩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情况。这说明公民社会全球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视野也更加宽阔了。更让人感到有趣的事，萨拉蒙教授在第五部分又增加了G7成员国意大利，即除了加拿大以外的六大发达国家情况都齐全了；而对东欧转型国家又增加了波兰，而对北欧国家又增加了挪威。因此，从区域分布上分析，全球公民社会的第二卷外加第一卷（1999版）五大区域的各典型国家公民社会发展情况有了较为全面地了解。以上这些内容对中国读者来讲是一件幸事，即“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关于《全球公民社会》一书的评价，美国哈佛大学豪瑟非营利组织中心斯瑞拉塔•白利华拉（Srilatha Batliwala）研究员是这样评价的：该书为迎接今天发展中国家非营利部门面临的挑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银行主管可持续发展部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副行长认为：公民社会部门在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该书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全球赈灾会凯瑟琳•沃夫德(Kathryn Wolford) 会长这样评价该书就公民社会部门的范围、影响和动态收集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实务家和决策者从中受益。深入了解该部门是加强其可视度、呼声和影响的强有力的工具。全美洲基金会大卫•瓦伦祖拉（David•Valenzuela）会长则认为：公民社会在当今发展中国家里动员了巨大的社会能量。该书可以说是了解公民社会组织的最有用的路线图。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李勇副局长则指出：《全球公民社会》一书中关于国际非营利组织分类法对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统计设计指标深受启发。
美国顶尖名校教授萨拉蒙给中国NGO指了条路……（内附完整视频讲解）
今年一月，益修学院有幸受亚基会之邀，代表广大益生菌对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Prof. Lester M. Salamon)，联合制作《“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关于非营利部门的研究分享》课程。
萨拉蒙教授
当今非营利部门和政府工具方面领先于全球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院教授，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政府行为和非营利部门研究的国际专家和代表性人物。
主要著作有《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等。
益修团队历经数月，把对萨拉蒙教授的访谈制作成三段课程视频。在这次访谈中，萨拉蒙教授讲到了非营利组织如何与政府、企业进行有效合作;合作过程中如何规避风险;非营利组织如何释放潜力;如何借鉴国际NGO经验;慈善行业比较成熟的国家有哪些新的趋势;中国的非营利行业会出现哪些优势;社会影响力投资……
话不多说，这是三段值得用流量看完的视频课程。点击下方链接进入视频。或者，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访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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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全文：
★问题： 您认为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如何进行分工协作，能最有效地推进社会进步?
萨拉蒙：
谢谢，非常高兴有机会接受访谈。我觉得很多人有一种错误想法，认为某些类型的工作适合由政府来做，另外一些类型的工作适合由非营利部门完成，还有其他一些工作适合由企业来完成。我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最理想的状况是三个部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共同承担各领域的工作。政府的优势是什么，不足是什么?非营利部门的优势和不足又是什么?它们是否可以相互配合、互补;是否可以用一个部门的优势来弥补另一个部门的不足?实际上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存在天然的合作关系，与企业部门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 。
一、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的优势
1、政府部门优缺点
公共部门(政府)的强项是什么呢?公共部门非常善于通过税收系统筹集资金;也擅长确立广泛的社会目标。
但是公共部门也存在不足，例如在提供服务、特别是在面向个人提供服务的时候，政府会建立对个体需求不敏感的大型官僚系统。政府常常将议题按不同的业务部门进行划分，例如医疗、社会服务、教育等，实际上人们需要的是由多个部门提供的综合服务。大型官僚机构很难用整体化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需要更灵活、更具适应性、更人性化的方式。这些恰恰是非营利部门的特点。
2、非营利部门优缺点
非营利部门不太擅长筹集资金。除了慈善资金和捐赠之外，他们并没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慈善和捐赠资金当然很重要，但它们有限的规模不足以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非营利部门非常善于提供服务。尽管他们不一定在每个国家、每个领域都做得很好，但总的来说非营利部门往往是先驱者，他们能最先发现问题、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政府项目确立之前就在一线开展工作，他们的运营规模通常较小，这使他们对人们的需求更为敏感，更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
非营利部门还有其他优势。它赋予人们力量，鼓励公众参与和公民精神。
所以如果我们能在各领域将政府筹集资金、确立社会目标的优势和能力与非营利部门提供服务的技巧和能力相结合，就会是一种接近最优方案的安排。
二、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的局限和风险规避
当然这类合作不总是十全十美，在合作过程中双方经常会忽略对方的合理要求。政府通常有很严格的问责要求，有时政府过于严格的问责要求会破坏非营利部门的灵活性。这样的合作并不能带来最优结果，而是造成混乱。同样，非营利部门有时非常不愿执行政府对于问责的合理要求。
因此双方开展合作，就要明白他们要避免那些损害对方优势的做法，这需要双方互相妥协。这类伙伴关系的挑战，就是要找到兼顾双方需求、符合双方特点的最佳安排。
★问题： 谢谢您的回答。事实上您刚才说的已经涉及到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实现有效合作要具备哪些前提。那么对这个问题您还有什么有补充的吗?
萨拉蒙：
一、非营利部门应具备更强的能力
非营利部门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以便与政府有效合作，政府应当增加投入对非营利部门进行能力建设。
二、合作须具备一定的稳定性
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合作要具备一定的稳定性，能够持续为后者提供支持。如果政府服务合同每年一签或每六个月一签，非营利组织就会为了获得政府合同花大量时间在招投标上，我觉得这样无法取得最佳效果。但另一方面，如果每年都用固定的机构提供服务，可能会导致僵化，缺乏竞争的合作关系。所以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三、政府须采用多种方法
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工具与非营利部门合作，比如采购合同、赠款、服务券、税收政策等。
从服务提供方的操作便捷性来说，这些工具各有其特点。例如使用服务券可能会吸引其他类型的机构参与提供某种服务，这些机构未必具有非营利机构通常具有的宗旨和特征。所以政府需要慎重决策，了解每种做法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仅对总体方法要慎重，而且要了解每种工具的特点。
★问题： 您多次访问中国，和中国慈善行业的很多机构有过探讨，在您看来，中国的基层公民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应当做些什么来释放其潜力、推动中国社会事业的进步?
萨拉蒙：
过去十年中国公民社会部门的繁荣发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起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这个部门现在更加活跃,发展十分惊人——至少规模上有巨大增长。同样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作为行业基础的慈善捐赠也在扩大。
一、政府和第三部门要着重加强什么
1、需要有相对独立的收入来源
我觉得非营利机构要有一些相对独立的收入来源，这一点很重要。这类收入规模可能还不算大，但是已经为这些机构提供渠道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
2、需要培训
我觉得中国的第三部门目前最大的需求是培训。人们对非营利事业非常投入，很有热情，但有严重的技能鸿沟存在，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在短时间内成立了四十万家非营利机构。短时间内的迅速增长，肯定会导致人们的实际能力跟不上高涨的热情。如何弥补这种差距将是一个巨大挑战。这就需要对非营利部门的能力建设加大投入。
3、建立行业基础设施
还要建立非营利部门的行业基础设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问题是谁来买单?
我认为，一个明智的政府会认识到，建设一个强大、有效的非营利部门是对政府有利的，这样的话，政府可以放心地将部分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交给非营利组织。这一点也适用于基金会——如果基金会想用自己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就需要找到能良好执行项目的合作伙伴。如果对方执行能力有限，取得的成果就大打折扣。所以，政府和慈善部门都可以发挥作用，加强对非营利部门能力建设的投入。
二、企业应该如何做
我们刚才把企业抛在一边，没有谈到企业部门，事实上企业的确经常被忽略。
1、资本供给
1)资金
非营利部门会越来越多地需要融资、需要资本，不仅需要运营收入，还需要资本。(晚些我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是企业部门的优势。企业和政府一样，控制大量资本。
2)人力
同时，人们优质的生活质量和国家雄厚的人力资本对企业部门也非常重要。由于非营利部门对提高生活质量、积累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去调动企业的资源、推动自身发展。一个简单的做法是将企业部门人员的管理技能带给非营利组织——最好是以义务服务的方式。
在西方国家，很多企业会承诺为所在的社区服务，其中一个常见做法就是请企业的专业人士担任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成员。例如具有法律、财务或其他专业技能的人士在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任职。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控制这些组织，而是要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能力。这些都是企业部门可为非营利部门发挥的重要作用。
★问题： 国际NGO将很多国际先进理念和做法带到中国，对过去十年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很多机构的能力也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NGO如何继续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萨拉蒙：
国际NGO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实际上这不仅限于国际NGO，在企业部门也是如此——国际经验的分享加速了中国各部门的飞速发展。
我们只要在大街上开车走一圈，就可以强烈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成果。非营利部门也不例外，国际NGO的参与推动了它的繁荣发展。
一、借鉴国际经验的风险
但是我也想指出，在借鉴国际经验的过程中也有一定风险。我认为一个主要风险是存在一些误解或错误认识：
一方面是有些机构对中国现实未必有恰当理解，因此国际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就是有些国际NGO对他们本国的情况也未必完全准确了解——这是我在工作中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以美国为例，人们对非营利部门的一些基本事实有很多误解，所以他们在国际上推动的某些理念与现实不符。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人们经常夸大美国慈善捐赠的规模和重要性。很多人认为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收入主要来自慈善捐赠，事实上它只占大约10%。当具有错误认识的机构向中国传授经验时，这类认识就会造成重大的判断失误。所以，学习国际经验会有巨大益处，但人们需要对对方所转授或分享的经验持谨慎态度，要核实这些经验是否符合现实。
学习欧洲经验也存在类似问题。欧洲人几十年来完全忽视了自己庞大的非营利部门——它是学术界和政界的盲点。我们总是听到欧洲“福利国家”的说法，却没有意识到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形成的“福利伙伴关系”。所以国际NGO在中国分享经验时应当谦虚、谨慎，不仅要努力了解中国国情(我们都会不时忽视这个问题)，确保自己所传授经验的准确性。
★问题： 您是否愿意再多谈一些国际NGO的价值?
萨拉蒙：
一、国际援助分为若干阶段
国际NGO是否还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的看法是国际援助活动分为若干不同阶段。
我们在九十年代初期对中东欧提供培训，那时我们直接培训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可以称为“零售式”培训。十到十二年之后，我们从“零售式”过渡到“批发式”培训，也就是说我们去培训培训师，建立了“培训师培训”机制。
我们仍在当地开展有价值的工作，但已经转入了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里已经有人可以去对大量非营利组织进行“零售式”培训。如果我们一直陷于直接开展“零售”培训的角色，就不可能实现后来取得的实际成果。
比如在俄罗斯我们培训了50个培训师，后来这些培训师给当地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提供了成千上万次培训，这些培训活动到现在还在进行。我们还成立了遍及中东欧地区的非营利部门支持中心。我们在开展这些工作时，有些与我们合作的国际NGO希望在这些国家树立他们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办公室。
二、应由国家本土来开展工作
我们不想在莫斯科、布达佩斯或者华沙再去成立一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是希望由这些国家的本土组织来开展这些工作。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当然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需要时间。
长远来看，世界会发生很多变化。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领域，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当然有些方面也会保持连续性。我觉得，国际NGO应该更多地将不断涌现的中国本地组织与国外机构对接，以加快他们的创新。这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项持续性工作，因为创新是需要持续进行的。
三、关注社会事业融资领域的变化
另外，我们还要谈到社会事业融资领域的重大转变。它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个领域会有很多技术和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十年前我们刚开始向中国介绍慈善的概念，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但世界不断向前发展，现在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昨天我讲到，一些处于变革浪尖上的基金会领袖不愿意放弃他们最近才刚刚学到的东西、面对新的现实。我认为今后五至十年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去适应这种新现实。
★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慈善行业比较成熟的国家有哪些新的趋势?您觉得哪些趋势也会发生在中国?
萨拉蒙：
一、出现了很多新主体
在社会事业融资的设计方面，过去几年有一些令人激动的新变化。
其中一点是出现了很多新主体，他们在从事被称为“社会创投”的工作——主要针对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所谓“金字塔底部”的人群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
一位名叫C.K.普拉哈拉德的印度经济学家写了一本非常具启发性的书《金字塔底端的财富》，书中描述主流经济之外的“另类经济”。
他认为，生活在金字塔底部的人因其经济地位低下而受到“惩罚”，他们为生活必需品(食品、肥皂等)支付更高的价格，高于那些生活在北京、巴尔的摩、华盛顿这类大城市居民所支付的价格。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便利的流通渠道，没有那么多商店，没有以他们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经销商，所以他们要额外支付一个溢价。
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有人可以开发这个巨大的市场，降低这些穷人的生活成本，同时获得一些利润，既获得社会效益，也实现了经济效益。
这一理念带来了很多创新，人们在这方面表现出巨大创造性。
有人生产出非常便宜的太阳能板，在非洲沙漠极热的情况下也能安全使用。还有印度企业发明的三美元眼镜，面向7亿人销售。很多孩子因为视力不好而辍学，现在他们只用三美元就可以买到眼镜，不用辍学;而如果眼镜是七、八十美元，他们买不起，就可能辍学。
这些创新也打开了资本市场。
二、非营利机构自身由硬到软的转变
普通的非营利机构也有很多转变。我们以前认为非营利行业是劳动密集型机构，需要大量人力，但不需要什么资本，不像制造业企业那样需要大量设备、设施。
但在当前这种现代经济中，任何一个机构都需要计算机、技术、先进的通信设备等。所以，非营利组织既需要“硬”资本，即购买物资、租办公室所需的资本;也需要“软”资本，如战略规划、人员能力、培训等。
所以，它们不仅需要增加运营收入，而且越来越多地需要投资资本。
三、社会事业融资领域的网络新主体趋势
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为对这些需求的回应，社会事业融资领域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出现了已经形成可观网络的新主体，他们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将私人投资机构的投资资本用于社会事业领域的活动。他们一方面可以给投资者提供较好的财务回报，同时也创造社会效益。
从具体操作而言，他们就是创建一些不同层次的基金。英文里用tranche这个词，就是层级的意思。就像一个多层蛋糕，每一层的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有不同预期和要求。
把各种层次结合起来，那么就可能有些产品的预期回报是社会企业家可以支付的。你可以支付市场收益率，也可以低于市场收益率，但你可以从多种渠道融资。
我们已经发现有三千多家这类“资本汇集机构”。这些投资基金有些是“贷款基金”，有些是“贷款担保基金”，还有“债券基金”、“股权基金”等等。
有些基金是关注于某些国家或地区，有些则专注于某些领域——如用于农业发展或防止重复犯罪、毒品滥用等。
四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出现
新的创意不断出现，令人兴奋。人们对这种现象有多种叫法，我的书将其称为“慈善事业的新疆域”，将这类投资称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就是说，它们强调针对社会目标而不只是针对财务目标来投资。
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类投资可以动员主流资本——资金的真正来源不是基金会，而是私人投资行业，包括像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这是资本真正的来源。
这些新的融资方法，就是要捕捉投资资金池的一部分，将其用于社会目的。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远远没有成熟，总体规模也较小。我看到的最新数据是每年社会融资能达到一百到一百二十亿美元，所以总体上还是很有限。那么它之所以发展程度很有限，其中一个制约就是没有足够多有创意的想法来吸收大量资本。
所以，有好想法的人——比如益修，他们就是投资者在寻找的人。希望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能吸引到这样的融资。现在的确是从事社会创投的一个好时机。
五、社会事业融资不能取代慈善捐赠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社会事业融资并不能取代慈善捐赠。要想让社会融资发挥作用，就必须有一些可以容忍高风险、低收益的投资者，才能让这种金融产品的模式运作起来。
什么组织比基金会更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呢?
基金会以前都是提供赠款，赠款可以说是风险最高的投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回报——当然它要求有社会回报，但从财务角度是不要求任何回报。
如果把基金会放在上面所说的某个层级里，就可以吸引其他投资机构作为其他层级参与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会有人——即基金会——来最先承担风险。
当然也可以是政府，政府对调动这类资本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知道在美国政府有一系列措施来鼓励投资者进入社会公益领域。比如有低收入住房项目税收抵免政策，也有很多社区发展融资机构，我们还有对银行的监管要求，即要求银行要将一部分资金投向它吸收存款的社区——即使这不是全国最富裕的社区。正是这种政府政策激励与私人部门参与意愿的结合，才使这种新模式得以出现。
1、2008年金融危机对投资者造成的影响
另外我还想讲一点，也是跟我们这主题有关系，但我不知道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对很多投资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很多投资者多年的投资一夜之间消失了。
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惨痛的一个经历，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也许我们应该投资于一些造福于世界的事情，这样至少可以有一些成就感。所以一些高净值个人开始考虑这种社会影响力投资。
他们给经纪人打电话，说如果你有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的话，我可能会有兴趣参与，而不像以前那样只进行那些单纯追求财务回报的投资。
2、金融危机导致债券利率下降
此外，金融危机还导致债券利率大幅下降。原来投资于德国、希腊甚至美国债券的人，他们能获得的收益率不到百分之一;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就是负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拿着社会投资方案对投资者说，我能提供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的回报率，这从商业角度听起来也已经很不错了。所有这些情况结合起来，为投资者打开了通向有趣的新投资模式的大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尽快提高非营利部门的能力，使他们能充分利用这些新机会。
这方面会有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非营利部门的人员以前可能习惯于去写一些赠款申请建议书，现在要写提供一定财务回报的融资计划书，这是完全不同的技能。
另外一个重大挑战是对社会回报和财务回报如何进行系统性衡量：你要能说服投资者，使他们相信你的确达到了你事先承诺的财务回报和社会回报。
还有很大的一项挑战是去说服基金会，让他们对这样一些新的机会、新的运作模式表示出兴趣，并愿意参与其中。这个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障碍，但是我觉得新的想法、做法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会继续发展。
★问题： 您上面谈的这些趋势是否在中国也已经出现了?如果还未出现，那么您认为哪一些这些趋势会适用于中国、也会在中国出现?
萨拉蒙：
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刚才我没有谈到，现在有一些新的方法来形成捐赠基金的资金池。
一、政府拿出小部分资产作为慈善捐赠资金
传统的慈善捐赠资金主要是来自于一些非常富有的个人，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财富并不掌握在个人手里，而是掌握在政府手里。
目前很多国家的政府正在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甚至是很可观的一部分资产出售。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将政府出售资产而得到的财富 (归根结底是人民的财富)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慈善捐赠基金，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将所有资金保留在政府手中。
当然并不是说政府不配掌握这些资金或者不能加以良好使用，而是说采用多元化方案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基金会就有助于实现这种多元化。
全球现在已经有550-600家这种从出售国有资产或国家控制资产而形成的基金会，其中一些规模很大，比如说德国的大众基金会、意大利的银行基金会、德国环保基金会，还有比利时博杜安国王基金会等。
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潜力，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来建立慈善捐赠基金，以便提供社会目的融资。
现在中国在国有资产的所有制改革方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当然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即出售国有企业的部分股份。人们将这称为“资产重组”。捷克共和国在90年代初期做了一个决策，从国有企业资产出售的收入中拿出百分之一创建了一个基金会投资基金。基金会之间展开竞争，必须证明自己的确是能力很强的基金会。
在这种竞争的基础上，投资基金将资金拨给基金会，它们成为基金会的资产，而不是运营收入。中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做法。
如果将国有资产股份出售收入的百分之一拿出来作为慈善行业的投资基金，那么这将成为私人基金会的种子基金。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将发挥很大作用，也就是说，把更多财富交给社会。这种做法与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一致，而且也表明政府将财富跟人民分享的态度。另外，很多企业家通过管理层收购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
二、社会影响力投资资金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回报社会，在我退休、将股份出售时，要将一部分收入拿出来作为慈善基金。
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出现。这也是一种新现象，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也可以挖掘这方面的资金。现在开展了很多工作对这些方面进行探讨。实际上，我们今天活动的所在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有一个团队就是专注于社会事业融资、社会企业的研究。我们看到各地有一些零散活动，社会创投开始出现，形成了一些中心，试图开展一些相关培训。
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应当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潜力很大，前景很好。中国人富有企业家精神，这在企业界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我相信今后这种精神会在(中国的)第三部门有更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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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益修喵
来源| 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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