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大军安哥拉十年：掘金战后重建，直面枪口与石油凛冬
上海办理出国疫苗注射的医生听到“安哥拉”三个字，迅速将出境疫苗卡上的大部分选项：黄热病、疟疾、伤寒……统统勾选一遍，让杨春去注射。
从那些疫苗逐一打在身上，到2017年，已有十年过去。杨春想起带着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远赴非洲承包国际工程的那些年，“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屠呦呦会因此获诺贝尔奖”。
2006年，杨春26岁，被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派往非洲任工程师。彼时安哥拉以石油向中国换20亿美金贷款，为中国企业打开了安哥拉的大门，国有企业带着数千人的工程队远渡重洋，也有华人赤手空拳，从南非等地向安哥拉偷渡。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在2002年，才终于结束了27年的内战，南方草原上仍散落着战争留下的大量装甲坦克。但杨春见到它们的时候，装甲已经不见，被本地人拆下来做成篱笆，履带的橡胶也是可用的，于是坦克的轮子也都不见了。而坦克残余的部分，就躺在荒野上，从气势磅礴一日一日衰朽下去。
在战后修建公路的交通要道上，还埋有战时留下的地雷，当地人与外国工程队，会容易失去腿。
到2017年这十年间，杨春参与建设起安哥拉非洲杯的足球场，并成功把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带进了媒体的空中观赛包间。他还与中国的数十万承包大军，建起了安哥拉战后的住房、医院、学校、公路、电力、水坝……
但在2014年，安哥拉的经济命脉石油价格大跌，社会混乱随经济危机袭来，有中国人在抵达安哥拉的第七天就死于枪击。也曾有警察扮成劫匪，手迅速探进来不及锁上的车窗，用枪指着杨春同事的脑袋。
杨春参与设计建设的安哥拉卢班戈体育场 杨春 供图
2017年春节后，席来世结束了在非洲安哥拉多年的工作生活，从中国中铁四局安哥拉分公司管理层任上调动回国。
在他离开的时候，石油凛冬仍未结束，安哥拉货币宽扎跳水，跌到了1美金:170宽扎，但是银行换不到外汇，黑市的汇率在1美金:420宽扎。
所有以本地货币宽扎结算的工程都必须停止，因为宽扎贬值，工程款却不会提高，兑成美元将缩水60%，根本无利可图。
2017年2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到访安哥拉，为25个新启动项目提供25亿美元贷款。2015年，中国政府再次为安哥拉提供6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项目，并给了安哥拉政府一纸中国工程公司的短名单。60亿美元的项目必须交由中国企业完成，以帮助在安哥拉的中国企业度过这个寒冬。
席来世觉得，等这个寒冬走到尽头，或许要等到石油价格涨到80美元一桶的时候，但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非洲是大型中国国企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已经有40多家中国国企进军人口只有2422万的安哥拉，国内产能过剩，工程市场竞争激烈，哪怕安哥拉经济因油价低落而萧条不已，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这片市场。
“我们说，公司三大业务板块：国内基建、投资、海外，未来海外业务板块，要三分天下有其一。”
私营企业则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杨春早已离开国企，与当初闯非洲的团队创立了亿凯迪国际，承包安哥拉与世界各地的工程项目。公司已经撤回在安哥拉的多数员工，保留最少的人员与资产维持基本运营，以图东山再起。
杨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谁能熬过这个冬天，谁就能吃到肉。”
打开市场
杨春初到安哥拉做工程设计的时候，有一次站在建筑的楼顶上，与安哥拉人聊起自己来自上海。
安哥拉人答他，“北京、上海我知道啊，你们那里有这么高的楼吗？”
杨春看了一眼脚下的烂尾楼，共有八层，有点无语。那是一栋前苏联援建的医院，没能完工，却已经作为医院对外开放，同时请中国工程队完成建设。
“最开始的时候，安哥拉人觉得，中国一定是落后的，不然为什么会来承包安哥拉的项目。”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一个市场 东方IC 资料图
中国企业进军安哥拉，始于一张短名单，和一个20亿美元石油换贷款的项目。
中国原本不是安哥拉寻求的盟友，但战后安哥拉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谈判，正陷入僵局之中：他们要求安哥拉政府保证执政清廉和信息公开。
中国却在商言商，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2004年3月2日，安哥拉财政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第一个贷款协议，以安哥拉的石油，换取中国政府的20亿美元的贷款。在交换的同时，中国政府给了安哥拉政府一纸短名单，上面列有主要的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合作项目的承建方只能从中挑选。
杨春回忆那之后涌入安哥拉的国企：“好像中国送给了安哥拉一篮苹果，中国企业都希望跳进那个篮子里，成为里面最好看的一个苹果。”
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杜奇睿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安哥拉区位独特，处于非洲南、中、西枢纽位置，未来打通洛比托走廊，可直抵东非印度洋。2010年，中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安哥拉目前是中国第三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主要的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和重要劳务合作伙伴。
安哥拉首都罗安达港口 东方IC 资料图
杨春清楚记得他抵达安哥拉的时间，在2006年10月23日下午，他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那时杨春听不懂一点葡萄牙语，手脚齐用比划，凭借肢体语言闯过了以勒索小费而闻名的两道关卡，他希望自己的行李箱没有丢失，中国人往往在箱子里带足一年的衣服用品，而那时10个人里面有3个人的箱子会遭到遗失，在这个没有农业也没有工业的国家，很难买回一箱日用品。
安哥拉是富有的，在石油卖到100多美元一桶的时候，但又是贫穷的，因为除了石油和钻石，没有任何工业与农业，粮食一切全靠进口。在石油跌到30美元一桶，国家财富大量缩水时，就触发了经济危机。
杨春回想起来：“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本地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
在杨春的印象里，当地人穿着八十年代式样的旧短袖旧西装，多数时间在四处游荡，最多是女性为白人做保姆、洗衣服，男性扛着枪做保安、做司机。还有一些人立足于钻石产业，站在溪流里，拿着筛子，试图从泥沙中筛出毛钻来。
从20亿美金石油换贷款的项目开始，中国工程队席卷了安哥拉战后建设的代表项目：医院与学校，非洲杯足球场，3万套社会保障住房，其中以中信集团的KK新城项目，和中铁四局的Sequele新城项目为代表。
由中铁四局承建并投入使用的安哥拉罗安达省Sequele城全貌 席来世 供图
蜂拥而来
2007年，医生穆玲随着一支4千多人的中国工程队前往安哥拉，组建起当地最大的一家华人医院，担任院长。她首先被物价震惊，看到超市里一颗包菜的价格约合100元人民币，打一个电话回中国，话费约在近20元每分钟。
穆玲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2008年的时候，中国工程单位看到市场非常好，“几乎可以随便要价，你找一个工程，你问业主付多少钱，业主问你要多少钱，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多少钱。”
随着石油价格向上攀升，安哥拉从石油出口中获取大量财富，涌入安哥拉的中国大军也日渐壮大。2006年杨春抵达时，只有约3000中国人在安哥拉，到石油上涨到最高峰的2012年，安哥拉内政部资料显示，在人口约2000万的安哥拉，安哥拉的华人总数已达26万之多。
不仅大量的国有企业涌入安哥拉，私企与个人也前来淘金。穆玲记得一个来自义乌的小伙子，那时在医院里打地铺，或者趁着医生探亲的时候，借用医生的床铺。他从葡萄牙语班同学那里听说安哥拉的机会，就带着一张签证和一张机票到了安哥拉，后来50多岁的老岳父也从中国来，二人慢慢把家具生意做了起来。
作为在安哥拉的主要国企之一，中铁四局在2007年进入安哥拉，当时安哥拉在寻找中国企业做工程项目，只要是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几乎不难获得合约。到高峰期的时候，中铁四局一个单位，有8000人在安哥拉。
中非员工共同庆祝2017年春节
温永军初到安哥拉时，是负责公司营地安全的一名工人，当时公司雇佣了100多名当地军人保护营地。2011年底，他们在开车巡逻时看到了歹徒，“雇佣军就开始开枪，一开枪歹徒就开始对射。”
温永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们刚来的时候，相对封闭，有半年没有出营地，当时感觉收入比在国内要好，就是离家远，想家。”
席来世前往安哥拉，是为了中铁四局承建的安哥拉社会住房项⽬，在⾸都罗安达的卫星城建设1万套社会住房。除非设定苛刻的排他性招投标条件，否则中国⼯程队以报价低、效率⾼的优势，经常能够击败其他国家的竞争对⼿。
比如中铁四局承建的罗安达总医院的项目，施工面积达到2万2千多平方米，造价5000万美元，在2年内全部竣工。而同期由安哥拉本国工程队承建的医院，投资1500万美元，至今还没有完成主体建筑。
2015年，中国中铁四局承建的中国援建项目：安哥拉罗安达总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席来世 供图
但在安哥拉渐渐发展出的高端项目，比如豪华酒店，却都交给了欧美的建筑工程承包商来建设。
安哥拉人认可中国人的效率和低价，却更信任欧美人的标准和质量。作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安哥拉人极为崇尚西方的文化。席来世在安哥拉出席正式场合，比如商户会谈、节日，都必须西装革履，穿长袖衬衫。为此，在非洲炎热的天气里，很多地方空调都开到16度。
在安哥拉做工程项目的技术难度并不大，大多是7、8层的小楼，困难在于极度依赖从中国进口，比如水泥、钢铁，需要提前2-3个月规划进口的物资，否则一种关键零件缺失，工程就要停工3个月。
但也因此，安哥拉成为输出中国过剩产能，一个极具潜力的国家。
中国工程队的到来也为安哥拉人提供了就业，席来世看着当地雇佣的非洲员工，收到工资后，就会消失三四天。他们把一部分钱留给家庭，剩下的则拿去喝啤酒、狂欢，直到花光身上最后一分钱，然后回到工程队里，继续工作。
最开始中国人到来的时候，安哥拉人有着一些的优越感，而后又渐渐发酵出了一些敌视的情绪。
后来有安哥拉人说：“中国人来了，东西都买光了，路越来越差，你们开好车，吃好的，我们本地人却还是这样，没有改观。”
巅峰时刻
杨春遭遇过一些施工困难，比如承建非洲杯足球场，球场的草皮却无论如何不肯长起来。
但在非洲杯足球场项目的争夺中，只有在种草这一项上，中国人输给了英国人。业主建议他们：你们可以找英国人来种草坪。
2007年12月，安哥拉发布了2010年非洲杯球场工程招标的中标结果，那是安哥拉战后最盛大的国际活动，第一次向国际展示战后建设成果的机会。
那也是中国工程队伍地位的巅峰时刻之一。
中国人最终揽下了非洲杯所有四座场馆的建筑承包合同，原因之一是，除了可以每天24小时、一周工作7天的中国人，没有工程队能在两年的时间里，把足球场馆建立起来。
杨春那时住在工地上，第一次知道，原来碗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保质期是6个月，因为从中国来的集装箱，要在海上漂100天才能抵达非洲，加上进出海关的时间，让他常常吃下过期的方便面，但那仍是舍不得提供给普通工人的物资。
施工中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体育场 杨春 供图
也有不幸丧生的中国人，一位厨师在使用瓶装液化气的时候，引爆了整个厨房而不幸身亡。但安哥拉曾是葡萄牙殖民的国家，笃信天主教，没有任何火化设施。“他们搭起了像天祭一样的台子，那群人中竟然还有人知道，要用绳子绑住遗体，避免遗体在火化时因抽搐而坐起来。然后把骨灰带回国。”
华人工人的生活相对辛苦，两年回一次家。那时常有福建、山东、东北、河南等全国各地的工人，找穆玲看病。穆玲记得，有50多岁的工人前来做体检，“他说，我在安哥拉6年了，从来没回过家，为了给女儿存出上大学的学费，如果体检的结果比较好，就在安哥拉再干几年。”
穆玲看着工人不符合实际年龄、过于苍老的脸，异常疲惫的神情，“我就对他说，你不要再干了，你回去吧，休息吧”。工人最终检查出了胆囊问题，带着体检单匆匆离开后，穆玲再也没有见过他。
杨春当时的老板也因为严重的腰椎问题，住进了穆玲工作的医院，最终包一架飞机，抬回了中国。
杨春与中国足球国家队前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在安哥拉非洲杯 杨春 供图
结束长驻非洲的生活前，杨春在自己承建的足球馆中看了非洲杯。
杨春在场馆里看到了前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米卢蒂诺维奇，那个中国人往往会加上定语“世界杯上带领中国队冲出亚洲”的米卢。
杨春上前打招呼，米卢看到中国人有一种亲切的欣喜，他问杨春，“你们有没有更好的看台位置？”
“当然有，Skybox！（足球场豪华观众席！）我们那时作为工程承包商，拿到了许多工作证。”
2010年非洲杯决赛（加纳 VS 埃及） 杨春 供图
杨春把米卢领进媒体用的空中观景包厢，他站在玻璃窗边望向赛场，另一个中国的工程承包商站到了更好的位置，拿着对讲机站在主教练旁边，客串赛场运营人员，指挥得一身是劲。
在非洲杯期间，负责场馆运营也是中国人，因为在体育场建好投入使用的短短时间里，没有本地人能学会操作灯光和音响，“这种时候，又不能丢脸丢到国际上去”。
米卢又接着耿直地问杨春，“我肚子饿了，你们有没有吃的？”
石油凛冬
自从2014年油价下跌后，席来世发现安哥拉的治安每况愈下。
中铁四局给员工发了一笔专门用于“防盗抢”的经费，2015年9月，温永军和两个朋友开着皮卡出门，在路上被汽车逼停，“他（劫匪）马上下来，短短几分钟内开始搜你的身，他把枪拿出来，你就不敢说话了。”
像温永军一样，越来越多在安哥拉的华人，在出行的时候，容易被汽车逼停，人捆起来，打一顿，然后抢光身上的东西。
“从前只是抢劫，现在却发展到人身威胁的地步。”绑架的案件越来越多，中国人也愿意用几千万宽扎，约合几十万人民币，换回一条性命。
席来世一度怀疑，是不是中国人的软弱与纵容，习惯用小费去摆平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助长了这些针对中国人的威胁。
中铁四局在安哥拉的营地，已经设下了三道防卫，第⼀道是围墙加警察值班岗哨，第⼆道是武装军队，第三道是中国安保人员。“防盗⽹、防盗⻔、电⽹、红外、警报，⽤上了⼀切能够应⽤的安保设备。”
后来席来世和他在非洲一同工作的朋友们得出一些结论：哪怕你再是一个愤青，只要在安哥拉工作过一段时间，没有人是不爱国的。
因为自由出行与安稳入睡，都成为了奢侈品。
杜奇睿也提示在安哥拉进行商业活动的风险：“社会治安问题突出，抢劫、绑架案件频发，行政部门效率不高，物资供应不足，物价畸高，主权货币币值不稳定，传染病预防能力严重不足。”
油价下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物价飞涨，到2017年，席来世看着物价上涨了4倍到6倍，一盒200宽扎（6元）的饼干，已经卖到了1200宽扎（36元）。
可是中国的国企，在当地投资了固定资产，购买了土地、机械设备，一家公司的投入往往已经达到数亿元，在投入资本已经相当可观的情况下，没有可能放弃这片市场。
而中国政府提供的以美金结算的项目，为中国的国企争取了生存的空间，也维持了战略布局。席来世发现，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国内的工程市场竞争已经太过激烈，只要安哥拉工程的风险控制得当，利润仍然相当可观。
但杨春他们作为私企在当地承建项目，许多以当地货币结算，就不得不关门走人了。
“好像真空包装一样，大量民企被挤出了安哥拉”。但众多公司都不愿意放弃非洲这片资源丰富，国土广阔，人口相比东南亚更为众多，因而前景可观的土地。
一位在安哥拉工程单位工作的华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安哥拉将在8月迎来总统大选，正在大量投入建设形象工程，比如水利设施和电力工程。经过中国警察远赴非洲追捕福清帮，在大使馆的活动努力、和联防队的组建护卫下，华人的安全有所改善。仍有大量华人为了利益不能离开，或者选择留下。
改变
2017年，席来世决定回国。
“六年之间，你可以看到国内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地铁修通，高楼拔地而起，而这里还是一样，仍然是贫民窟、脏乱差，办事效率低下，拿了钱以后及时行乐”。
席来世看到豪宅与游艇，也看着路上衣不蔽体的孩子，他最初抵达首都罗安达时大片大片的铁皮房子贫民窟，在他离开时，仍旧是贫民窟。
“这会让人有些绝望。”
时间久了，有人会觉得压抑、抑郁、失眠，一些公司愿意付出高薪，达到国内同等岗位的两到三倍，仍然很难招到人。
席来世看到中铁四局建设的2万2千平米罗安达省总医院，投入使用已有两年多，但是使用面积达不到1/3，因为安哥拉当地并没有足够的医生。
除了1万套住房，中铁四局还做了1.35亿美元的电力入户项目，为5万户城市居民提供照明。中国人建起了住宅楼、公路、铁路、供水管网、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发电站、网络，逐渐用电力点亮城市。
杨春也不知道中国人的到来有没有真正改变什么，或许有一些，比如“我第一次在街上，看见了一队穿着校服的小朋友”。
但他又感觉不到根本的改变：“我们建起了医院，但是缺医生，我们建起了学校，但是缺老师”。
就连杨春参与建设的，那些非洲杯的体育场，在中国人离开后，也再没有举办过一场盛大的赛事。因为当地人始终没有学会操作会场里的灯光、音响、还有其他设施。
卢班戈体育馆 杨春 供图
离家至今已有7年，温永军也升职转做物业管理。他等待着调动回国家人团聚的那一天，但也对安哥拉市场满怀信心，在公司买下两大片土地上，可以建工厂、建工业园，“有信心！”。
在安哥拉遭遇经济寒冬的时候，杨春也在寻找其他大洲的项目，比如东南亚，比如拉丁美洲。他曾飞往一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国家，乘坐的航班里大多是西班牙人。
在飞机落地的时候，他看到机上的西班牙小女孩举起双手，喊出一个词“Conquer(征服)”。
杨春愕然，那一幕至今仍不时在脑海中盘旋，他想起自己和中国同胞在安哥拉，那些靠着一个硬盘的电视剧、集装箱运来的白酒而度过的枯燥日夜。在那些漫长的日夜里，他们沉默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工程，满心期待的，是回家的日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席来世为化名。）
2022世界杯决赛安哥拉惜败｜生活
地雷夺走了他们的肢体
足球为他们带来了荣耀
生活I我的故事 · 阅读时间8分钟
安哥拉首都卢安达，每天日落时分，市中心体育馆的足球场内都会响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咔哒声。这个声音来自残疾人士的金属拐杖：安哥拉最有成就的运动员——男子截肢者足球队开始了每天的例行训练。
这支球队的15名成员中，有12名因地雷、事故或其他伤病而截肢，2人患有先天性畸形，1人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所有人都拄着拐杖上场比赛，用特制的金属拐杖推动自己在场上移动。在过去的四年里，他们一直是“地表最强”截肢者足球队。今年他们在2022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决赛中惜败土耳其，没能卫冕，但仍然打出了一场顽强的比赛。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22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一名截肢球员参加比赛。今年的世界杯共有24支球队参赛，安哥拉队是上一届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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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肢者的世界杯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22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卫冕冠军安哥拉对阵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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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22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东道主土耳其队在A组比赛中对阵利比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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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22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土耳其队球员Omer Guleryuz对阵利比里亚球员Jusu Mohamed D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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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截肢者足球世界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其他参赛国包括伊拉克、利比里亚、哥伦比亚等，都有球员在武装冲突中受伤。不同于常规足球的11人制，截肢者足球比赛每队有7名球员，包括一名守门员。球场大小约为常规足球场的一半。根据世界截肢者足球联合会的官方规则，场上球员可以双手完好、但只有一只脚；门将可以双腿完好，但需要只有一只手臂。
秘鲁利马，截肢球员Jose Manihuari（左）参加训练，为2022年截肢者世界杯做准备。其他有球员在武装冲突中受伤的国家，如伊拉克、利比里亚和哥伦比亚，也将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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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在2014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赛上获得了亚军，并赢得了2019年截肢者足球非洲国家杯。2018年他们获得了世界冠军。为了卫冕今年的世界杯，安哥拉截肢者球队在整个夏天每天都进行一到两次严格的训练。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22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安哥拉球员若查（Manuel Rocha）对阵伊拉克球员伊萨（Ghrairi 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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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我能在这里踢球，”33岁的队长库弗拉（Hilario Kufula）说，这名球员12岁时在一场火车事故中失去了右腿。“我有机会为我们的国家队做出贡献，提高这项运动的知名度，最终赢得冠军，将我们国家的名字——安哥拉——带到新的巅峰。”
27岁的门将马苏斯（Jesus Mateus）表示：“我们有很高的期望。我们知道其他球队都想击败安哥拉。”这位门将5岁时因事故失去了右臂。2018年，他在对阵土耳其的决赛中扑出了一个关键点球，最终安哥拉在点球大战中以5：4的比分夺冠。对于一个尚未赢得过奥运奖牌、只入围过一次常规足球世界杯并仅打进一球的国家来说，2018年的截肢者足球世界杯冠军是安哥拉体育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赢得冠军为球队成员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当年他们从墨西哥返回安哥拉时，在卢安达机场接受了数百名球迷的欢迎。球员们脖子上挂着金牌乘车上街游行，两边有警察护卫，次日还会见了安哥拉总统若昂·洛伦索，并获赠在首都卢安达的住宅作为奖励。队长库弗拉回忆起四年前的胜利时说：“我们在安哥拉人民的欢迎之中回国，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绕城一周……我除了哭还是哭。”
对安哥拉人来说，这场在国际舞台上的胜利不仅仅是一个奖杯和几天的夸耀，而是有着更深的意义。这个国家的3400万居民仍在从27年内战中缓慢恢复，这场2002年结束的内战使数百万居民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亡，多个主要城市夷为废墟，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该国隔绝于世界。这个1975年才从葡萄牙宣布独立的年轻国家正在重建和愈合，在安哥拉人看来，截肢者团队夺冠代表了自己的祖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潜力，以及安哥拉人民从悲剧中走出、开始取得国际成功的能力。
31岁的中场球员莫莱斯（Jesus Morais）说：“我们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才能，这让我的家人非常高兴，他们有一个为国家争光的儿子。我捍卫了我们国家的旗帜。它激励着我，给了我力量，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永远以安哥拉国旗为荣。"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22年截肢者足球世界杯，卫冕冠军安哥拉对阵伊拉克获胜。此前安哥拉已经在F组的比赛中三战连捷，先后战胜乌拉圭、伊拉克和意大利晋级第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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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的截肢者足球
1997年，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基金会将截肢者足球引入安哥拉，为地雷幸存者提供康复计划。该计划在安哥拉东部的莫希科省开设了一个康复中心，该省在内战期间备受雷区摧残。
该计划的创始人之一，奥古斯托·巴普蒂斯塔（Augusto Baptista），目前是安哥拉队的教练。巴普蒂斯塔说，鉴于该地区地雷造成的大量伤害，参与体育活动被认为是让截肢者从悲痛中得到宣泄、并在社会中建立归属感的一种方式。从1997年到2014年，安哥拉国家队中约有80%的成员是地雷受害者。
据地雷咨询小组（Mines Advisory Group, MAG）称，安哥拉有超过88000人被地雷炸伤，即使在内战结束20年后，安哥拉仍然是全世界雷区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地雷咨询小组的目标是在战区寻找和销毁地雷、集束弹药和未爆炸弹，据该机构估计，数以百万计的地雷和其他未爆炸弹仍然散落在安哥拉各地。
伊拉克巴格达，球员参加为截肢者世界杯做准备的集训，一名成员使用的假肢靠在长椅上。伊拉克队的大多数球员在该国最近的冲突中失去了胳膊或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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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安哥拉队前队长约阿基姆（Sabino António Joaquim）在莫希科省长大，9岁时，他坚持要陪母亲出门跑腿，在跟着母亲时踩到了地雷，失去了右腿的下半部分。受伤后他一度抗拒使用拐杖踢足球，后来却开始感激截肢者运动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感到很高兴能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有两条腿，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机会，”约阿基姆说，“我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过着我从前想象不到的生活。”
32岁的埃利亚斯（Celestino Elias）则根本不记得那天的事情了。他5岁时在万博省中部的村庄里踩到了地雷，导致左腿被截肢，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因此小时候玩伴踢球都不带他。“踢足球是我的使命，尽管每次想参加比赛时，我都被告知不能拄着拐杖踢球。小时候，我总是为被排除在体育活动之外而哭上一场。”坚持不肯放弃足球的埃利亚斯后来接触了截肢者足球，并因为表现出色而被招募进入了国家队。在2018年的世界杯上，埃利亚斯获得了最佳球员。
30岁的吉列尔梅（Heno Guilherme）在4岁时因车祸失去了右腿，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一名出色的球员，不仅为本国打比赛，也在海外的职业联赛中踢球。在1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赢得了世界杯、欧洲冠军杯、非洲杯，以及安哥拉和土耳其的联赛冠军。吉列尔梅说，除了个人和职业的诸多荣誉，他在足球生涯中赢得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为他的家人和祖国赢来了尊重：“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每个人都为我们代表安哥拉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作者：Adam Williams
编译：安琪
编辑：框舅
排版：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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