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最大规模联赛掀起校园足球旋风
4月25日下午，随着西南民族大学足球队在主场以1：0的比分取胜，四川省首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高校校园组冠军诞生。至此，这个四川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校园足球盛会在成都落下帷幕。
“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由四川省教育厅、省体育局、团四川省委主办，四川省足球协会、省校园足球协会承办，是四川省迄今为止举办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
自今年3月25日开赛以来，“贡嘎杯”掀起的校园足球“旋风”，已经持续1个月。联赛分中小学组和高校组，覆盖四川省所有市（州），共举办10个组别261场比赛，有15万人次到现场观赛，超过4000万人次在线观看，创下四川足球赛事历史新高。
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在颁奖仪式上说，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共投入1.97亿元省级专项资金，引导全省各地和学校持续投入资金达39.4亿元，建成社会足球场1308块，截至2019年，建成校园足球场1613块。
建好足球场，还要提升“软件”。刘全胜说，此次“贡嘎杯”也暴露出问题与不足，说明各地校园足球发展不均衡，今后要不断加强青少年校园足球推广体系、教学体系和竞赛体系建设，普及足球运动。
四川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唐克红说，希望通过打造“贡嘎杯”赛事品牌，让青少年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据主办方介绍，“贡嘎杯”今后将每年举办一届，打造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校园足球四层四级联赛体系。
为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开展，四川于2016年在全国率先发布《四川省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建立四川省足球改革发展联席会议制度。2020年10月，四川省体育局出台《振兴四川足球行动方案》，提出深化教体融合，联合教育部门制定校园足球发展相关政策，通过广泛开展校园足球活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培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本报成都4月26日电
实习生 李欣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一支四川足球队，为何铁了心去湖南
4月23日的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凭借外援奥尔蒂斯一记精彩的远距离吊射得分，四川九牛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四川九牛队”）客场以1比0击败石家庄功夫足球俱乐部，取得赛季开门红。
但开心的只有获胜的四川九牛队参赛球员，球队高层和球迷都开心不起来。
赛前一天，四川九牛队发布措辞强硬的官方声明对中国足协“施压”。俱乐部明确表示，如果足协不同意本队提出的异地搬迁要求，那么背后的投资方将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投资和努力，并撤出中国职业联赛。
四川九牛队的投资方为阿布扎比城市集团。城市集团旗下拥有曼彻斯特城、纽约城以及墨尔本城等足球队，遍布欧美、亚太、南美。
在运营四川九牛队不到5年后，他们缘何决定离开四川？
四川九牛队搬迁搁置欲退出足坛声明 图/四川九牛足球俱乐部
不让搬家，是因为足协学了日本？
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城市集团与深圳的机器人企业优必选、华人文化公司旗下的中国健腾体育产业基金，三方参股注资收购四川九牛俱乐部，冠名为优必选队。该队挂靠在四川省足协下，其中城市集团占股28%。
据足球业内人士介绍，城市集团对于开拓中国足球市场的积极性非常高，也非常重视，特意选派了拥有丰富经验的墨尔本城队澳大利亚籍总经理加入到四川九牛队管理层，参与运营球队。三大投资方的共同目标是升入中超。
后因中国足协“中性名”政策，四川优必选队将队名改回四川九牛队。到2021年3月，优必选退出，城市集团成为“话事人”全权管理运营俱乐部。
在成都，四川九牛队和成都蓉城队是直接竞争对手，都在谋求生存发展并争夺市场。其中，挂靠在成都市足协旗下的成都蓉城队，经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洽谈获得了“大金主”成都兴城投资，球队战绩蒸蒸日上，并于2022年初冲击中超成功。
由于对运营球队的效果不满意，城市集团经过评估后考虑带四川九牛队搬迁，换一个城市发展。
但拦在四川九牛队面前的，是《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下简称《足改方案》），以及《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俱乐部转让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俱乐部转让规定》 图/中国足协官网
2015年3月16日，《足改方案》出台。第三章第（十）条提出，鼓励地方政府创造条件，引导一批优秀俱乐部相对稳定在足球基础好、足球发展代表性和示范性强的城市，避免俱乐部随投资者变更而在城市间频繁迁转、缺乏稳定依托的现象，积极培育稳定的球迷群体和城市足球文化。
当年年底，中国足协在西安召开注册总结会，宣布2016年1月开始，俱乐部将禁止跨省转让，后于2016年10月出台《规定》，将禁止跨省转让的相关条例写进了公开的文件。
《足改方案》和《规定》的出台有当时的背景。业内统计，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中国足球俱乐部转让近200次，同一支球队甚至出现过四易其主的情况。频繁的转让和迁移，让整个职业足球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足改方案》发布前，中国足协曾组织中超、中甲俱乐部代表到日本考察，日本足协对前来考察的人士阐述了长期扎根稳定运营的必要性。
业内人士透露，相关政策规定中提到的避免频繁迁移、多股东共同运营管理球队、中性名政策等，确实都是足球界调研日本后定下的方向和目标，足协高层希望参照前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的做法，给俱乐部去企业化，加强属地化。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足坛不少俱乐部在疫情三年中，经营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城市集团考虑将四川九牛队搬迁之际，中国足协对于各级俱乐部搬迁的态度亦出现了松动。
去长沙，被耽误了
对于俱乐部异地搬迁之事，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中国足协内部存在“反对派”。
这一派认为：“哪个地方给的政策和条件好，就去哪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当然没有错，但频繁更换城市，中国足坛很多球队最终可能演变成为‘流浪球队’，难以给城市的足球发展留下遗产。大方向上也与高层发布的《足改方案》的精神有悖，且一旦有球队要换城市，会引发一些其他球队的效仿。”
据悉，“支持派”的代表则有中国足协时任秘书长刘奕和主席陈戌源。一位接近中国足协的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四川九牛队是在2021年下半年，先后找到了二人，表达了更换城市的意向并进行咨询，获得了口头许可。”
“当时，足球业内执行的是16年出台的《规定》，这份文件还没有通过程序进行修改和调整，因此陈戌源在规则没有改的时候，就表态支持俱乐部迁移推进，多少有些‘程序不正义’。”该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但陈戌源确实也有苦衷，他意识到很多俱乐部确实存在严重的经营和生存危机，《规定》如果迟迟不改，很多俱乐部就会面临破产退出。”
“面对一些俱乐部希望迁移的要求，陈戌源做了两手准备。他首先强调的是不许‘带病迁移’，主要是怕出现俱乐部‘欠薪跑路’的乱象，并口头允许部分口碑资质较好的俱乐部可以开始推进，准备迁出和迁入的相关公函。另外，当时中国各级别联赛都在进行封闭的赛会制比赛，也确实不便推进俱乐部迁移事宜。”
“陈戌源考虑的是，找一个更好的时机，这些俱乐部可以先准备着，假如能确定顺利恢复主客场正常赛制，便召集各俱乐部进行投票，随后按流程开执委会，发起《规定》的调整与修改，最后签字。”
陈戌源 图/视觉中国
而另一位接近城市集团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得到陈戌源口头允许的情形下，四川九牛队开始接洽有意向的城市谈判，最终选定了迁至长沙，并于2022年3月提交正式的申请函。
该人士透露，四川九牛队之所以选择前往长沙，是因为昔日跳水奥运冠军，现任湖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同时兼任湖南省足协主席的熊倪非常支持。
“熊倪一直非常喜欢足球，他退役后、从政前就曾运营过足球队。另外湖南方面评估认为，长沙市的文娱产业在全国拥有极高知名度，但体育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像贺龙体育场，曾多次举办过国足比赛，但长期没有本土俱乐部，恰好城市集团在运营推广足球、扩大城市知名度方面，拥有成熟的国际化运营经验。这是双方一拍即合的原因。”
据悉，四川九牛队在提交申请函时就提出，希望在2022赛季前完成搬迁，但足协回复，因疫情等多方面原因，依然需要暂缓一年执行。
当年5月，四川九牛队又收到了中国足协竞赛部发来的《2022赛季职业足球俱乐部异地转让申请文件清单》，并进一步提交了相关支持性文件。
相关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公函文件显示，四川省足协同意迁出，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足协同意引入。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2022年9月6日，陈戌源与城市集团的一位外籍高层进行会面，向这位高层及其团队确认，收到迁移的相关文件材料，并透露2023赛季开始前就会获批。陈戌源也非常希望，中国足协在教练培训、青训等方面与城市集团扩大合作，以帮助中国足球走出低谷，城市集团的高层也当场表态全力支持。
只差陈戌源签个字
正当四川九牛队认为，一切计划就将要最终实现的时候，赶上了中国足坛的“大地震”。
2023年2月7日，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召开了2023年职业联赛俱乐部负责人会议。其中一项议题是召集中甲、中乙共36家俱乐部负责人讨论异地搬迁政策。据与会者透露，其中32票同意支持放开异地搬迁，3票反对，1票弃权。
2月9日，中国足协在媒体通气会上对新赛季的相关政策进行解读，谈到俱乐部异地搬迁时明确表示，中甲、中乙俱乐部可以提交变更会员协会申请，但“异地搬迁政策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还在征求意见当中”。
虽然投票结果代表了足球界的“民意趋向”，但是投票结果不是法规条文，不能代表现行《规定》中的白纸黑字有任何调整、增补。
而恰恰在2月14日，官方宣布：中国足协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
四川九牛队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戌源被调查后，球队管理层既震惊又焦急。因为四川九牛队已经按照‘既定节奏’，决定更改了队名，与湖南方面的一些提前达成的框架协议，按照时间节点，可能都要准备开始履约了。”
四川九牛队又透过一些渠道，去向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进行反映，希望得知迁移事宜的后续进度。据悉，杜兆才对此事不置可否，但传递出来的态度偏消极。
后续，杜兆才亦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方宣布带走调查，国家体育总局紧急成立由副局长李颖川任组长的“领导工作小组”，进驻中国足协主持日常工作。而四川九牛队的迁移之事，目前没有相关的领导敢擅自做主，发起《规定》的修改。
接近中国足协的知情人表示：“无论是杜兆才，还是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都不是中国足协主席。按照流程，依据本次投票结果发起并修改《规定》，还是得中国足协召开执委会，也只有中国足协主席签发，新政才能生效。”
不少中超球队人士也在密切关注四川九牛队的进展和动向。一位中超足球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足协已经确定新政并下发文件，九牛队肯定是在理的。但现在就尴尬在，政策本身没走到最后一步，而且是前任领导导致的。”
四川九牛队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期，我们也在一直向国外集团的高层进行汇报。此前，我们一直汇报的是进展很顺利，但现在足协高层突然连续被调查导致进程中断，我们真的很难对国外的高层解释。”
“为什么足协高层出的问题，后果要我们来承担呢？我们确实是先报备后操作，又有多方的公函和材料，这是我们最不能理解的问题。”
去不了长沙就退出？
中国足协新任“掌门人”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到位之后，还能召开执委会，修改《规定》吗？无疑充斥着太多变数。四川九牛队以及背后的城市集团想进入长沙，或许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下中国足坛处于特殊时期，四川九牛队背后的投资方虽然是知名外国资本，能持续投资，参与到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当然更好，若因为当下的不可抗力，消磨了时间和机遇选择退出，只能说令人遗憾。”
王裕雄认为，如果最终事情真的发展到“退出”的那一步，虽然遗憾，但对当前中国足坛联赛体系暂且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和冲击。“关键在于足协未来领导，执委层面在这一件事上的决策，决定了今后同类问题的处理原则，以及对社会和市场传递出的改革方向性信息。”
“不批准，可能会导致投资人‘用脚投票’离开中国足球，批准了又违背了改革的方向，似乎足协作任何决策都会‘进退失据’。问题的根源在于，虽然足球改革顶层设计中设置了很好的改革目标，但是中国足协到了具体的执行层面，又容易将一个成熟联赛中的做法，简单照搬到我们的联赛中。”
“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什么时间和什么阶段改什么？改前做哪些准备？改后产生的利弊是什么？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没有想清楚就很容易混淆改革目标和路径，错将目标当路径。”王裕雄说，“因此我觉得决策者不应该将这件事作为个例来相机决策，而是应该上升到今后一段时间的改革原则和方向上来予以考虑。”
“立足于现阶段的现实情况，我们在职业足球发展上，大概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王裕雄说，“第一个方向是我们坚持前一时期的改革成果，例如俱乐部名称的‘中性化’、不允许球队的随意搬迁等，在此情况下我们来逐步谋求恢复社会各界对联赛发展的信心、培育球市、推动俱乐部规范经营和精细化管理，在此基础上力争逐步改善俱乐部的财务状况，缩小亏损面，争取培养一批有自生能力的‘小而美’的俱乐部。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进行改革，在现阶段，可能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变小，必然需要各地动员国有企业来入主职业俱乐部。”
“第二个方向是我们打破条条框框，以阶段性问题为导向。由于目前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普遍不具备盈利能力，而且何时能够具备盈利能力也难以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亟需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要素投入联赛，此时我们可以稍作放松管制，甚至可以考虑暂时终止‘中性化’的规定，也可以允许俱乐部的跨区域搬迁。如果能吸引到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我们就能够更有条件尽快复苏联赛和球市，但同时我们要加强对俱乐部在财务管理合规性和经营管理上的引导和约束，不断提升俱乐部的获利能力。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俱乐部普遍具有盈利能力后重新实施‘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和禁止跨区域搬迁等规定。”
“这两个改革方向各有利弊，前者会很慢，似乎更稳妥；后者肯定会更快，但容易引发各种争议。哪个方向能最终成功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都应该做出选择。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更倾向于选择第二个改革方案，或许在较短周期内实现快速恢复联赛活力的概率更高。”
“无论如何，我希望能够把今天四川九牛队带来的争议，作为选择改革路径和方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选择改革方向，一是需要前期的充分论证和广泛讨论，凝聚更多的共识；二是一旦选择了某一个改革方向，就应该坚持下去，允许有试错，但改革的基调不能轻易变化。” 王裕雄说。
作者：叶珠峰
